略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

《传承》２００８年第６期杰出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精神是战争的第一大要素，物质不过是刀柄，精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而传媒正是实现精神征服的主要工具。

”［１］（Ｐ３）抗日战争中的传媒包括报刊、杂志、小说、戏剧、诗歌、电影、音乐、美术，等等，而掌握这些传媒的正是知识分子。

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凭借其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为取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来探讨。

一、抗战前夕，知识分子进行了大量抗日救亡的宣传报道，为抗战做了全面的舆论准备，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立即揭露日本的野心和暴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如无产阶级革命团体“左联”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呼吁人民奋起抗日。

张季鸾领导《大公报》的记者，详细、真实、大量地报道了日本侵略者在沈阳、新民、皇姑屯的暴行，批评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

邹韬奋大力鼓动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在他所创办的《生活》周刊上呼吁“全国人民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做积极的挣扎与斗争”。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邹韬奋发表了《上海血战抗日记》，歌颂了将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２月７日，鲁迅、茅盾、胡愈之等１２９名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大公报》、《大众生活》、《现实文学》等刊物纷纷撰文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

１２月１２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２８０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出：“与其到了敌人刀口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

”［２］（Ｐ２６１）“假如到了今日还有人想用妥协、提携、亲善，甚至游说的方式，希求敌人的觉悟，那真是与虎谋皮了。

”［２］（Ｐ２６１）知识分子的参与有力地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

此后，“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越来越高。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发表在《现实文学》第１期上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宣称：“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２］（Ｐ３１９）８月１５日，文学界的革命先驱鲁迅先生在《作家》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到：“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２］（Ｐ２８２）“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２］（Ｐ２８３）１０月１日，继“左联”宣布解散后，代表新的各种派别的作家，巴金、王统照、包笑天等２１人发表了《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知识分子首先捐弃前嫌，瞥开政见，团结抗日。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后，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

知识分子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做好了舆论准备。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竭力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发展和壮大以国共为基础的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国军民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抗战刚一爆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

接着，上海其他的各专业性文化团体，如上海国民歌咏救亡协会、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孩子剧团等相继成立。

９月１８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６周年，上海４０余个救亡团体，深入到民众中去开展演讲、歌咏、演戏、发传单等活动，宣传抗日。

全国其他各大中城市也纷纷成立救亡团体、抗日义勇队、宣传队、妇女战地服务团、教育界战时服务团等等，深入到里弄、工厂、店铺、军队、医院、农村等，开展抗日救亡基本知识的教育和宣传，支援前线，参军参战。

淞沪战争爆发后，中国剧作家协会决定组成十三个抗日救亡演剧队，除两个留沪坚持宣传阵地外，其余十一个分别前往内地，宣传鼓动抗日救亡。

宣传抗日救国的报刊杂志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胡风主编的《七月》等为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兴起，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南京等沦陷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云集武汉，武汉顿时变成抗日文化中心，出现了面向工人、农民、妇女、青少年、儿童等各个阶层的报刊杂志。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７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４月１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组建，标志文化界在抗日救国这面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巩固和壮大了抗日力量。

１９３８年４月１日，《文艺月刊》第九期发表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指出：“我们相信文艺是政府与民众的桥梁，所以必须沿着抗战到底的国策，把抗敌除暴的决心普遍的打略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肖利江（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桂林５４１００４）［摘要］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抗击外敌入侵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支持抗战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有贡献。

［关键词］进步知识分子抗日战争贡献９２《传承》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入民间，同时，把民间的实况转达给当局。

”［３］（Ｐ１４）文艺工作者以唤起民众为己任。

在保卫大武汉的浪潮下，“文协”开展了“抗日宣传周活动”和“七七献金活动”，采用多种形式如街头演讲、歌咏、漫画、说唱、放电影等，歌颂前方将士的英勇抗敌事迹及牺牲精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狠和残暴，激起全国民众的仇恨敌忾心理和情感，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４］（Ｐ５１１）“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然而这一切，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４］（Ｐ４８０～４８１）知识分子写出无数优秀的诗歌、戏剧、电影、小说、报告文学等，以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鼓动全民一致对外、共同抗战，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神话”，迫使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

三、采用迂回曲折、灵活多样的方式继续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方针，遏制各种分裂妥协投降活动，更深入地接近民众，唤醒民众自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原沦陷区的知识分子，除少数继续战斗外，大多数有的前往抗日根据地，有的去前线，有的到敌后，有的去后方，全国形成多个文化据点。

在国统区，因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由军事打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内反动势力开始对抗日的进步文化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压制和迫害，整个知识界处于一片黑暗中。

然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分割的文化区域形散实聚，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力量，充分利用“文协”、“第三厅”、“文工会”统一战线的性质，与国民党展开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

为了冲破国民党的重重禁令，文艺界人士改变斗争方式，如广泛举行各种纪念会和祝寿活动，各地报刊杂志如《新华日报》《抗战文艺》等出各种特刊，通过缅怀革命前辈坚定的抗日立场、顽强坚韧的战斗精神，来增强团结、鼓励斗志；发起援助贫病作家运动和为因贫病交加而死去的作家开追悼会，揭露国民党对作家们的迫害罪行，鼓舞作家们继续抗战的斗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将抗日文学运动与民主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如田汉、欧阳予倩等组织和领导的规模宏大的“西南剧展”，就是抗战戏剧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最初结合。

这些措施推动国统区文艺界走出黑暗阴影，遏制了分裂，坚持了抗日的民族大联合。

１９３９年４月９日，《新华日报》发表《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社论，号召“广大的作家群到敌人后方去”、“文章入伍”、“文章下乡”。

文艺界组织“战地访问团”和“慰问团”，作家们深入到前线、敌后、民众中，写出了一大批真实的反映将士和民众的抗战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如老舍参加北路作家慰问团，长途跋涉５个月，１万多公里，写出《剑北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暴露国统区的黑暗和反动，描述前方将士的英勇抗敌和后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四、知识分子在为军民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努力提高生产力，加强抗战的物质基础；发展教育，培养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输送了大量抗战人才，增强了军民抗战的实力随着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及华中的沦陷，各文化机关被破坏，图书仪器被劫掠，教师学生被俘虏。

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的绝大多数中、高等院校被迫内迁到四川、云南、陕西等西部地区，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内迁高校的师生为抗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首先，以“兴利除弊”为原则，结合各自迁居地的不同的自然条件，发展当地经济生产。

如在遵义山岳一带推广马铃薯，在四川省引进和培育小麦新品种“金大２９０５”、蕃茄、柑桔、“金皇后”玉米良种等，促进了战时社会生产的发展，为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各高校设工、农、商、医四大类专业课程，有些增设国防课程，直接提供各类前方军事技术、医疗护理及后方开发所需的抗战人才，增强了抗战的实力。

此外，进行的科研项目与抗战密切联系，如严济慈研究制造的望远镜、显微镜等各种光学仪器，供中国军队和盟军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李温平发明一种铺路方法，铺设了缅甸公路，保证了战时国际军事供应线的畅通。

这些都及时地解决了抗战的困难。

因各种缘由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反对日本进行奴化教育，如１９４１年前，一些爱国青年进入原由外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并此为掩护，进行抗日爱国活动，如向解放区秘密运送药品、仪器、技术人员，保护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等。

许多奔赴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组织各种抗日文化社团，创办各类学校，推行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以“抗战”为服务宗旨，结合生产劳动，培养了大批文武双全的抗战人才和生产能手，教育和动员无数工农群众参加抗战、积极生产，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当中华民族危机重重、濒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以笔为武器，唤起中华民族的仇、怒、气，反过来，民众的觉醒和抗战也增强了知识分子的民众意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加强了中国民族抗战的战斗力量，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如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所指出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