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
民间故事：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个值得⼤书特书的⼤时代。
对于知识分⼦来说，这样的⼤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世纪。
⼆⼗世纪短短的⼀百年间，其变化动荡的程度、周转复始的更替，⼏乎等于过去⼗个世纪。
在整个⼆⼗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
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代、五四⼀代、后五四⼀代和⼗七年⼀代、*⼀代和后*⼀代。
现将这六代知识分⼦作粗略概述，供读者参考。
▲第⼀代：晚清⼀代最初出现在⼆⼗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代知识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为代表。
他们⼤多出⽣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本转⼿⽽来，常常显得⼀知半解。
从⾻⼦来说，这⼀代⼈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
由于背负着⾃⾝千年之久的传统的重负，以及对西⽅焕然⼀新的⽂明本质的⼀⽆所知，晚清⼀代的知识分⼦在⼏不见光的⿊暗隧道之中艰难地爬⾏摸索，探求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存之道。
他们是思想的先⾏者、⾰命的先驱者。
但是，他们在社会变局之中的⾝份以及⾔⾏形成极⼤的冲突，“世纪末的悲哀”与“世纪初的迷茫”，使得他们⾎液⾥涌流着中华千年传统⽂化，笔底⼝中却充斥着外来⽂明的新思潮。
当晚清⼀代知识分⼦⾯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他们⼀⽅⾯寻求⽣命的价值及意义，⼀⽅⾯也竭尽知识分⼦“以天下为⼰任”的胸襟来关怀蜩螳的国是。
他们是跨世纪的⼀代，既是中国历最末⼀代⼠⼤夫，⼜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
▲第⼆代：五四⼀代1915年以后，新的⼀代知识分⼦崛起了。
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这代⼈，⼤多出⽣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
之所以说第⼀代，是因为他们不再⾛学⽽优则仕的传统⼠⼤夫⽼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的独⽴职业，⽐如教授、报⼈、编辑、作家等等，⽽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中⼜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都放洋⽇本或欧美留学，对西⽅⽂化有⽐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
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拥有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学术能力的人群。
他们不仅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更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推动力量。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古代，中国就诞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如孔子、老子、孟子等。
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更加突出。
他们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承担着传播知识、普及教育的责任。
他们在教育界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在科研领域深入钻研，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文化界进行创作，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艺术；在社会领域开展思想和政策研究，为国家的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
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仅仅关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他们更关注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他们积极倡导民主、法治和人权，为社会的进步和改革发出正义的声音。
他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关注弱势群体，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出一份力。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可能不如预期。
同时，社会的舆论环境也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知识分子可能在追求学术成就和个人利益之间存在选择困难。
此外，知识分子还面临着社会的期望和责任压力，必须承担起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义务。
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和学术研究，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学术能力。
他们需要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关注社会问题，为社会的进步出一份力。
同时，社会也要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会，鼓励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群体。
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专业能力，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学术研究，更关注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和学术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必将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义的启示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义的启示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呈现出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成了公认的、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
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产生、流传于西方世界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披着一层社会主义的面纱，在中国大地上竞相传播。
互助论也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
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互助论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影响，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既有国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心理因素。
随着工读互助团实验的失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最终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一互助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其创立者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
克鲁泡特金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其代表作《互助论》(Mutual Aid)(原名《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中，他根据许多事实，反复申明：动物同种里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形，只有互助维持的趋势，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环境的严刻。
互助的利于生存，则因少费能力而能保持极大的公益。
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动物多繁衍，强盛。
……所以动物的互助，也正是进化的公例。
在此基础上，克鲁泡特金断言：达尔文说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不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互助才是一切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
“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
”恰恰相反，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6、77页。
)把生物界的互助进化规律套用来考察人类社会，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不仅是动物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并在人类互助进化中实现正义、平等、自由等“永恒”的原则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一、本文概述《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形成、发展和社会影响。
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发表言论、提出建议、引领思潮等方式影响社会发展。
本文将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背景、现实条件和社会环境，探讨其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势，评估其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在问题。
文章首先回顾了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演变和内涵的拓展，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的特质和角色定位。
接着，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基础，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交流等因素对公共知识分子成长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构成特点、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以及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交流、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文章也指出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加强等。
文章提出了促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教育培养、优化社会环境、完善政策机制等，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二、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背景在探讨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背后的历史背景。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重塑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深刻影响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地位。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从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和启蒙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通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觉醒和进步。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害和边缘化。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
浅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中国古代文人，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试图寻求一个与自己人生价值平衡的契合点，已达成自己的人生抱负，他们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宗旨，为君主，为国家，为民族，为信仰。
孟子在生死礼义间坚持信仰，坚守本心，不愿苟且偷安，不愿失其本心。
因为与齐王意见相驳而辞去齐卿，拒绝齐王的挽留。
诸葛亮为了对刘备的承诺，写前后出师表，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告诫蜀后主，推文举武，报先帝而忠陛下。
诸葛以汉室的兴隆为己任，虽丧命与五丈原，败于司马懿，但虽败犹荣。
然而，并非所有的贤臣都有明君赏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在饱经挫折打击，历经风雨坎坷后，文人们的心逐渐黯淡。
他们对黑暗的社会叹息，对昏庸的君主失望，他们试图改变现实的苦难，却频频遭挫。
他们不得不出世以逃避现实。
屈原怀着满腔的无奈与悲哀，发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呐喊，自沉汨罗江。
庄子则化而为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适南冥，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而至逍遥。
陶渊明归隐桃花源，不复出焉，与外人间隔，落个眼不见为净。
这种对应，摆脱了世俗的羁绊，逃避了尘世的挫折。
但想象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这种应对之策，过于消极悲观，一味的躲避无法改变自身处境，改变社会现实。
与其一味抱怨躲避，倒不如有所改变，有所行动。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最好的心态。
多次遭贬依然直言上谏，忧民忧君，不为仕途，只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为了忠君爱国的价值追求。
八月的秋风裹挟着根根茅草，耳畔回响的是杜甫颠沛流离时的叹息。
安史之乱后，杜甫辗转经同谷至四川，穷困潦倒。
在好友的救济帮助下才暂时定居草堂，本想以诗酒自娱，安逸闲适，但一场暴雨唤醒了他对现实的忧思，对天下寒士的关切。
然而。
这些文人墨客因不满社会所做出的尝试，很多都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甚至致使他们一再遭遇贬谪、流放的苦难。
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仅仅是个知识分子。
或许有的人职位不小，但在皇权的控制之下，特别是在一个庸君之下，注定难以实现心中的抱负。
中国知识份子是怎样被集体驯化、被趴下的
中国知识份子是怎样被集体驯化、被趴下的知识份子到今天，已不能成为一种阶级了。
照阶级理论的先驱们坦言，他只能作为激进阶级的附庸和协从者的角色而存在。
为什么一个最能明白文化渊源又应该最能理解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群体堕落成为了奴性文化的坚决拥护者，而不惜奴才自污以媚取自存，究其原因，请听听老学者的分析吧。
《天狼启示录》可以这样说，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
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两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了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
王阳明说过：撼山中贼易，撼心中贼难。
对于传统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恐惧的，当是知识分子的思想。
如果任由这些人自由思想，胡思乱想，那世界就乱套了。
所以，统治者都喜欢统一思想。
比如老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独裁，被人简称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思想，一个脑袋。
不用说，老蒋是在继承中国的传统政治。
不过，这传统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几经打劫，直到明清时期才完全趴下，成为一个脑袋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劫，首先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韩非云“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秦皇一听，知音啊。
大一统之后，收天下兵器，铸造铜人。
可是在始皇眼中，书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广收天下书，并效仿东方鲁、齐等国的博士官制度，设博士70名，用他们通古今、备咨询。
博士之下，又有诸生2000余人。
这些博士约相当于我们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有点弄不清自己的位置，总之，在给始皇拍马屁的时候拍出火星来了：博士长官仆射周青臣，说秦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于越说，应该效仿三代的分封制，这样才能统治长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末了还不忘加一句——周青臣当面拍马屁，加重了皇上的过错，不是个好东西！秦皇判断不出谁的马屁好，就把马屁下移给丞相李斯，李斯就把这马屁加了点油盐酱醋：儒生们懂个屁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禁之便”。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会计1003金洁12近代的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社会矛盾尖锐，人民渴望获得安宁。
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最后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解救中国的指导思想。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让我们从以下慢慢分析。
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际格局深刻变化，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背景。
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受到外国主义。
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座大山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地灾难，这也促使有志之士寻找救国的方式。
农民和地主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
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的农民大起义。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
革命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
这种现象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探索，这些事实证明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都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思考新的救国思想。
就在这时，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吧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指有独立思考能力、以阐发或者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者。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受西学影响，朦胧地把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区别开来。
如称知识分子为"学界分子"，称知识阶层为"知识界"等。
直至1921年(辛酉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两词。
1933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
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而消失。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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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钱穆先生《中国知识分子》
钱穆先生在文章之初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进行了叙说。
他认为自古至今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核心。
以至于他们既不完全陷入宗教也不向自然科学深入，他们的知识对象集中在政治、社会、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
总结他们的特点，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就是“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
”
“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乃是春秋孕育了战国。
”我认为此话说得十分有理。
从春秋说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经超出了天鬼神道的迷信，摆脱了传统的宗教气息，而把重心转向了人文精神。
他们集中专注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从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地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的狭隘观念自限。
他们不撇开人事，也不一心地向往广大的宇宙，探索自然物理。
因此，他们没有西方宗教的性格，也缺乏西方科学精神，但在人文本位上，则已渐渐地到达了融通开明的境界。
此后，战国平民学者兴起，贵族阶级突然陵替，其间并无贵族平民两阶级间的剧烈斗争，而列国封建经两三百年的过渡，造就另外秦汉大一统。
此等历史业绩，推溯根源，归功于春秋时代贵族学者的气度心胸和他们学识修养的造诣。
所以，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而是春秋孕育了战国。
在关于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为什么看轻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深究这方面，钱穆先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在中国学者间，对于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是当做一种博闻之学，而不把它们当做工作或生活的中心。
相比较之下，他们更注重那些能够对自己的仕途道路有所帮助或是对自身发展更具价值的事情。
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原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如果一个人只专注于此类的知识会被众人视为异常，且群众都会认为是不务正业。
因此，这些知识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
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等一切人文圈内的事，在中国学者的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因此治天文、治算数之类只转入到历法方面，让其有益于农业的发展。
阴阳家邹衍用了一辈人把当时仅有的天文知识强挽到实际的政治应用上，既讲天文也讲政治原理、仁义道德、人文精神。
至于音乐方面，中国学者们只把它当作是一种提
高人文修养，期求达到内心与人格的理想境界相结合的一种工具。
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是如此。
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的工具。
因此在中国知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
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而只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然此类知识不能有所发展。
钱穆先生认为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缩性。
这种意识形态一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
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的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此人文理想，则是从人生大群的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推阐寻求得来。
此精神，在春秋时代尚是朦胧不自觉的，直到战国才达成一种自觉境界。
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文化理想、人生理想中衍生出，政治只成为文化人生的一支。
这一理想，纵然不能在实际政治上施展，但依然可在人生文化的其他领域中表达。
主要则归本于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家庭生活。
孔子《论语》中已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是说，家庭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也就是政治理想，它们同属于文化人生的一支。
因此期求成为一个理想人或是一个政治家，是要把政治事业融化到整个人生中而言的。
若单把政治从整个人生中抽出而独立化，即失去了政治的本原意义。
要专意做一个政治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理想人。
《大学》直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而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庄周亦说“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
治国、平天下，也只在实现人生文化理想。
此种理想，必先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才能在大群人身上实现。
若这一套文化理想，并不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哪有能在大群人身上实现之理？因为大群人只是各个人的集合，没有各个人，就不会有大群人。
人生本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是使人人能成为圣人。
换言之，在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一工夫，先从个人自身做起，此即所谓修身，所谓挈矩之道。
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
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
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
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已先完成这件事。
这一理论由儒家特别提出，实则墨家、道家在此点上并不与儒家
相违异。
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规范，个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
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的实践与表现。
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孔子、墨子、庄子，他们所理想的普通人格的实际内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寻求一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特殊人格这一根本观念，而此种理想的普通人格，则仍从人文精神中归纳而来。
因此，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
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
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
因此他们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地带有一种宗教性。
至于特殊性的人格，超越大群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个人主义，始终不为中国学者所看重，这又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
战国学者在理论上，自觉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描绘出此两种特色，以此指导中国历史文化走上一条特殊的道路。
钱穆先生详述了从春秋时期到近代的知识分子的具体状况，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社会经济也随之变形，以前知识分子安身处之，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使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
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
我个人十分欣赏钱穆先生在文章中说到的：理想是一件百衲衣，人才也是一件百衲衣，这须待自己手里针线来缝绽。
哪一条针线不在手，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
的确，理想与知识用在了对的地方就是有无穷价值的，反之则无益。
理想与才能是握在自己手中的，如何运用就要看个人的人格修养与品行了。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遭遇是艰苦的，职责是重大的，凭借是单薄的，培养是轻忽的。
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
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僧厌西方。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
中国将仍还是一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
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
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此则端在知识分子之自身努力。
一切外在坏境，全可迎刃而解。
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
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
中国文化是该有新气象的时候了！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新中国的知识分子起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