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现当代小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首创是鲁迅，在鲁迅刻画的知识分子群像中，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群体，他们无论是悲剧命运的主人公，还是悲剧命运的反思者，都在中国社会那个风云变幻变革期的文化夹缝中演绎着“过度人”的角色，虽然性格并不是完美，但他们毕竟显示出了中国文化变换的特殊的特征，这对现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定位和价值判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形象。五四时期，在西方近代思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个性逐渐觉醒，外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与他们的内在要求相吻合，理性的反叛意识就成了他们反抗封建吃人礼教的精神动力，主要代表就是鲁迅，比如他的《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狂人下鞥在新式的学堂受过教育，在研习中发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现实的秘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于是，狂人激励反抗着着吃人的礼教，并以狂言，诳语，狂态来打破人的认知，但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不可理喻的疯子，还尽力救治他。他还是一个觉醒的敢于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作者对一个启蒙者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处境下象征性的表达，小说里的狂人岁披着狂人的外衣，但是却有着反封建的性格，以他来揭示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历史呼喊。

“多余人”知识分子形象。在30年代，有一些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人生选择以及在这种选择中的幻灭，动摇，软弱，妥协乃至悲哀失败题材的小说大量涌现。比如善写软弱，忧郁，感伤的知识分子，主要作家就是郁达夫，他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零余者的形象比如：《过去》中的李白时，《微雨的早晨》中的朱雅儒，《唯命论者》中的李德君等等，这些知识者仍然是一些游离于主潮的边缘人，零余者，他们中有的过着似“隐士”的生活，有的是宿命论者，有的虽有一些反抗，不满的情绪，但终究无能为力者。

而在《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

因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被学校开除，因而为社会所不容。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着和追求着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的拖累，这种热情受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为了“忧郁症”的患者。他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联，因而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强烈的表达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青年中引起同病相怜的强烈共鸣。

大多数作品选和文学史对这部小说都做以上的解读，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调小说中主人公爱国的社会意义。事实上，我在读过小说之后，觉得小说中“我”几次写到“祖国”，都和传统意义上的爱国并无太大关系，只是“我”自怨自艾时的一种借口。

小说中“我”的感伤，大多是由于所谓的“忧郁症”导致的敏感、多疑、偏见造成的，由于“我”本人的性格弱点使自己产生痛苦，是一种病态的痛苦，作者只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将这种痛苦表现出来而已，将小说的主题与“爱国主义”融合，更加体现出“我”的忧郁之感。而从叙述者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在描写到主人公的某些内心情绪时，会有一些近似调侃的句子出现。

如描写到他与兄长之间发生了龃龉，并写信与兄]“绝交”，描写他心中“恨他的兄长竟如同蛇蝎一样”，然后写道：他“把他兄长判决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把他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同瀑布似的流下来。”

在这一番描述中，作者虽然没有出面分析主人公的极度“自我中心”的错误，但语气显然是不赞同的。

总之，我以为：

与其说《沉沦》中的知识分子“我”的形象既是一部社会悲剧，又是一部性格悲剧。

“我”在那样黑暗的中国社会环境中，社会很难使他有改造的动力，因而不可能感到快活。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一个恋慕少女的少年内心的情绪躁动。小说的作者是一位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进步作家，《沉沦》也是一部无法回避的代表作。加上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上的教育，使得“我”更加在性格上，更加封闭，造成性格上的悲剧。由于没有受到西方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而是自己陷入到性

格上的沉沦当中，这种性格上的沉沦，很容易使小说中的“我”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相联系，从而更加表现自己性格上的悲剧。让自己不断地在性与理智中陷入苦恼。让自己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挣扎，“我”的意志的不够强大，更加加重了自己挣扎的苦难，最后，在社会和自己现实中中的性格的双重悲剧下，走向自我的毁灭，这是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还有一位“多余人”得主要作家就是巴金，巴金曾对《爱情三部曲》又过说明：《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这迟疑，矛盾和行动可以看作理解这三部作品的关键词。

革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代表应该是蒋光慈，大革命失败后曾出现过一批被瞿秋白称作为“革命的浪漫蒂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故事比较一致的符合“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蒋光慈是其开山之主，他的《冲出云围的月亮》是主要代表作，这部小说完整的写出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沉浮，将一个彷徨的，意志薄弱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完整的揭露出来了，主人公王曼英从幻灭，虚无到变态的复仇，从自暴自弃，绝望的想自杀到重新唤起求生的意志，重归正途，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蜕变过过程。王曼英的形象在当时十分具有典型性。而且蒋光慈的一些作品，对知识分子在转变过程中的心理矛盾的描写，还是比较真实，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实际。这一类作家中还有洪灵菲，他主要写爱情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洪灵菲借作品中人物沈之菲之口说：“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有人驳问沈之菲“革命和恋爱，到底会不会冲突呢？”沈之菲这样回答：“那一定是不会冲突的。人之必须恋爱，正如必须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他认为“把生命视为革命，为恋爱而牺牲，真是多么有意义啊！”（《流亡》第七章）这是从个体生命的直接体验而得出的结论。

被讽刺的城市知识分子形象。张天翼是写短篇的圣手，他写了很多官僚市民的形象，也有一些市民知识分子形象，但是作家往往是采取轻蔑和嘲笑的态度，对于他们的恋爱方式，生活态度，“向上爬”的哲学都给以辛辣的讽刺，灰色调是他的主色系。比如小官僚的有如邓炳生（《皮带》）和华威先生（《华威先生》），知识分子的有如老柏（《温柔的制造者》）等。邓炳生的“愚腐”表现在他对“官”的强烈的虚荣上，他挂上代表军官身份的斜皮带前后患得患失的内心世界便是如此。他来到首善之区找梁处长，请他“栽培”，因一时找不出恰当的空缺，而与上士住在一起，上士是“读书人”，是先进者的代表，于是自己也似乎沾染成为有识之士，他能够、也敢于大骂“长”之类的人物，可是当他摇身一变成为带皮带之人时，他又后悔当时与上士们在一起时的失言，怕别人在背后里谈论他的“高等小学没毕业”，甚至于常去偷听人家说话。而他带上皮带是想在“他回乡去的时候，用额头看人”。这种“愚腐”不啻于阿Q当年想革命的用意。

总之，知识分子的形象随着历史的改变还在不断的变换更新，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形象群体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群体，比如后期有困境中突围的知识分子形象，边缘的游离者形象，还有欲望中的迷失者形象，再比如现在凭文凭吃饭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群体等等，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更改，交替，偶尔有缺少，但绝不可能断裂。

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画廊中,数不尽的知识者形象宛如一个个沉重的音符,在漫长而又短暂的历史岁月中,连缀成一支凄切而悲凉的回旋曲。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笔下打破“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闭矣”的萧条沉闷局面,而又“使人一见就感觉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茅盾语)的“狂人”;在颓唐与绝望中咀嚼孤独的吕纬甫、魏连殳;不堪“虚空的重担”而悔恨、悲哀的子君、涓生;冰心笔下报国无门而不得不再次飘洋过海的英士(《去国》);憧憬崇高理想而又为现实碾碎了青春梦幻的淑平、英云、冰心(《秋雨秋风秋煞人》);苦苦探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