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的圆融哲学

天台宗的圆融哲学天台宗的圆融哲学[作者: 潘桂明来自：《世界宗教研究》2012 年1 月19日佛学研究网(资料图)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了天台宗圆融哲学的基本内容，认为它在认识论方面是宗教神秘主义。

第二部分探讨了这种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指出它的建立是中国佛学根据中国社会实际需要而在思想理论上对印度佛学的创新，其宗旨在于调和现实的阶级矛盾。

第三部分着重强调性具善恶说是天台圆融哲学使佛学适应中国封建伦理观念的尝试。

最后部分评述了这种哲学对后期天台宗、禅宗、宋明理学的影响。

天台宗哲学成熟于智顗( 538-597 )之手，其内容分教、观两个部分。

“教”是建立五时八教的判教说；“观”是依中道实相理论而建立三谛圆融说，依性具学说而建立一念三千说。

为完成圆融哲学，智顗特别重视止观学说。

止观，原意是止息散心，观想简择，获得般若智慧。

它是佛教一种修持方法。

智顗说止观，则把它系统化、理论化，并由此而发展为三谛圆融、一念三千哲学。

他认为：“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

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借”。

“若人成就定慧二法，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智顗把止观和定慧一致看待，从而扩大了止观的实际含义。

正如灌顶所说，在智顗那里，止观学说“摄一法佛法，靡所不该”。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一）智顗关于止观学说有四部专著。

其中《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代表他早期的止观学说，它将以往有关禅法的著述作了系统的整理，是禅学的集大成。

《摩诃止观》标志智顗止观学说的成熟，称为“圆顿止观”灌顶介绍智顗的三种止观，认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俱缘实相，同名止观”。

他重点指出，圆顿止观，在发心之初便契入实相，“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无不真实。

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它的终了也是实相：“纯一实相，实相外更无别法”。

（《摩诃止观》卷一）因此，智顗止观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实相理论（佛教以世俗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假相”，只有摆脱世俗认识才能显示事物“常住不变”的真实相状，故名实相。

实相与真如、涅槃、性空、法性、无相为同等概念）。

智顗的实相理论师承自慧思，所依经典是《法华经》、大品《般若经》，所据论典是《大智度论》、《中论》。

他由中道实相而创“三谛圆融”学说。

据《佛祖统纪》卷六，早年慧文在读到大品《般若》第二分讲三种智慧时，联系《大智度论》的解释，说三种智慧可以由一心中得；又联系《中论》“三是偈”，以三谛配三智，从而创立“一心三观”说。

“一心三观”表现的是中道实相，其要义是在同一时间于一心中观察到空、假、中三种实相。

据载，慧思依据慧文“一心三观”说，联系《法华经》“方便品” 所说“十如是”，提出“十如”实相说。

“方便品”云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

（见罗什译八卷本）这是说，一切诸法都是实相，“如” 亦名“如来”，是诸法的本性，是真谛，属诸法之体。

实相所表现的具体现象，可归纳为十类，即“十如是”。

因此“南岳师读此文，皆云如，故称为十如也”。

（《法华玄义》卷二）智顗继承和发展“一心三观”和“十如”说，提出“一心三谛”说。

他认为观心是不可思议境”，这“不可思议境”便是“一心三观”，“一心三观者，正是圆教利根菩萨之所修习”。

（《维摩经玄疏》卷二）《摩诃止观》系统介绍了他的“一心三观”思想，同时把假、空、中“三观”与俗、真、第一义谛“三谛”以及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三智”结合运用，指出它们的关系是：“名异义同。

轨则行人呼为三法，所照为三谛，所发为三观，观成为三智，教他呼为三语，归宗呼为三趣。

”（卷五）三者名异而义同，其所以如此，原因在由一心统率。

智顗认为，“只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

（同上）“观于心性，三谛之理不可思议，……空、假、中心，即三而一即一而三，名为悟；空，假，中心，非空假中而齐空假中，名为入。

是为一心三观，而分开示悟入之殊也”。

（《法华玄义》卷四）就是说，悟入三谛之理关键在一心。

由此“一心三谛”，他又结合一切“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法华玄义》卷一）的实相说，发展为“三谛圆融”。

他认为，三谛是实相的三种形态，“即空即假即中，无一二三而一二三”，（《摩诃止观》卷一）相即之理没有差别。

而“心名不生，亦复不灭，心即实相”，（《法华玄义》卷一）心也是实相。

因此，三谛不能加以分别、隔历，“分别者，但法有粗妙。

若隔历三谛，粗法也；圆融三谛，妙法也”。

（同上）他认为只有圆融三谛，一心同时观三谛，实现“圆妙观心”，（《法华文句》卷一）才是妙法。

与“三谛圆融”相联系的另一重要学说是“一念三千”。

“一念三千”建立于《法华经》“十如”实相说以及“十法界”说、《大智度论》“三种世间”说基础上，实际上是三谛圆融实相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因为，一念三千的“一念”是心的活动，它的关键也是“心”。

同时，十如、十法界、三种世间也是实相，不出三谛范畴。

《法华经》十如是说已如上述。

十法界之名是；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凡）；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

《大智度论》所说三种世间为：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阴世间。

智顗综合运用这些教义，建立“一念三千”说。

他说：“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

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

苦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

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后；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

（《摩诃止观》卷五）他认为，从心与法界的关系看，一念心便具十法界。

世界一切诸法可以十界概括，十界“分齐不同，因果隔别，凡圣有异”，虽有差别层次，但从理体上说，“当体即理”，“此十皆即法界，摄一切法”。

（《法华玄义》）卷二）同理，一念心也必同具十法界。

依据“十如”实相说，既然诸法实相是如，十法界都是如，所以有“十界互具”之说。

互具的结果是，一法界同具十法界、百法界。

三种世间也因十如而成三十种世间。

百法界便具三千种世间。

这三千世界虽纷然杂陈，但只在一念心中，所以称之为“一念三千”。

“三谛圆融”、“一念三千”的提出是智顗着意对佛教止观修习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并使它们成为天台宗圆融哲学的基本内容。

天台宗认为，人们通过宗教实践，掌握这些宗教神学原理，便可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完成由凡入圣的过程。

天台宗的哲学根本否认有任何物质性的事物存在，而将客观世界全部多样、复杂的现象归纳为一念心的表现。

它完全颠倒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理论。

这一唯心主义理论的根基是中道实相说。

三谛从不同角度看分而为三，但实际彼此相即，相即的根源在于：三谛都是实相的表现。

天台宗和二论宗同属印度龙树所创大乘空宗系统。

三论宗依《般若经》，着重《中论》“八不”颂文（“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天台宗依《法华经》，着眼于《中论》“四谛品”颂文。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

三论宗创立者吉藏以“八不”思想结合真、俗二谛谈“中道”；天台智顗则从三谛入手，立圆融三谛学说。

智顗认为，“空”、“假”、“中”三者是“非一非三” “而一而三”的关系，它的、中”是三谛圆融的“中道”这一中道观，比三论宗的中道论更具有圆融现象界的特殊意义。

天台止观的“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观之“心”，一是所观之“境”。

能观之心，是一实相；所观之境，是为三谛。

以三谛圆融为背景的“一念三千”说同样体现了在实相基础上的圆融思想。

一念三千也以“心”为中心，把“一念心”作为问题的关键、实质。

所谓“一念三千”，是说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每一最短促时刻便具足圆满整个世界的一切，所以整个世界是没有差别、圆融无间的体系。

作为圆融的方法，两者都以“相即”说为媒介。

除了三谛相即学说，智顗还创立了“六即”说。

六即是：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似即、分真即、究竟即。

他解释、理即”义说：“理即者，一念心即如来藏理。

如故即空，藏故即假，理故即中。

三智一心中具，不可思议；如上说三谛一谛，非三非一，一色一香，一切法，一切心，亦复如是。

是名理即”。

（《摩诃止观》卷一）如来藏，是说一切众生本具清净如来法身即佛性。

智顗把如来藏一语分开单释，且将“如” 作“十如”之“如”释藏”则释作“假”“理即”便是一心与经过女口此任意释义的如来藏相即。

通过这一相即，便将空、假、中三谛纳于一“理”之中，三谛相即相融。

不仅三谛而且一色一香，一切法，一切心也相即相融，从而扩大了圆融的范围。

他说：“圆观诸法皆云六即。

故以圆意，约一切法，悉用六即判位”。

（《摩诃止观》卷一）他就是要用“圆观”来说一切法，而这种“圆观”的根据便在六即。

由上可知，从认识论上说，天台宗把一心等同万法，而能观之心和所观之境本质上又都是精神实体，所以，用能观之心去“观”所观之境，只能是精神的相互作用，是一种纯粹的唯心主义臆造，是宗教神秘主义的典型例证。

智顗创立天台宗，前期注意判教体系的完成，以确立一宗的地位；后期则重视三谛、三观的圆融理论和止观实践，以进一步完善它的宗教体系。

任何哲学理论总是一定社会背景的产物。

天台宗圆融哲学的建立是中国佛教按照中国社会实际需要而在思想理论上对印度佛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

这一哲学并非一种纯粹的、自我圭寸闭的理论，而是与天台宗的宗教实践紧密联系的完整体系。

它事实上成为天台宗各项旨在圆融的实践活动的辩护和依据。

大体说，圆融哲学的创立具有两方面的根本用意，一是调和佛教内部矛盾，二是调和佛教与世俗社会的矛盾。

试予以分析。

智顗以止观并重、教观共举，体现了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方向，对天台宗独立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智顗的宗教活动集中在陈、隋之际，这是政治上由南北分裂走向统一的转变时期。

统一的历史趋势和统一的封建政权的建立，要求与之适应的统一的宗教学说相配合。

圆融哲学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

同时，统一的政治、经济形势促进了文化思想的交流，也促进了佛教学派的相互补充、吸取，使智顗有可能吸收南北佛学之长，将禅的实践与经典义解结合运用，造成“教观并重”、“行解相应”的天台宗风格。

南北朝时期，北方禅师多重禅修而少重义解，所谓“修修释子，眇眇禅栖者也。

（《水经•淄水注》）菩提达摩在北魏境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以“理入”、“行入”两门传授弟子，“藉教悟宗7〈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以达自觉圣智的自证。

这种禅、教并重的禅法与当时北方流行的以实践为根本的禅法不同，因而受北方禅僧强烈抵制、排斥，史传达摩遇毒，慧可、林法师遭贼斫臂，大概与此有关。

达摩禅后来传入南方，始有转机。

南岳慧思早年也是一名注重苦行，强调实践的北方禅僧。

先时于“昼夜摄心”“束身长坐”中未得开悟后来因诵读《法华经》而“霍尔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