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学思想对当今中国外交的影响

引言：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的确，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军国主义思想，没有侵犯过其它主权国家一寸领土，更没有殖民统治的罪恶记录。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并自古延续形成了中国和平文化的优良传统。

浅谈儒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外交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根深蒂固，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发展完善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代中国的外交层面自然也概莫能外。且不论中国我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是出于什么样的真实目的，但就其政策本身来看它确实拥有着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并且着重突出了“中庸之道”“忠恕之道”“重义轻利”“和睦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方针与政策。

一、中庸之道

中庸即是善，是适度。中庸是中国儒家道德智慧之精髓。徐复观《中庸》的注解：“中”，是恪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之意。《中庸》中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之道就是让处事人排除个人情感，好恶的偏向，秉持理性的、现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观念，客观地分析和把握所要处理的问题及其变化，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择其中者而行之，做到既无过分也无不足，既不冒进，又不保守，而是恰如其分。《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而时中也”。此句说了中与时的关系，指出中是随时而中因时而中，也就是说是根据时机的变化，灵活的适中的处理问题，决不是那种不分场合不分条件的随意折衷。儒家认为中庸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和处世艺术。

中庸之道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我国外交策略及其活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这一特色的外交方针，其实是与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实践。万隆会议举行之际，与会国不论其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还是国家的发展程度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再加上一些国家别有用意的破坏。与会各国存在各式各样的意见和立场，甚而引起争论与冲突，会议几近破裂。关键时刻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恰到好处的缓和了与会国的矛盾，并且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各国所面临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同样着面临着历史使命，以及表达了中国和善、和解等原则和立场。“和”而又“不同”，以此突出了各国共同的利益和共同认识。针对各国的问题周恩来都秉以刚柔相济的态度做了严密而周详的回答。此后，“求同存异”成为中国外交上的一大基本准则。可以说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也是体现了中庸之道。邓小平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严峻形势下，审时度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题，从而为中国之崛起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毋庸置疑，这一决策同样做到了“君子时而中”。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局面也进一步得到开拓。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总之，孔子的“中行”与“中和”都贯彻在了中国当代的外交思想中，即“无过”又无“不及”，充分反映了儒学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慎独自修,忠恕

宽容,至诚尽性.

二，忠恕之道

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中之意。忠恕之道是中国儒家伦理范畴与处世方式，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在《雍也》篇里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就是说人在实现自己的利益时，不仅不要不妨碍他人实现自己，而且要帮助他人实现自己。忠恕之道也强调了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设身处地的替别人着想，将心比心，去譬于己，推己及人。通过忠恕之道而“爱人”，达到人与人际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宽容。“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与人之间如此，推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亦是如此。

纵观中国当代外交，忠恕之道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有着深刻的意义。世界是多样化的统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应当并行不悖，不能把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针对当前某些西方国家自己本国内的人权问题都没有解决，却堂而皇之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无端的干涉别国内政，甚而以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帜来实行恐怖主义的行径，造谣“中国威胁论”，针对于此我国外交部严重声明，中国坚决走和平崛起之路，“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永远不称霸”。中国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出不结盟策略以及维护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所选的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如此等等，都鲜明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思想中儒家“忠恕”的精神印记。

1954年上半年，中国在与缅甸和印度的两份国际文件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出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体现了我国外交在充分考虑我国的国家利益时，也尊重了对方国家的权益。这个原则有着强烈的中国人的特点，体现了现在国家外交也来源于孔孟之道。如今中国大力为第三世界提供无偿援助，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支援。团结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无疑不体现了我国在实现自己的利益时，不仅没有妨碍他人实现自己，而且要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利益。

三，重义轻利

义，指思想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利，指利益，功利。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不义而福且贵”，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以义统利。孟子亦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裕之以天下弗顾也”。荀子继承发展，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董仲舒随后又发展为：“义者心之养也。礼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大于利矣。”总而言之，重义轻利儒家之传统也。尽管这里所说的利是于个人而言，单放眼国家之间亦是如此。而且儒家并不是不重视利，只是相权相衡而更重于义。

国家利益是对外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制定对外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分离聚合、冷热亲疏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永久的只有利益”。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利益的相悖是冲突的根源。而我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更多的是考虑“信”，考虑“，以义统利”“见利思义”中国并不是不重视利益，但是它确实常常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及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不袖手旁观，置身度外；也不趁机捞财，大发不义之财或者以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来满足自己，中国从来都是积极参与，努力解决，自己崛起也不忘回馈世界人民，始终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