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

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作者:翟振武在人口的变化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最引人注目。

从1973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直接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增长率，翟振武减缓人口规模的扩大速度。

如今，经过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

但是，由于巨大的人口惯性，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以每年100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

与此同时，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之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却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

无论是人口总量的继续扩大，还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未来的中国都是严峻的挑战。

而且，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老龄化还是一对矛盾。

人口数量控制越严格，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老龄化状况越严重。

如果放弃人口控制政策，令生育率反弹和上升，人口总量虽然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却会因此而减慢。

面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我们该如何清醒地认识这对矛盾，明智地选择应对政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

1人口总量与人口年龄结构的矛盾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等多家单位的预测，即使保持目前生育水平不变的话，中国人口的增长还要持续40年左右，到2040年达到高峰值15.4亿左右，才能实现零增长及负增长（见表1）。

也就是说，尽管资源在短缺，环境在恶化，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压力在21世纪的前40年，不仅不会减轻，反而会进一步加重。

中国大陆人口总量还要在现有规模上再增加近3亿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口总量预测的假定条件之一是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

这是一个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条件下的预测方案。

在这个方案中，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如果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我们看到，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左右，中国刚刚跨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以后，这个比例呈加速上升状态。

2010年为8.38%，比2000年提高约1.4个百分点，而到2030年以后，老龄人口比例在10年内提高近7个百分点，从2030年的14%快速上升到2040年的20.9%。

在全社会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的数量从2000年的近9000万人上升到2040年的2.9亿人。

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2000年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1.6亿）的2倍。

以致近年来，“中国将成为国际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龄化将成为中国21世纪发展的瓶颈”等观点和判断在各种老龄研究文献中俯首即是。

与此相对应，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已经重于或即将重于数量问题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例如，“不久前我们举行了世界60亿人口日的宣传活动。

可是耐人寻味的是，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头号问题却是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内需不足。

如何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新的挑战。

我们的东邻日本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

据预测日本人口总量将在不久的将来下降，到下世纪日本人口可能从目前的1亿多下降到7000万左右。

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未为日本经济增长带来推动。

相反，日本正为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和经济不振所困扰。

而有学者认为，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是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鉴于我国出现的新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必要对以节制消费需求为主要依据的人口控制政策作出新的审视。

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和控制人口数量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点的话，那么在下世纪人口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多维的问题。

人口数量控制将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许多目前已初露端倪的问题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引自《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

同时，“提高出生人数、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各种方案也纷纷提出。

这些方案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沉重压力”。

很显然，如何正确认识人口规模与人口年龄结构矛盾，如何准确地估价人口规模与结构的社会经济影响，不仅是一个理论分析问题，也是一个政策抉择问题。

2人口规模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分析2.1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变化与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在论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与影响时，相当多的文献都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资金不足，养老设施短缺等作为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论据。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即把由于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引起的各种问题直接作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了。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

即使在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人数减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出现上升。

形象地说，这就是一个金字塔上部基本不变，底部收缩的过程。

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60年内是否增加，与目前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

因为，无论人口目前处于老龄化过程，还是处于年轻化过程，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否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65岁人口的多少完全是由65年前的出生人数和这65年间死亡水平决定的，与现在人口是否处于老龄化还是年轻化无关。

而现在64岁人群的大小，即明年将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数量多少，也只与64年前出生人数多少与64年间死亡水平有关，与现在人口是否处于老龄化成年轻化过程也无关。

所以，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由于25年至65年以前高出生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它不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或者说，现在生育率下降的结果。

从长远的角度看，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使出生人数大大降低，它将在65年后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缩小，从而减少老年人口数量。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至少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未来几十年内老年人口的增加与现在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

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所形成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服务设施等问题，是属于老年人口规模过大遇到的问题，而不是人口老龄化引起的问题。

在概念上，应当严格区分什么是老年人口问题和什么是人口老龄化问题。

(2)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过程却没有任何影响。

企图依靠调高目前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年人口的规模，使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雪上加霜。

把这个结论延伸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判断：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最终会在将来减缓老年人口的巨大压力。

2.2提高生育率的结果——增加失业人口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为了减缓老龄化进程，减低家庭养老负担，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手段——提高生育率。

毫无疑问，提高生育率肯定可以增加少年人口比例。

从宏观上讲，它有利于降低老龄人口比例，改变总抚养比。

从微观上讲，它增加了家庭的平均子女人数，有利于分散子女的养老负担。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结果。

降低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家庭平均子女人数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改变总抚养比，分散子女的养老负担。

提高生育率后能不能实现上述目的，取决于新增加的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能不能真正构成对老龄人口的经济支持。

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和预测，在目前生育率不变的前提下，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将会面临一个来势汹猛的就业高峰，承担前所未有的失业压力。

按照袁守启的预测，今后20年内，劳动力将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

2000年劳动力供给为7.14亿，2010年上升为7.82亿，2020年7.75亿，而2010年劳动力的最大需求为7.4亿，2020年仍为7.4亿。

2010年和2020年的失业率分别为5.18%和4.42%，失业人口分别为4000万和3400万（注：袁守启．中国未来20年的劳动力就业与流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9;11）。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越来越快，估计在20年间将有2亿以上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这些研究的具体预测结果虽然有差异，但结论却是共同的，即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力将长期处于过剩状况。

在稳定目前低生育水平的条件下，未来劳动力供给都已是过剩的，那么，提高目前生育率的结果只是更加剧了这种过剩状态，增加了失业人口数量，而不会增加“养老的经济支持”。

当然，提高生育率导致失业是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分析的，总量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并不是在每一个家庭间均匀分配的。

有的家庭多生孩子后，由于教育、机遇等因素，家庭中的所有子女都可以就业，但同时一定会有很多家庭的子女全部不能就业。

同样，总量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在年龄分布上也不是均匀的，也许年轻人就业机会仍然很多，但年纪大一些的劳动力肯定会受到挤压而提前退休，正如目前看到的，下岗职工的年龄基本集中在40岁以上。

在性别上也是如此，被过剩压力挤压出劳动力市场的也许会集中在女性。

所以，某些家庭、某些地区就业形势的稳定，甚至就业“短缺”，如江苏、浙江、上海，并不能证明全国劳动力总量不过剩。

2.3抚养比实质上是经济概念主张提高生育率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如此可以降低老年抚养比。

抚养比是一个衡量老龄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其公式为：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100%表面上，这是一个单纯的老年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的年龄结构指标，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经济指标。

公式右边的分子是65岁以上人口，其内在涵义是丧失劳动能力、需要被抚养的人口；分母是15～64岁人口，内在的假定是他们都能与生产资料结合，为社会创造财富。

所以从严格的意义说，公式中分子是被抚养人口，分母是抚养人口，凡是不创造财富的人，尽管其年龄在15～64岁间，也应该划入分子。

15～64岁人口不会全部就业，总有一部分人因残疾没能力就业，还有一部分有劳动能力但找不到工作。

只要残疾率和失业率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以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表示的老年无养比还是能大体上反映出创造财富的人口（抚养者）与无法创造财富的人口（被抚养者）的相对比例。

在这个假定前提下，依靠增加青年人口数量改变抚养比，当然可以缓解社会的抚养负担。

但是，如果在劳动力已经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增加青年人口，无异于增加失业率，增加失业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况。

从经济的角度讲，增加失业人口数量不仅无助于老年人的养老，反而会从老年人手中争夺公共资源，进一步降低老年人的经济收入。

这时，计算出来的抚养比虽然降低了，但实质上社会的经济负担却是提高了。

老年人口的抚养问题非但不会缓解，反而会恶化。

抚养比是一个以年龄结构为外在形式的经济指标，观察抚养比变化，切切不可忘记它的内在经济学假定，切切不可被表面形式误导而忘记它的本质和目的。

2.4提高生活水平也可以拉动内需主张提高目前生育水平的另一个论据是，长期的人口低增长已经妨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提高生育率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