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的移民文化

黄河三角洲的移民文化
黄河三角洲是典型的移民区域。

自明初以来的600多年间，先后有三次大的移民迁入高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事移民和农垦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移民和农垦移民。

如果将当代的三峡移民圈入，那么，黄河三角洲移民始自明初，延至21世纪，历时600余年。

在亘古贯今的黄河三角洲移民中，尤以山西洪洞移民为主体的明初移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因而对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最明显。

黄河三角洲文化就显现着浓重的山西移民文化色彩。

首先，这里的地名印记着移民拓荒创业的史实。

当山西移民来到陌生的黄河三角洲，首先要做的便是确定一块安家立业之地，并按自己的意愿给新居地命名。

因此空旷的黄河三角洲在接纳了大批山西移民后，首先留下标记的，便是一夜之间遍布各地的新兴村落。

由于山西移民在入住黄河三角洲前，大多经过了几次转移迁徙，因此，急于拥有土地的渴望，使他们面对旷野，便匆忙以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占地建村。

或者跑马占地，或者犁沟围田。

因而地名命名也大多遵照简便直观、不假思索的人文因素与地理因素而产生。

有的依地形地貌为村名，如坡陈家、草洼子、张家滩、河套李、夹河等，显现着名副其实或比象比类的传统文化因素；有的按姓氏名村，如林家、毛家、夏家、刘庄、傅窝、王店等，体现出宗法观念下聚族以谋生存的特点；也有的按从事的职业名村，如豆腐巷子、簸箕刘家、炊帚王家、油坊许家、菜园、枣园、船王、碾李等，透露出封建社会末期专业化经营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信息。

还有一些以营、屯、堡、寨取名的村子，如张营、陈营、崔家营、前边营、二十里堡、省屯等，印证着明初军队屯垦的历史。

更典型的是阳信县水落坡乡有一个由明初山西移民建立的村子，干脆以“王洪武”命名，以最显现、最直观的方式标注了明初移民的史实。

其次，民间传说透露着黄河三角洲移民对先祖来路的模糊记忆。

在黄河三角洲，流传着胡大海复仇的传说。

说胡大海出身贫寒，相貌丑陋，但勇武过人，早年在河南一带讨饭时，百姓大多将其拒之门外。

后来，胡大海跟随朱元璋起义成功后，便要到河南复仇。

朱元璋只准他杀一箭之地以泄恨。

可胡大海一箭射中了雁尾，大雁一飞千里，胡大海便狂杀千里，河南、山东一带因此尸横遍野、满目萧条。

朱元璋无奈，便从人口密集的山西迁民屯垦中原。

胡大海复仇的传说，通俗地道出了山西移民对远徙他乡原因的朴素而朦胧的理解，其中蕴涵着明初移民的基本动因，又填充了夸张失实的演义色彩。

在黄河三角洲，还遍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

歌谣中，山西移民将自己的故乡描述为洪洞县的一株古槐与一群飞鸟。

事实上，明初由山西移入山东的人口约在10万人左右。

而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总人口才11999户，92872口。

因此，黄河三角洲的山西移民均迁自洪洞不合史实，一棵古树下也不可能走出那么多人口。

有学者依据文献及谱牒资料考证分析后认为，明初由山西向外移民近百万，涉及到太原和汾州府、辽州、沁州、泽州、潞州、平阳府7个府州。

迁入山东的山西移民主要出自泽、潞二州。

那么，为什么黄河三角洲的山西移民均以洪洞为祖籍？原因一是洪洞县所属的平阳府是明初山西输出人口最多的地区。

二是洪洞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是明初山西外迁移民的集散地。

当移民起程上路后，难舍乡情，回首望故园，乡土渐渐从视线中远去，脑海中只留下了繁华的洪洞县和那棵高大葱郁、密布着老鹳窝的大槐树了。

因此，大槐树便成了山西移民魂牵梦绕的祖根与故里的象征。

由于移民的主要成分为“民之无田者”与“贫民”，文化知识贫乏，不具备以文字记述故乡家世的能力。

因此，他们对故乡的表述，只能凭借迁移时那刻骨铭心的记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祖辈对故乡的思念，表现为一遍遍地向儿孙讲述移民时的情景，讲述故乡的山水风情。

久而久之，经过一代代的口耳相传，留给移民后代的记忆便逐渐模糊与淡化，移民地点由山西各地简化为洪洞县，洪洞县又由形象生动、易于记忆的大槐树与老
鹳窝所替代。

一俟移民后代发展到具备寻根问祖能力时，先祖迁出山西以前的踪迹与世系已不可考，因此，只能以洪洞大槐树为故乡了。

可以推测，以洪洞大槐树为故乡的黄河三角洲山西移民中，不乏以文化上的认同与从众心理，将自己述说不清甚至明知并非洪洞大槐树的祖籍也追认为大槐树者。

这应是“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广为传吟的人文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