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壹、叁、伍卷出版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壹、叁、伍卷出版北京大学于2009年获得捐赠，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珍贵竹简，共有3346枚，包含17种抄写于西汉中期的古书。

这批竹书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组织专家整理和研究，按照《汉书·艺文志》对古书的分类顺序编为七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

其中，第贰卷收录了目前发现的简帛古本中最为完整的《老子》，已于2012年12月出版，受到学界关注和好评。

此次集中面世的是第壹、叁、伍卷，包括10种古书，内容丰富多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卷：迄今发现存字最多的《苍颉篇》第一卷为《苍颉篇》（朱凤瀚编撰），是一部失传已久而深受学界重视的重要小学类典籍。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丞相李斯作《苍颉篇》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歴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均以秦小篆书写，作为统一文字的依据。

西汉时期在民间教书的“闾里书师”将此三篇字书合一，断六十字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仍称《苍颉篇》。

此书汉代以后不再流行，宋以后即已失传。

20世纪初以来，我国先后于甘肃几处汉代遗址出土的简牍中发现了《苍颉篇》残文，但存字很少。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汉简《苍颉篇》，也仅存500余字。

北大汉简《苍颉篇》经缀合后，有完整竹简63枚，残简18枚，每枚简写满为20字，现存1300余字，是迄今所见《苍颉篇》中存字最多的。

此本书写年代约在汉武帝时期，字形略呈方形，笔道浑厚，字体具隶书笔意而又保留有小篆字形结构。

与之前发现的诸简本相同，此本也是四字一句，每两句一押韵。

特别重要的是，此前诸简本《苍颉篇》由于残甚，其如何分章，每章字数是多少，各章有无题目等均不能确知，而北大简本则有保存完整的章，每章末皆标明字数，其少者“百四”（即一百零四），多者达到“百五十二”。

不仅如此，从北大简本还可知，此书同一韵部可以有若干章，同韵部各章是相连编缀的，并且各章均有题目，用每章前两个字作标题，分别书写于各章开头的两枚简上端，与已发现的秦简中文章标题的写法相同。

由此看来，北大简本《苍颉篇》较多地保存了秦代的文本格式，不是西汉时“闾里书师”的改编本，与《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皇家藏本属于同一系统。

由于北大汉简《苍颉篇》保存文字较多，且结构相对完整，从中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到这部字书的句式与文字排列方法，体会它对后世各种字书编撰的深刻影响。

此书中的字词有相当一部分取自《诗经》与先秦子书等典籍，也证明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禁读《诗》、《书》以前，秦人读书所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

这部字书因独特的编撰方式与字汇形式百科全书的性质，在秦汉时代不单可供学童使用，也为社会上层与知识阶层所重视。

北大简本《苍颉篇》的发现，使这一失传八九百年的著名字书之面貌初步得以明朗，对于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文字学、音韵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无疑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卷：诸子争鸣，证经补史第三卷收录《周驯》（阎步克、韩巍编撰）、《赵正书》（赵化成编撰）、《儒家说丛》（朱凤瀚、陈侃理编撰）和《阴阳家言》（朱凤瀚、陈侃理编撰）四种子书。

北大竹书本《周驯》，与《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但早已亡佚的《周训》为同一种书。

《周驯》现存竹简211枚，近5千字，另有约40余枚竹简、千余字的内容散失。

全书主体分为十四章，采用“周昭文公”于每月“更旦之日”（初一）和“岁终享贺之日”训诫“龏（共）太子”的形式，通过讲述古代圣主贤君的故事来阐发治国为君之道。

所引述的历史故事上起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秦献公，其中有些见于传世文献而互有出入，更多的故事则是前所未见。

从《周驯》记载的史事以及文字、用词、语法各方面的特征看来，其成书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

根据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改编的《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中著录有《周训》十四篇，书名和篇章数都与竹书《周驯》相同。

《汉书·艺文志》称道家源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竹书《周驯》的内容也符合这个描述，可以认定与《周训》是同一种书，属于汉代所说的道家。

该书的文体和内容与以往学界公认的道家文献相比有很大差异，但其中有些文字见于《太公》、《文子》等道家文献。

道家中的“黄老”一派，宣扬治国用兵、君人南面之术，有“道法结合、兼采百家”的特点。

竹书《周驯》的形式和思想主旨也与之相符。

该书的重新问世，让西汉国家藏书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失而复得，使我们对汉人眼中的道家有了更加真切而丰富的认识，也将引发学界对早期道家学派面貌的新一轮讨论，推动战国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走向深入。

《周驯》讲述的一些史事，如吴王阖庐之墓被越人盗掘、秦献公死前废除以庶子殉葬之制等，都是传世文献未曾记载的，为研究先秦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竹书《赵正书》主要记述了自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程途中病亡，秦二世继位后诛杀诸公子大臣，直至秦亡国的历史过程，与《史记》互相参证。

《赵正书》有竹简50枚，大多保存完好，总字数近1500字。

此书以大部分篇幅记录了秦始皇临终前与李斯的对话、李斯被害前的陈词以及子婴的谏言等，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早期。

书中称秦始皇为“秦王赵正”、秦二世为“秦王胡亥”，说明作者不奉秦朝为正统，有可能是六国贵族之后裔所作。

《赵正书》的部分内容与《史记》中的某些记载相似，有些段落明显同出一源，但在一些重大史事的记载上又与《史记》差异很大。

例如，《赵正书》说秦二世胡亥之继位是由秦始皇死前认可，而非李斯、赵高等人密谋篡改遗诏；赵高是被秦将章邯而非子婴所杀。

这些都未见于传世文献。

可见，关于秦末历史，汉初已有多种不同的记述流传，《史记》所取只是其中之一。

《儒家说丛》现存11简，残缺较多。

简文分为三章，内容与《晏子春秋》、《说苑》、《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传世文献中的一些篇章近似，大致都属于儒家言论。

此书所存虽多是残文，仍有助于了解儒家典籍文本演变的情况，加深对其内涵的理解。

《阴阳家言》第一部分讲天人感应，论述政治违反时令、人君举措不当会导致怎样的灾异；第二部分与四时改火有关，也是讲顺应天时；第三部分讲天气、地气如何产生风、雨、雾等自然现象。

这些阴阳家的思想，以顺应天时为核心，用自然规范人的活动，反映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侧面。

第五卷：汉代数术的集中展示第五卷收入《节》（陈侃理编撰）、《雨书》（陈苏镇编撰）、《揕舆》（陈侃理编撰）、《荆决》（李零编撰）和《六博》（陈侃理编撰）五种数术类古书，多为首次发现，每种篇幅不大，却各具特色。

该卷集中展示了汉代数术的面貌，能够大大丰富我们对其内涵和使用范围的认识。

《节》篇记载典型的阴阳时令学说，讲阴阳、刑德这些元素在一年中的八个时节如何运行和消长，各有哪些人事宜忌。

篇中还穿插了行军作战的法则，属于古人所谓“兵阴阳家”的知识。

出土简帛数术文献多实用技术类，像《节》篇这样偏重理论的少。

因此，对于认识古代数术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涵，本篇是难得的资料。

《雨书》反映古人对晴雨规律的认识。

其中一部分内容按月分章，详述某日是否应下雨以及雨量大小，是否有风等。

对应当下雨而实际“不雨”等异常现象，则会指明相应的气象或灾异后果。

以往出土的《日书》中也有占雨的内容，但较为简单。

这篇《雨书》虽然有不少残缺，但保存的内容仍很丰富，为研究战国秦汉时人对“雨”的认识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揕舆》的“揕”与“堪”字通假，也就是“堪舆”。

“堪舆”一词在唐以后主要是指风水术，但在汉代是指一种主要用于选择时日的数术。

从清代开始，就有学者怀疑“堪舆”的含义在历史上发生过变化。

这个看法由于北大简《揕舆》发现得到了直接的证明。

《揕舆》除了记载堪舆术的内容和方法，还收入多个战国时期楚国的占例。

名叫许尚的占师运用被称为“帝颛顼之术”的堪舆术为楚国王室、贵族占卜，并且最终应验。

这些例子不仅说明汉代的堪舆占法可能是来源于楚地，对研究战国时代楚国的历史也有参考价值。

《荆决》的“荆”字指楚，“决”字同“诀”，内容是讲楚地筮占的要诀。

其法，用算筹三十根，任意分为上、中、下三份，每份如果大于四，四分再四分，取余数为占；如果小于四，则保留之，视同余数，以之为占。

其爻为三，上爻横，中爻竖，下爻横，像算筹横竖相迭。

三爻成卦，分别与十干、十二支相配，配以占辞，供人查验，每卦最后附有吉凶占断。

《楚辞·离骚》提到“筳篿”，王逸《楚辞章句》的解释是：“筳，小折竹也。

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

”《荆决》占法可能就与这种楚地流行的筳篿有关。

敦煌数术书有《周公卜法》，也与此相近，反映出除了《周易》六十四卦占法外，民间还长期流传着简易的筮占方法。

《六博》也是一种民间流行的简易占法。

六博又称“陆博”，本来是一种棋局游戏的名称，用于赌博。

六博占法则是利用了六博棋局，将六十甲子分别布列在行棋道路的各个位置上，然后通过检查事件发生或占问的日期甲子所在的位置，来占卜吉凶。

卜赌同源，这是一个直接的例子。

《六博》中所占问的事项包括追逃、出行、刑狱、疾病、取妇五项，是当时社会中上层人物所关心的。

因此，这篇数术文献也是研究社会史的资料。

数术是古人用数理、象征等手段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沟通天人、预测未来的知识和技术。

数术类古书在各等级的秦汉墓葬中都有出土，并且占了很大的比例，说明战国秦汉时代，数术曾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行。

它不仅是阴阳家思想的技术基础和表现，而且渗透到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以及思维方式。

为出版好《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中了多个编辑室的力量，由富有经验的老中青编辑全程参与整理及出版工作。

双方随时互动，紧密联系，秉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慎重对待此套丛书的出版。

在编校过程中，对图版精心处理，对稿件反复推敲，多次修正。

全书设计巧妙，内容丰富，除原大图版、释文注释外，还包括放大图版、红外图版、简背划痕示意图、编联复原图、竹简数据一览表以及文献对比表，并附有研究性论文等，力求完整地向研究者提供竹简的全部信息。

目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整理出版计划尚余三卷。

第四卷（傅刚、邵永海、何晋整理）包括《反淫》、《妄稽》两种文学作品，是极为罕见的发现，将于2015年内出版。

第六卷（陈侃理等整理）包括三种“日书”类的数术书，共有1000多枚简，可谓此类文献中的集大成者；第七卷（李家浩、杨泽生、张雷整理）则是包含180多种病方的医书，是医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重要总结。

此二卷也将在两年内陆续推出。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整理研究得到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

北京大学历任校领导与社会科学部、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考古文博学院对出土文献研究所的工作给予了鼎立支持，为西汉竹书的整理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整理报告的编写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中央专项资金支持，也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