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调研报告(2)

近代城市化【摘要】：城市是一种人、财、物等资源高度集中的大型聚落。

而城市化则是一个社会在近代化过程中最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

随外国的经济入侵和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也开始了城市化。

然而，这种城市化却是畸形发展的，有着极其特殊的原因和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近代化·城市化·资本主义·工业化既然城市化是近代化过程中最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那么我们可以将近代化视为城市化的重要本质。

所以，中国的城市化与近代化一样，具有先天发展不足和后天发展畸形的特色，而这一特色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使在当今工商业较为发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依然对某些落后地区的城市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说中国近代城市化先天发展不足、后天发展畸形呢？我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其他客观环境因素方面分析。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于封建社会晚期，之前虽然早在宋代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明代更出现了以私人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这些仍然难以动摇数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根基。

明中后期的海禁更是极大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于近代以前中国城市的主要职能多为军事要塞或者政府的行政枢纽。

这使得在历次战争中，对城市的破坏由为严重。

特别在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前期的一系列战争中产生的破坏，虽经历康乾盛世，但依然不能把商品经济完全恢复过来。

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以及清朝摊丁入亩的土地制度更是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在近代以前，如果说中国的政局与政策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则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近代中国，真正的城市化开始了。

但是城市化的开始却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列强各种形式的入侵的刺激之上。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1]受西方殖民者入侵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处于那种自身的和独立的发展形态，而且必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

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如果没有这一种外来因素的刺激，中国的城市化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开始起步。

没有近代化也就不会有近代城市化。

但近代史上先后执掌中国政权的政府在近代化的大潮流下也同样没有使中国走上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晚清政府的顽固派势力强大，并且由于没有认识到近代化城市的作用而对城市化丝毫不感兴趣。

北洋政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由于连年战乱，城市化发展也难有好的局面。

但是，由于封建制度被破坏，近代化思想和理念的促进，很多城市开始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一些近代化城市的标志也开始大量出现。

蒋介石执政时期，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样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然而，随后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又再次干扰了城市化的进行。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缺乏一个城市化正常发展所需的稳定政治环境。

其次，在经济方面，中国的近代产业迟迟没有良好的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个又一个通商口岸的开放，国外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流入破坏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民族手工业。

外国资本主义视中国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不愿意看见中国富强，因此，不可能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真正有用的帮助。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发展较晚，技术资金皆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相抗衡，无法做大做强，故不能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提供必要的充足的就业机会。

洋务派所办的一系列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的自由竟争，常常不思进取，不注意改良技术和扩大规模，因此对近代城市化的帮助也微乎其微。

而西方的城市化中，出现的情况却是：人口向城市不断的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剩余人口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进行的。

[2]法国著名史学家保尔·芒图更是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写道：“本书每一页都可能有名字的那些城市，皆功于大工业。

”[3]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类似西方那样正常发展城市化的条件。

于是，畸形发展就是十分正常并且理所当然的了。

再次，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重农抑商的思想便占有很大席位。

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等级从原来的制度早已发展成为一种偏见而根深蒂固的潜藏在整个民族的潜意识中。

由于整个民族文化层次低、文盲率极高，再加上清代文字狱的影响，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始终没有兴起。

虽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封建顽固守旧的文化及价值观，但在广大的偏远农村，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聚的封闭性，农村人口的意识形态很少受到影响。

封建愚昧保守落后的思想文化是束缚每个人自由的看不见的枷锁，对于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城市化，只能落后西方。

另外，由于清初大规模的垦田、扩大耕地，生态破坏已进一步严重。

加上数千年来对长江、黄河流域破坏性的开发，环境已经承受不住巨大的负担了。

但是，由于“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加之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清代人口集聚的膨胀，至清末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四亿，这给予农村很大的压力。

中国近代人口增长平均为6.7%，而耕地面积增长只有3.4%。

这就必然引发人多地少，人口压力日重的问题。

[4]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大量的灾民便开始迁徙流动到全国各地以谋生路。

城市作为一个人口密集、财富集中的场所自然成为了灾民迁徙的重要目的地。

这在深层次影响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畸形发展的中国近代城市化有以下特征：一、被动性。

正常城市化发展常常是“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收到工商业来”[5]然而中国的城市化倒类似于由于战争破坏或者自然灾害破坏了农村经济，导致农村将大量难民或者人口负担推向了城市。

对于当事人，显然是被迫离开农村的。

然而不发达的城市，依然是人口的被动接收者，这样产生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流动而来的人口与城市之间相互不愿接受对方，这在一定时间内对城市的管理来说是十分糟糕的。

那些流落至城市的灾民往往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而城市发展的落后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于是他们常常作为流氓无产者出现在城市中，以乞讨、扒窃、偷盗甚至抢劫为生，使城市治安恶化，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落后性。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正是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之带有很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

通商口岸体系，既是西方列强源源不断输入本国商品的批发站，又是掠夺中国商品的转运站。

而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首要动力便是这一种不算公平的的商业贸易。

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大大的滞后并且落后了。

于是中国的工业不得不成为商业的附庸。

统计表明，中国近代产业结构中商业资本大大强于工业资本是一以贯之的固定格局：1894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是9.7：1，1920年仍为3：1。

[6]不仅工业化发展落后，城市中基础设施发展依然落后。

北洋政府之前绝大多数城市里居然没有自来水，城市中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数量也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所以中国近代的城市化不完全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表现。

三、不充分性。

虽然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工业不发达，致使真正对城市发展有帮助的人口数量稀少。

产业工人所占总人口比例常在近代城市化问题研究中作为一个衡量城市化质量的重要指标。

但制造业人口在近代中国本是一个无以精确统计的数字，即使包括海员、搬运工人等在内的并非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人数，抗战前也不会超过400万，以此与全国四亿多人口得百分比，也不足1%。

中国都市人口在传统上仅有少数的从事生产。

一家只要稍有财产或者家主入仕途，全家就可以坐食终身而不必再参加生产活动。

于是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仅仅是传统城市的恶性膨胀。

所以，城市化质量极低，发展极不充分。

四、不稳定性。

由于传统手工业和民族工业缺少竞争力，常常导致业主被迫辞退工人以节省开支，而无业者亦很难找到谋生的职业。

多数不愿沦为乞丐、窃贼的失业或无业人员常在经济不景气时大量返回农村，导致城市人口锐减。

这就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不稳定性。

总体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过了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去甚远的城市化道路。

它虽然建立在农村经济的衰败、国外经济侵略的基础上，但其有限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也显示了城市化文明与进步的一面。

为后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第一阶段逆城市化的计划经济时代1949年到1978年，在这段比较粗线条画出来的计算时间内，整体上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

政策上严厉禁止农民进城，严格的计划经济也使进城农民无处觅食，同时，城市就业艰难直接导致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逆城市化。

这段时间内，因为不能城市化导致农民为了生存过度开垦、知青“战天斗地”、大炼钢铁乱砍滥伐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荒漠化面积增加300多万平方公里。

1981年，我国城镇化率仅20%。

第二阶段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阶段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兴的中国迎来了小工商业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的一个过程，“文革”结束前后，农村不少地方就地办起了社队企业，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

1984年，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

由此，我国农村经济迅速繁荣，直接影响就是小城镇的飞速发展。

这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即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时，就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

1984年1月，国务院发布《城市规划条例》，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确认了这一方针。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家乡江苏省吴江县进行农村调查时，发现原本凋敝的小城镇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而重新勃兴。

费孝通判断这将是我国农村又一次大变革的开始。

他把相关思考写成《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四篇文章，陆续刊发于《瞭望》新闻周刊，产生了极大影响。

他所主张的“小城镇、大战略”思想，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镇化乃至于今天的主流思想之一。

但是费孝通忽视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他的故乡江苏一带历来有经商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依托长三角都市圈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群，苏南经验根本无法在全国复制。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也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周边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甚至硕果仅存，其它地方的都相继没落甚至消亡。

“离土不离乡”实际上是一种低级的、初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它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小城镇、大战略”的城镇化思路越来越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1989年，国家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