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批评张五常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作者：王石来源：《视野》2006年第13期科学家谈论文化问题，每有新意，每有创见，盖因视角方法不同。
我不想批评张五常教授在史实和例证方面的过分简陋，也不想批评张五常教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或者崇洋媚外之类。
我只想说，张五常教授谈论文化问题虽然热忱可嘉，但方法失之偏误，值得商榷。
张先生的议论似曾相识，可以说老而又老，很容易让人想到“五四”前后的一些论争。
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在于方法，在于许多论者，包括一些声名卓著的大家在内，往往执着于文化之优劣!比较，当然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然而比较的指标和目的，绝不是优劣。
因为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于差异，而不在于优劣。
说中国音乐优于或劣于西方音乐，中国绘画优于或劣于西方绘画，中国诗歌优于或劣于西方诗歌，几乎不能成立，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能以一种文化为指标去度量另一种文化，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
几百种中国戏曲的丰富遗产与古希腊悲剧、与西方传统歌剧孰优孰劣；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屈原、曹操到艾青，与西方诗坛谁高谁低；近代以今，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等绘画大师（如果能够被称为“大师”的话）与西方同时代画家如何比较，均非易事。
但起码不宜如张五常教授那样，一言以蔽之——“没有一项比得过人家，输得面目无光”。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尤其在文化问题上。
任何偏见都不难找到例证。
不可因为中国没有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以为中国音乐不如人；同样，也不能因为西方没有不间断记录两千多年文明史的“二十四史”，就以为中国史学世界第一，优于西方。
甚至具体到某一文化现象，我也不赞成张五常教授的简单结论。
“什么儒学”，四字已将儒学一语贬死；再如被张先生同样贬死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虽然诟病多多，但是在文官选拔机制上，提倡学而优总是好的，有教无类总是好的，平等竞争总是好的，似乎并不应作完全负面的历史评价。
文化都是“长”出来的，任何文化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任何文化都是不可否认的，都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这是一个前提。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者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者？----张五常谤誉《经济观察报》记者章敬平李利明2002年4月10日[独家专访]（说明：张五常成都之行，纸媒体只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一家的专访，其他此次任何表示专访了张五常的文章，皆系对经济观察报劳动的剽窃，我们原对此说明负法律和道义上的双重责任）导语：在今天的大学热得像周星驰的张五常，在一场是否要给“张五常热”降温的论争中热到了沸点。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看似口水战的论争将随着汪丁丁等人的介入逐步升温。
在张五常的成都之行尚未结束之际，本报记者获准独家专访了这位有“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人”之誉的经济学界老顽童，为的不是炒作，因为在我们看来，这场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学界数理逻辑和真实世界哪个更重要的争论，是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和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学界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论证迟早要来，张五常的出现只是一个契机。
本报关注这场论证，还在于我们认为这场论争牵涉到一个更大的命题：在诺贝尔奖情结甚嚣尘上的中国，在冠以“著名经济学家”称谓的“经济学气功师”层出不穷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我们赞同这样的认识：当下中国需要林毅夫那样既关注理论又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我们宁愿选择后者。
因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一次史无前例的制度试验的中国，不仅有大量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大量现实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提出解决之道。
张五常：无论谤誉我统统不理会4月1日下午，在成都《经济学消息报》的办公室里，谤誉缠身的经济学“老顽童”张五常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几十年无论谤誉一概不理会的张五常首次围绕谤誉，对本报记者及读者，谈谤，论誉，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大陆经济学家。
“五常之谤”完全不理会《经济观察报》：今年初，一些报刊发表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夏业良的《给张五常热降温》的文章，您是否知情？又如何对待？张五常：我是听说了这篇文章，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写我好的文章我都不看，批评我的更加不看。
张五常：中国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张五常：中国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2010-04-27 17:16:01来源: 网易财经跟贴261 条手机看股票网易财经4月讯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
张五常(博客)教授是享有国际盛名的经济学家。
他以名著《佃农理论》开创了合约理论的研究。
他出于对中国的改革非常关心，毅然从美国回到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的言论总是引起赞叹、怀疑和争议，他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总是十分精准。
他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在哪里？他为什么反对新劳动合同法？以下为访谈实录：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网易财经：各位网易财经的网友大家好，我们的《意见中国》栏目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张五常教授来我们这里做客。
张教授您好！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中国的经济制度》，在这本书里面您提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县际竞争，请问为什么县际竞争的威力有这么巨大呢？张五常：经济学是重视市场竞争的。
我们通常是着重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商家与商家之间的竞争，从来没有试过到地区上的竞争。
世界各地地区间也有竞争的，但是很少。
香港旅游局卖广告，说香港怎么好，那就是跟新加坡竞争，新加坡也卖广告，可是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商业竞争。
但是中国的县，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家公司，看成是一家机构，它们的竞争就是正正式式的市场上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情况中国有？有的人说很多其他的地方也有，但那是他们的观察力不行。
中国的地区性竞争的激烈性自成一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是一个很难很深奥的问题。
我在1997年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到2003年才知道原来县是竞争的主角，2004年年底，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回想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跟进中国经济改革30年，从承包制一直跟下来，这是第一个好的条件；第二个条件，我国内的朋友，那些干部，我想要什么资料都可以拿到，这是第二个好的条件；第三就是我刚好是从事制度这方面的研究的，而最重要的一点，我以前写过《佃农理论》。
“张五常现象”剖析——揭露张五常“理论”的伪科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性质
Analyse of 'Zhang Wuchang Phenomenon'--Exposes the Attribute of Pseudosciense,Anti-Marxism and anti-socialism of Zhang Wuchang′s 'Theory'
作者： 李炳炎
作者机构：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发展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04
出版物刊名： 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9页
主题词： 张五常;社会现象;剖析;理性批判
摘要：近年来,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在国内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到处走穴讲演,产生很
大影响,成了经济学界'红星'.本文对这一不正常现象作了透视评论,提出其理论实质是否定马克思
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伪科学,目的在于推崇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中国的
改革,企图使中国走全面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呼吁加以警惕和批判.。
需求定律争议之我见
需求定律争议之我见作者：赵海峰左相国来源：《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35期[摘要] 论文综述国内关于需求定律争论观点。
需求定律有时间性限制，强调在既定用途上，以消费者偏好的一致性或传递性为前提条件，并且把收入作为消费者选择集合的约束条件。
争无定论实质是对需求定律理解不同。
[关键词] 需求定律争议时间性一、问题提出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需求曲线是否必定向右下角倾斜，是否存在吉芬商品，一直争论不休，争论范围不断扩大，呈愈演愈烈趋势。
这在美国学术界也存在广泛争论。
我们试图加入这一讨论中，从需求定律理论基础出发，探讨这一场争论的是非。
二、文献观点综述从已有文献看，国内观点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其一以汪丁丁、黄有光、王则柯等为代表采用举例方式，认为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和吉芬商品。
如社会上存在着像珠宝和钻石那样的商品，也会产生越贵越买的现象；在特定的成本分摊方式和激励机制下，如对文凭的需求，炫耀性消费的商品等都是吉芬商品。
股票价格上升，其需求跟着上升。
其二是张五常和薛兆丰等坚持认为需求曲线必定向下，现实世界不存在吉芬商品。
薛兆丰认为同一条需求曲线必须是同一件物品，不能有时代表这个物品，有时又代表另一个物品。
股票、钻石性物品都不能证实需求曲线可能向上，文凭“越贵越买”的现象，其文凭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张五常也举例“如果大雨连天，雨伞的价格上升，而其需求量也增加了。
雨伞的需求量上升，不是因为其价格上升，而是因为连天大雨”，并认为“既然价格高，需求量更大，卖者不会拿到市场出售，根本不存在吉芬商品”。
国内一些学者也参与讨论。
刘正山认为争辩双方在处理逻辑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陷入泥潭，出现了偏差。
刘正山得出结论:（1)其他条件不变，则“价格与需求量呈反向变动关系”的描述可以被认为是铁律;(2)如果考虑其他条件，则价格上涨时，需求发生变化，反映在图表上就是需求曲线的移动，雨伞的需求量上升的例子就是铁证，并批评张五常承认雨伞问题的存在，为什么就不承认吉芬商品？黄焕金反驳了刘正山的第二个结论，指出“需求扩大会使雨伞价格上涨，雨伞价格上涨则反而起到抑制对雨伞需求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满纸荒唐言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评张五常先生工资集体协商更容易导致罢工是严重祸害一文下午网上浏览新闻，发现张五常先生又有惊人之论，仔细一看，题为“工资集体协商容易导致罢工，是祸害”。
于是忍不住大叹，知名专家学者就是与众不同，知民众所不知，言民众所未言。
本人愚昧，现就几个问题请问先生或众人，望有能解惑者，不胜感激。
一是《劳动合同法》已执行两年，虽其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社会各界反响不一，但是还是在执行。
若一国法律正常执行算作“余波未了”，请教先生什么是正常的法律执行。
二是无常先生及周围懂经济的学者无人知晓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好处，也就是collective bargaining的好处。
请问先生，这一在“西方的先进之邦”实行200多年的制度您和您认识的“算得上是懂经济的学者没有一个知道”，那说明要这项制度不先进，因为先进的您不知道它，可是您和您您认识的“算得上是懂经济的学者”没有人知道的制度在“西方的先进之邦”实行了200多年，说明制度还是先进的，那您和您认识的“算得上是懂经济的学者”我不敢评价了。
还有，今年6月国际劳工大会已经召开了，按照先生的逻辑是一群人在制造严重祸害，并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请示。
三是先生说“工资集体协商会削弱个别成员力争上游的意向，对工业发展无疑是一种祸害。
”先生能否举例说明，工资集体协商怎样达到削弱效果的呢？貌似工资集体协商一般情况下是涨工资，难道工资涨了反而削弱向上的动力？不上涨工资呢，若此，所有企业老板感谢您！依先生所言，不推行此制度，那请问工人工资谁来定？是政府吗，您批评过，不行。
是老板吗,您如果是老板，您会给工人什么样的工资呢？比现在工资高，您高尚，可是不是所有老板都高尚。
比现在低，职工能享受自己双手创造的企业部分财富吗？各种P上涨这么快，职工会答应您吗？请示。
四是先生言“更严重的祸害，是工资集体协商会远为容易地导致集体罢工的出现”。
请教先生工资集体协商就一定导致罢工吗？先请先生了解“西方的先进之邦”实行此制度以来，是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商次数多，还是罢工的次数多。
余杰：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余杰：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据说，经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赫的学问，经济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学者。
但是，老百姓们好像并不怎么相信那些在电视和报刊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
是不是老百姓们太愚昧，理解不了这些经济学家们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呢？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伟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
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
”刘伟教授用了一大堆数据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他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河流最少的大城市，但却是桥梁最多的城市。
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可从道路的变化上看出一二。
我们出国的人羡慕人家国外的井然有序，可是人家也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
刘伟认为，北京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基于已有成就、现有条件和可能。
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突破三千美元，意味着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面对口吐莲花的刘伟教授，见少识浅的我只有叹服的份儿。
可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前，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多次来北京检查工作。
每次视察，北京总是采取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在特定时间内所有车辆都不准在特定的街道上通行，这样就能让奥委会官员的座车风驰电掣在繁华的三环、四环路上。
可是，正因为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才使得这些尊贵的外国朋友没有遭遇过一次堵车，也就无法深入体验刘大教授所说的北京的“城市繁荣”。
这不是把北京最美妙的一面给遮掩起来了吗？如此看来，那些出了交通管制的馊点子、不让奥委会官员体验在北京堵车的幸福的人，一定是些企图破坏申奥工作的坏人，一定要对他们严惩不贷！想来刘伟教授也是有车一族，不必像数百万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都得挤在闷罐车似的公交车里上班，往返花费三四个小时而精疲力竭。
所以，刘大教授能够出乎庐山之外看庐山，给北京的“马路停车场”投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瞥。
几位经济学家之间的交锋
后来，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他邀请我去了。我觉得他是中国崇高情怀和科学精神结合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他若不搞中心———这个人人个性极强又费钱、组织交易费用极高的中心(有天夜里我和易纲在车里聊天，他对“中心人人都是英雄”这点深有感慨)，只搞自己的研究，他会在国际上更有名更有钱。但是，他有现在稀缺的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让他做了这种有牺牲性质的选择。
对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无论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学界内部，都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所以，我还是决定写写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为了便于交流，我通过描述自己与一些经济学家交往的故事来说问题。
林毅夫的理性与情怀
认识林毅夫是在1994年去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夕，想着他是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学问也做得不错，想听听他的建议，去了他家。
在当时的局限下，就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言，感情用事的鼓吹改革比感情用事的保守要好。经济学谈利弊大小，也就是价格高低，总是在约束条件下来观察推断的。这是经济学这门科学能运用于真实世界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我懂得很晚。樊纲是很早就有了这种理性。
事情也很奇怪，樊纲是学宏观经济学的，但他处理经济问题比不少知名的学微观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学原则，经济学从价格变化的角度看世界的原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但樊纲处理宏观问题简单清晰，微观的价格原则如影随形。看来，一些经济学家说经济学没有宏观微观之分是对的，好的经济学家就从经济学价格这个“一”演绎出许多可观察的“多”。
今年大概算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
看到对经济学家的那些批评和谩骂，我很心痛。比如对张维迎的，最近对林毅夫的，以及以往对厉以宁的。这些批评和谩骂针对的都是不同时期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前两位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花费了许多心血；后一位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宣传改革开放，反对教条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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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要批评张五常程恩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近几年，西方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香港大学退休教授张五常先生把在香港已出版的文集在内地再次出版，并时常到国内高校和电视台演讲，学术界评价反差巨大，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张五常热”。
近期，由我和中国经济出版社总编黄允成主编并出版了《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一书，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加上港台、新加坡和祖国大陆等媒体广泛报道，美籍张五常被美国政府控告逃税和售卖假古董，则进一步提高了其社会知名度。
那么，为什么我们十几位中青年教授要放下其他重要工作，来专门开展这项批评活动呢？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反对浮夸学风，而且涉及到中国改革的大方向老百姓在小康社会中的切身利益，不得不辨析清楚。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资深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在书序中写道：“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听过张五常报告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问他们读过张五常的书没有。
他们都说没有读过，只有个别人说看过媒体的有关介绍。
……我问他们听张五常报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的说，是想看看这个人的模样；有的说，是出于好奇心；有的说，是为了获得新鲜感；也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刺激。
我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报告人的观点，他们有的说，不同意；有的说，难以苟同；有的说，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
”下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张五常是怎么说的，我们这些中青年教授又是如何评辩的，从中了解不同学者的思想和学风。
1、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质疑：“全力肃贪不利经济发展”？张五常是为腐败辩护的，他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
……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
”“贪污是与道德无关的。
……并非所有的贪污都有害。
……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像，因为这反映了权利的界定是逐渐地从干部阶级特权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去。
……这些贪污的行为，毕竟是助长了市场的运作。
……不贪污就妨碍了不少对社会有贡献的交易。
……不能大事批评贪污的盛行。
”张五常反贪腐办法是这样的：“１９８７年，我见高干左推右搪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管制法制，于是就在文章里大胆地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
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
”从中可以概括其基本思路：贪污属于高干的特权；要特权份子放弃管制和贪污，只有“赠送”国家的资产和金钱给高干私有；高干有了私产，便弃官从商。
稍有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常识的人，大概都会明白：这是一条比美国萨克斯建议俄国搞“休克疗法”更易带来混乱无序的“下策”，中国广大老百姓会赞成吗？2、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评说：“30年不读书”的落伍者张五常之所以出名，之所以惊动了我的朋友们而要与他“商榷”，实在是因为他在报刊（但绝非“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许多多文章，放出了许许多多颇能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
这些东西，称之为胡说八道则可，要说是“学术”，那可差了远远不止十万八千里。
正是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商榷”的对像应当是发表在正宗学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
张五常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胡言乱语，本来就没有什么“学术性”可言，又怎么能同他搞什么“学术商榷”呢！其实，张五常自己也很清楚，他现在所写和所想的已经远远偏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正宗。
他在大骂马克思的同时，也在拚命贬低整个的西方经济理论界，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
他甚至说自己“30年不读书”，这种“不读书”，当然主要不是不读马克思的书（他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很可怀疑的），而是不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书。
由于他这样作，对于现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推导，他更只能是一无所知了。
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极快，理论体系也日新月异，像张五常这样30年不读书，他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上也只够作一个落伍者。
张五常靠给大众媒体写乱聊的文章出名，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界颇具代表性。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名人，几乎都像张五常那样，不仅靠给大众媒体写通俗易懂的聊天式文章出名，而且以此来建立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
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坏的后果：那些学问和学术实在不怎么样的人往往却被人当成了“学术泰斗”。
3、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提出：不要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作为香港的经济学家，有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美国学者还高，又充分享受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香港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美国的一部分，大陆需要香港的经验，这一切都造成某些人目中无人，把自己想像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美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历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不包括劳动力流动自由；新闻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财团，否则没有广告。
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比如张五常“以专制推进自由”的思想，与其说以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为背景，不如说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为背景。
后者是前者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应用。
历史上香港发展经济的经验被称为“专制下的自由与法制”。
其自由和法制何来？来自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背后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国家战略。
中国人民宁愿选择社会主义。
不信，搞民意测验。
张五常先生为什么要反对民主，说“选票不如钞票”呢？因为他知道他们所信仰的那么优秀的先进制度，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需要行政力量，资本力量和国际强权，强制推行的。
4、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质问：判断理论对错的标准合理吗？2002年4月22日和24日，张五常在演讲时，有学生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任何理论只要加上很多的约束条件就能变成真理，甚至连你最不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加上很多的约束条件它似乎也是正确的。
你对此有何看法？”张五常答曰: “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
”这里显然张五常已经自封为经济学界的“权威”，自己成为判断对错的标准：他看不懂的就是错的，他看得懂的就是对的。
这是典型的“唯我论”和“唯权威论”。
张五常并不懂马克思经济理论，这可以从他的文章及演讲中得以证实。
5、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强调：半生不熟的产权论无法指导改革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正如日本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诠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张五常以科斯为师，他们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
按照科斯、张五常的私有产权理论去搞公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使公有财产私有化。
我认为，张五常的“理论”走红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们自己忽视了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作为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而让张五常钻了空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6、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认为：“经济解释”具有辩护性和破坏性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具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明显辩护性。
他说，“私人产权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这是因为，私有产权可以使个人财产的所有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享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对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组织是有效的制约”；等等。
其实，评价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优劣，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关键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张先生却撇开这些客观的根据，只从个人最大化的中心假设出发，他对产权制度优劣使用的是主观评价标准。
张五常混淆根本经济制度与经济管理体制，抓住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大讲共产主义根本制度的不合理处。
他的经济解释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关于维护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所以，有很大的破坏性。
7、同济大学顾钰民问道：“三招两式”能否定劳动价值论？张五常则与众不同，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未对过。
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在八四年一月写《邓家天下》，说起邓丽君及其他超级明星的每小时以十万元计的收入，我问：‘红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这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支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从何答我？”他还说：“《资本论》滔滔数十万言，还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劳力价值定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
‘劳力价值定律’就被公认为谬论；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中国要搞经济现代化，‘劳力价值定律’怎能不被放弃呢？”从张五常教授上述所用的“三招两式”来看，他得出的结论显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而只是简单地否定。
在张五常的著作中、演讲中，看不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看到的只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否定。
8、辽宁大学杨玉生指出：人民不承认这样的“设计师”张五常自诩为“向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教父”，自称他本人也是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并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建议，例如，他建议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等等。
在张五常的一系列改革建议中，只字不提国家的宏观调控，只字不提必要的计划安排，缺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地区布局安排，尤其是缺乏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张五常的改革建议字里行间渗透着“新自由主义”的陈腐气息。
按照张五常的改革建议，中国无疑将转变成纯粹西方类型的市场经济，而且是那种在西方国家都已嫌过时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
除了没有明确提出采用“休克疗法”之外，其改革建议与使俄罗斯陷入巨大困境的萨克斯改革“方案”别无二致。
我们所要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邓小平和“三个代表”思想灵魂的市场经济，不是盖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印章的市场经济。
9、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反驳：所谓“马克思奄奄一息”张五常有一篇题为《马克思奄奄一息》的文章，五个部分的标题分别为：“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马克思理论模糊不清”，“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中国政策难自圆其说”。
从这些标题和内容就可看出，张五常大体上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从来就没有对过，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
与事实相反，不是马克思误解了古典经济学伟人李嘉图，而是张五常在攻击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劳动价值论。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大为拓宽，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研究经济学，成果甚丰，争论也颇多，因此，学术讨论倡导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