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温室气体治理中的国家博弈和中国选择

题目：全球温室气体治理中的国家博弈和中国选择1、选题背景和意义1.1选题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有一半的人口正在或者已经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密集的资源要求对传统的资源环境体系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最直接和明显的后果即资源短缺危机和冲突，进一步影响整个地球气候环境和生态系统。

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和环境恶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和组织认识到开展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目前，全球环境问题在全球化议程种的地位也日渐凸显。

由于生态环境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人类是生态系统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的飞速发展，人类既有空前强大的建设和创造能力，也有巨大的破坏和毁灭力量，而诸多生态灾难也证实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灾难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因为生态环境系统是全球性的，它不以政治地缘为界，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和“蝴蝶效应”特点，表现出空间上的连续性和互动性。

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都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只有落实到国际合作才能共同缓解和解决环境问题。

在国际环保问题上，大国具有表率作用，不管是在制度方面或是技术保证方面，但是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存在许多实质上的分歧亟待解决，美国和欧洲各国率先承担责任事关国际环境行动的成败。

曾经在防止臭氧层空洞的国际合作方面，各大国的合作取得了显着地成就。

但是在气候变暖方面，美国和欧洲不同的态度使成效甚微。

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一直不愿削减排放量，而欧洲最早开始着手温室气体排放的烟研究，在技术和制度方面都很成熟，在推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积极。

大国在各自利益上的不同分歧难以将限排履约推向一个实质性的高度。

长远看，各国都希望保护环境，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近期看，各国都不愿减排限排限制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希望从别国的行动中受益，因此在合作中存在着困境。

1.2选题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都迅速增加，所面临的世界范围内的环保压力越发明显，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正不断提升。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应加强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传递出中国政府对于未来国际气候保护的美好愿景和强烈信号。

本文希望通过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博弈的分析，使我国看清当今世界在环保方面的格局和发展趋向，在环境保护的国际制度建设中占有重要的话语权，能够在环境外交和博弈中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最大的碳排放权，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以低碳经济主旨的新的经济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

2、国内外研究现状或国内外研究综述20世纪70年代后，环境已经越来越多受到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国外学者研究环境安全的理论着作很多。

在环境外交方面，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外交都主要通过主导国际制度建设和环境谈判来维护其全球利益和未来资源的主导权，遏制并延缓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和资源开发的进程。

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承担的责任的态度是迥异的：美国在环境保护和方面表现为“语言巨人，行动矮子”；欧盟将环境保护作为欧洲共同政策的一部分；日本因其在资源供应方面核心利益的限制也表现为行动和形象不符；处于工业进程中的金砖国家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先承担历史环境责任，并且反对以“环境干涉维和”的行为，并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以保护环境。

2.1气候环境治理研究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

奥兰杨认为减排空间的竞争是大国处理环境问题的主要关切点，因为减排空间是世界各国“分享的资源”和“共同的财产”。

减排空间稀缺性是气候变化、气候博弈的最重要缘由。

迪克逊从供给、需求和环境结构稀缺性三个角度，建议要从环境容量入手限制稀缺资源的无序竞争。

各个国家必须在考虑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对各国的碳排放量加以限制，因此产生了对排放容量和发展空间的竞争，从而演化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表现出不同态度的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应尽早在全球范围内界定温室气体的减排限排目标，并通过各国定量的减排义务来实现使未来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水平上。

另一种不鼓励在联合国框架下为各国制定约束性的减排限排目标，而主张通过发展新技术来减少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使用替代能源。

这两派的代表是欧盟、伞形集团、“77国集团”与中国等谈判联盟。

欧盟积极推动气候变化治理，强调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限排；“77国集团”和中国主张只为发达，国家规定进一步减排目标，而不应该为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指标，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履行资金和技术转让的义务。

亨利舒提出气候变化博弈的四个关键领域，即成本分摊、损失补偿、财富技术转移以及碳排放权界定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未来经济体系变革息息相关。

气候变化危机为权力竞争带来了新的特征。

戈卢布等指出欧盟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不仅让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了主动，提升了创新优势，也为日后主导政治经济奠定了基础。

《全球温室机制：谁来承担》首先拉开了研究气候变暖中各国的不同收益和损失、立场、政策和不同的序幕。

OPEC担心温室气体的行动方案对石油消费构成影响，而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强硬反对者；小岛屿国家则担心国家生存问题，积极呼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全球变暖危及低碳经济最发达的欧洲，所以其对气候不变化治理十分积极；金砖国家人均资源匮乏，而且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比较薄弱，一方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抵抗能力较差，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的加快，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快速增长；美国的能源消费模式一直是浪费型的，强制性的减排指标会伤及到石油企业和中西部农业发展。

可见，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的重点不是让谁付出代价或者谁在其中搭便车，而是如何建立共识，通过共同规范和标准，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进行合作共同缓建全球变暖的趋势。

2.2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为核心的少数人中：基欧汉和米尔娜曾经指出国际化进程中必然会影响和改变国内的决策；专注于研究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奈还提出复杂学习过程的模式，他认为国际制度出现会让决策者通过学习来认知新的国家利益。

德雷兹纳则在Locating the Proper Authorities一书中从合约，强制，说服等角度探讨了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的互动途径：首先，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因素改变国内决策：利益分配；制度设计（监督、奖惩机制等）；信息流通；成员国对未来的预期（shadow of the future）；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促进国际合作从一种领域进入另一种领域。

比如欧洲各国从钢铁、原子能联营到经济共同体一直到现在有27国的欧盟，在外交、环境、经济等有共同政策的超级国家行为体（super-state）。

其次，结构主义学派强调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这种互动首先表现在国际制度如何塑造国家的身份认同（identity），国家规范（norms）等方面。

如玛莎费内摩尔（Martha Fennimore）认为国家的利益会被他们所荣辱的国际制度塑造。

而温特（Wendt）则认为国际制度培育了共同的信念和集体认同。

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认为可以提升不同行为体的合作联系。

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还表现在国家如何影响国际制度的演进。

斯特恩（Stein），加内特（Garnett）认为人类思想、观念、信念以及知识的演进就会促进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制度的发展，而温特（Wendt）也认为集体身份认同感也会促进国际制度的产生。

与新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关心国际合作、减少国际无政府的现象不同，新现实主义者则怀疑合作实现的可能性。

他们更多的关注国际制度中参与各方比较权力的大小以及权力结构问题。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在国家政府组织、国际制度或者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将决定该国的政策制定和国家利益。

金德尔伯（Kindleberger）则将全球权力分配与国际经济制度建立运行相挂钩。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社会制度主义和认知理论也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做了各自的判断。

社会制度主义（social institutionalism）从全球文化模式来探讨一国政策制定的合法性。

他们认为国际制度有许多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如男女平等、大众教育等。

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政府的相关政策。

认知理论强调国家利益是一种主观认识，它受到误判、意识形态、认知观的影响。

国际制度会促使决策者学习的过程发展，并导致决策者的认识和观念的变化。

奈（Nye）提出了复杂学习过程的模式（complex learning），他认为国际制度出现会让决策者力图通过学习来定义新的国家利益。

2.3低碳经济和权力转移对于权力转移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以霸权变迁范式，沃尔兹的相对权力和均势，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基欧汉的霸权合作，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大国体系，吉尔平的威望等级等；而阿特的战略集聚、伊肯伯里的霸权反制衡、米德尔的外交哲学融合则反映美国维持霸权的种种力量之源。

其次是价值理念的层面。

英国学派强调国际体系的社会意涵，亨廷顿探讨文明体系，鲁杰阐述了国际集体理念体系等。

国内，一方面王在邦、秦亚青等人将霸权稳定论、制度合作等西方学术本土化，另一方面叶自成从大国关系、王正毅从体系论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内在逻辑。

当前低碳经济创新是下一代能源的核心，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出现了下一代能源的主导国。

乔治·莫德尔斯基、康德拉季耶夫等认为主要大国均重视创新优势的竞争，丹尼尔·耶金认为技术和制度创新对能源权力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变化危机为权力竞争带来了新的机会和特征，格莱布把麦斯纳把国家竞争力变迁和技术投资与减轻气候变化成本联系起来。

乔纳森·戈卢布和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欧盟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不仅让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地位也为提升创新优势奠定了基础。

也有学者从经济角度对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建立模型，指出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对经济的发展的影响，认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对世界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承担适当的气候任务保护是应尽的责任。

在实行减排政策时，增加碳汇和能源替代与新能源的开发明显要比单纯控制碳排放量具有市场效率。

因此世界主要大国都把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作为实现缓解气候变化的优选途径。

而未国际经济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仍然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出现了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主导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