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和预期形成机制_兼论费尔普斯的预期理论

徐秋慧王晓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兰州730000）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和预期形成机制———兼论费尔普斯的预期理论摘要:本文考察了研究经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预期形成机制以及个体行为是否理性等问题的主要文献，并粗略梳理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理性学习和近似理性等预期等关于预期形成机制研究的基本脉络。

关键词:不确定性；理性预期；有限理性；理性学习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847（2008）12-017-05一、经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20世纪前半叶，微观基础经济理论仍然建立在田园牧歌式的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之上，该理论体系建立于1850年代，以李嘉图、威克斯第、威克塞尔、瓦尔拉斯和庞巴维克等人所提出的经济思想为核心，认为经济体系中的理性经济人面对完全竞争的市场，并根据其获得的完全信息做出决策，在完全弹性的价格体系作用下，市场保持完全出清状态。

尽管萨缪尔森在吸收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古典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提高了古典理论的解释力，但是从根本上还是“无法捕获，或者内生化那些在现代经济中可被观察到的常见现象，诸如创新、迅速增长的浪潮、商业活动的大波动、非均衡、紧张的劳资关系以及工人的智力发展，等等”。

[1]这些经济现象增加了经济当事人决策时的不确定性，粉碎了古典经济理论对市场机制过分乐观的假设。

20世纪60年代，大量学者开始把个体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纳入经济分析，试图为宏观经济现象构建微观经济的基础，费尔普斯是其中的先行者和佼佼者。

经过对前人经济理论的广泛研究，费尔普斯从战前经济学家的著述中梳理出不确定性研究的脉络，他多次在著述中指出，“战前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奈特、凯恩斯和哈耶克等,试图从不完全信息这个角度来突破新古典范式，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

”[2]早在1921年，奈特就注意到了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

他创造性地对可测度的不确定性（奈特称其为风险）和“真实不确定性”进行了区分，认为风险是一种人们可知其概率的分布的不确定，而“真实不确定性”则无法“通过任何方法被降低到一个客观的、数量决定的概率”，[3]人们甚至对未来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对于奈特来说，事物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其本身是独一无二的：“商业决策……要处理非常独特的条件……客观测度的可能性或者机会根本不适用。

”[4]凯恩斯同意奈特的观点，认为“（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可以测度的”，[5]因为把世界上所有的可能状态全部列举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来源：对“平均评价”的估计带来不确定性。

通过经常引用的“选美”例子，他着力阐述在股票市场价格形成中，对“平均评价”所进行的主观猜测的作用。

[6]凯恩斯指出，由于估计“平均评价”的基础非常“薄弱”，经济中的个体无法为与可观察到的外生变量相联系的“平均评价”分配概率分布，因此排除了外生变量的概率分布和股票价格的概率分布之间直接和客观的联系，造成了不确定性的存在。

这种不确定性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即使自然界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人们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也会造成不确定性，凯恩斯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

哈耶克则对纯选择的逻辑和“社会面对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区分：“如果‘给定’是指‘给定’给一个可以审慎地解决这些‘数据’所设定的问题的单一头脑，那么社会经济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给定’资源的问题，更是知识利用的问题，知识并没有完全‘给定’给任何人”，[7]人们对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事件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

哈耶克也区分了“两种客观实际事实，一种是经济学家试图以主观感觉去理解的事实（和数据），一种是采取了【作者简介】徐秋慧（1971-），女，山东寿光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现代西方经济学。

王晓峰（1974-），男，甘肃敦煌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科员，研究方向：现代西方经济学。

我们试图解释的那些行为的人们所了解到的事实……人们据以建立自己计划的数据是他人将按特定方式行动的预期”。

[8]哈耶克提出的“知识分工”和使得经济中的个体对“平均评价”的预测进一步复杂化。

此外，奥地利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也对不确定性进行了论述。

奥地利经济学的许多基础概念如市场过程、自发秩序等等都与新古典的均衡框架相反，这是建立在个人选择方法上的，该方法不仅强调个体偏好和决策的主观性，而且还强调知识和预期的主观性。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钦(1950)也注意到了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决策的含义，他指出，由于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决策者并不是在进行纯粹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在选择能导致最佳概率分布的行为,对相关概率分布的估计本身则具有“主观性”。

马尔沙克(1949)曾经按照决策者对相关概率信息掌握的程度将信息不完全作了一个有意义的分类，即：完全不知道概率p、不知道概率但是拥有一些信息可以估计概率p、完全知道概率p、不但知道概率而且知道p取值为0或1。

马尔沙克将后两种类型理解为完全信息，前两种理解为不完全信息，[9]也就是奈特(1921)所界定的不确定性。

尽管后来阿罗（1951）却对这种分类表示怀疑，认为对不确定性的分类、模型化，甚至经济学、哲学、统计学上的定义还有待深入研究，[10]经济中的不完全信息仍然得到包括费尔普斯在内的很多学者的认可，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

二、适应性预期模型在凯恩斯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预期的重要性。

例如，马歇尔（1890）所说的“等待”就是一种预期分析；费雪（1896）提出的期限结构预期假说、希克斯（1939）使用的“预期的弹性”概念、威克塞尔提出的“累积过程”论等，也都包含着预期分析的思想；林达尔（1934）关于经济决策者的心理预期和经济动态相互关系的分析，米尔达尔（1939）提出的关于“事前”和“事后”的分析，也都强调了预期的作用。

尽管这些早期的预期概念更多的是在预测的意义上使用的，没有涉及“经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不确定性以及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等当代预期理论的核心命题，但是他们确实看到了预期对于未来判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现实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

卡甘（1956）、弗里德曼（1956）和内洛夫（1958）先后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用公式表达为p e t=p e t-1+β(p t-1-p e t-1)，其中,0荞β荞1，即人们根据过去预期时所犯错误的程度来修正其在以后各期的预期，这种预期具有“回头看”的特点。

费尔普斯（1967）和弗里德曼（1968）等学者先后将该预期模型应用于宏观经济研究中。

1960年代末，费尔普斯的一系列研究构建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这些研究使用了新古典理论的跨期最大化假设，但是在考虑经济当事人的选择行为时，去除了完全信息的瓦尔拉斯假设，认为对世界存在无知的人们会利用某种错误修正，或者说是适应性的机制来形成预期。

在这种看起来合理的假设下，新理论提供了非均衡条件下价格和就业动态的分析。

从此之后，个人预期的形成在新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

费尔普斯对预期的最初发展是将其应用于有成本地传递和收集工资和价格信息的宏观经济模型。

在工资制定的动态模型（1968）中，费尔普斯引入了预期的概念，认为公司在制定工资时，并不清楚其他公司制定的工资水平。

之后，费尔普斯将不完全信息和预期因素引入劳动市场均衡的研究中，建立了“岛屿”模型(1969)，该模型涉及彼此之间信息隔绝的劳动市场，每个岛屿上的经济当事人“不得不应对他们不知道的未来，甚至是大部分的现在。

这些彼此隔绝但具有认知能力的人构建经济状态的预期—跨越空间和时间—并且最大化这个想象的世界”。

[11]费尔普斯构建的工资动态模型和岛屿模型解释了工资粘性，彻底否定了新古典理论关于市场完全出清的假设，推动适应性预期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各个方面的研究。

正如弗雷德曼所说：“在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时，战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基本忽视了信息和预期形成，落入了瓦尔拉斯完全信息的轨道，利用“货币幻觉”解释工资粘性，所有模型均使用完全信息下的个人最大化假设。

”[12]而费尔普斯的研究解救了凯恩斯经济学，对于新凯恩斯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后期，适应性预期也在预期形成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超级通货膨胀颠覆了经济学家对于预期的看法，人们开始思考适应性预期的不合理性。

很多学者发现，人们并不是仅仅根据现期和以前的价格来预期将来的价格水平，外推式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只考虑过去经验和经济变量变化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信息，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因素对预期的影响，其形成方式无法排除系统性预测误差，这和人们观察到的现实是不相符合的。

费尔普斯也意识到了适应性预期的不足，后来他也承认，当时使用适应性预期仅仅是权宜之计，“如果公司正在进行创新活动，对过去数据进行的‘连续回归’无法为公司提供其他公司在什么方面将采取什么行动的适应性预测”。

[13]三、理性预期假说及其困境穆斯（1961）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当事人对一些变量的主观心理预期p e t为这些变量的条件数学期182008.12望，或“公司的预期（或者更一般地说，是产出的‘主观’概率分布）倾向于分布在理论预测（或者说是，产出的‘客观’概率分布）的周围。

”[14]很明显，这种关于主观预测建立在“客观”分布基础上的假说，已经偏离了非理性预期理论。

这对后来的宏观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卡斯（1969,1972，1973,1975）利用穆斯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说和费尔普斯构建的“岛屿模型”，修正了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关系的范式，构建了一个静态随机过程模型，并将预期形成机制内生化，假设所有的价格预期都符合穆斯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设。

卢卡斯模型显示，如果干扰经济的因素仅限于货币因素，“理性预期”的结果是经济立即跳回到均衡状态，货币政策是中性的。

[15]随后，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使用卢卡斯的模型，得出了政策无效性命题。

理性预期理论也对凯恩斯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提出了批评（卢卡斯，1976），并被应用到计量经济学研究中。

卢卡斯（1978）进一步指出，“有可能建立这样的模型，其中人们的全部主观概率的分布能够和支配系统的真实客观分布相一致”，[16]即当事人的主观概率分布等于经济系统的客观概率分布。

之后，哈森和萨金特（1981）将理性预期和随机最优化框架结合起来，创立了解释经济学时间序列的计量经济学方法。

理性预期理论的优势是明显的。

从本质上说，理解经济中个体采取行动和形成信念的方法是有困难的。

这本身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而理性预期假说提供了更简单的理解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