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介绍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如《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
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
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是研究古典目录学不可多得的材料。
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事务公文、法事记录以及施入疏、斋文、愿文、燃灯文、临圹文等，是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兴盛起来。
因而，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
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大多是初唐至盛唐的写本。
主要有老子《道德经》及该经的各种不同注本，如河上公注、想尔注、李荣注，以及该经的题解。
河上公注本为道徒所传颂，风行一时。
想尔注则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重要材料。
《太玄真一本际经》、《太平经》、《上清经》、《灵宝经》等道教经典，是研究道教理论的好材料。
《老子化胡经》是反映道教与佛教争夺地位的文献，元代以后，彻底亡佚，此经今仅存于敦煌文献中，十分珍贵。
而纸质优良、书法工整、品式考究则是敦煌道教文献的一大特色。
除佛教、道教文献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文献。
摩尼教文献共有三件，即《摩尼光佛法仪略》、《证明过去教经》、《下部赞》，这仅有的三件文献，使人们对文献中屡有记载，但无法知其全貌的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得以明了。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唐贞观九年（635）传入我国。
景教在唐代流行情况，文献记载不详，直到明天启五年（1625）年在长安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才略知一二。
敦煌文献中有七种景教文献，它们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这些罕见的景教文献，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其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摩尼教、景教文献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以史籍而言，敦煌文献中除保存了部分现存史书的古本残卷外，还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书，如孔衍《春秋后语》、邓粲《晋纪》、李荃《阃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论》等，这些史籍不仅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而且可订正史籍记载的讹误。
敦煌文献中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如李泰的《括地志》、梁载言的《十道录》、贾耽的《贞元十道录》、韦澳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这些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资料。
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几种方志，更为史籍所不载，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沙州地志》等，对敦煌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要，每一件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关于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历史，在两《唐书》、《资汉通鉴》、以及新、旧《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中记载都非常简略，且错误很多，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的了解。
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数十年来，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基本搞清了这段历史，从而使这段历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公文书包括法制法制文书和“官文书”。
唐代法律由律、令、格、式四部分组成，传世文献中只有律保存下来，令、格、式则不为人们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格、式，虽然都有残缺，但却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
属于“官文书”的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公验、过所、度牒、告身、籍帐以及官府来文书等。
其中如“告身”是给予新任职事官、散官、勋官等的一种证书，的册授、制授、敕授、奏授、判补等多种形式。
“籍帐”则包括户籍、手实、差科簿、军政机关的会计簿等。
敦煌文献中的私文书，主要是指各种内容的契约和民间团体的“社”的文书等。
契约主要是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其中有租地契、佃地契、借贷契、雇佣契、买卖契、以及析产契等。
“社”文书中有社司转帖、社司牒状、社条、纳赠历、社斋文等。
此外，还有遗书、什物抄、放妻书、放良书、悼文、邈真赞、碑志、私家帐历等。
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社会历史至关重要。
敦煌文献中属于子部的《书仪》，包括朋友书仪、吉凶书仪、状启书仪，不仅是当时的书信范本，也是研究礼学与风俗史的绝佳材料。
敦煌文献中的童蒙读物和字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五代的教育情况，还为考订唐音，研究西北方言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敦煌文献中有关婚姻、丧葬、岁时、卜卦、看相、符咒、解梦、风水、驱傩及有关佛教风俗的资料，是研究敦煌民俗的极好材料。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类书，均为亡佚之书，对古籍整理及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为引人注目。
它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及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
敦煌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它对今本儒学典籍的校勘价值。
其中《古文尚书》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最古的版本，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著《论语郑氏注》，更是失而复得的可贵资料，郑玄注《毛诗故训传》，南朝徐邈《毛诗音》则最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其中尤以唐五代时期为最多，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敦煌本地诗人之作、释氏佛徒之作、敦煌民间诗歌几个方面。
敦煌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主要有《唐人选唐诗》（拟）、《陈子昂集》、《高适集》、《李峤杂咏注》》、《白香山诗集》及一些残存诗篇，最著名的是韦庄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诗》。
《秦妇吟》世无传本，直到藏经洞打开之后，才使这首诗完整地再现于世。
《秦妇咏》全诗句228句，1600余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篇叙事诗，它深刻反映了晚唐黄巢起义冲击下唐代社会的真实善状况，不仅有鲜明的政治内容，而且有生动的艺术手法，也是研究晚唐农民战争的重要史料。
王梵志诗在唐代广为流传，但《全唐诗》里没有他的诗作，宋代以后几乎无人提及他，他的诗后来也绝迹了，直到敦煌文献的发现，王梵志诗才再度为世人所知。
王梵志诗的特点是用白话诗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它是唐代诗坛上的奇花异草，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探讨我国白话诗的发展，研究我国古典诗歌和白话诗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敦煌诗歌中保存的敦煌当地诗人之作有《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拟），《敦煌廿咏》、《白雀歌》、《龙泉神剑歌》，多为反映敦煌社会现实，赞颂敦煌山水名胜和抒发个人情怀之作。
敦煌释氏佛徒之作主要是僧人所创作的僧诗，多为阐发佛教义理和劝善修道之作。
敦煌民间诗歌都来自民间，流传于民间，如《咏九九诗》、《咏二十四气诗》、家训诗、学郎诗等等，这些诗艺术成就虽不很高，却充满生活气息，是研究敦煌社会生活的活资料。
敦煌歌辞，过去一般称为曲子词，除少数文人作品外，大多数来自民间，作者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在这些歌辞中，值得一说的是《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这个集子编选了30首作品，从时间上看，明显早于传世的《花间集》、《尊前集》，为研究词的起源、形式及内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敦煌歌辞由于作者的广泛性，极大地影响了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使得它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
另外，一些民间小唱如《五更转》、《十二时》、《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等，也属于敦煌歌辞这一范畴。
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题体裁。
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变文的内容主要有以佛教为题材的《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降摩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舜子变》、《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等，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
、贸易往来等，以揭示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关系。
文献研究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填补历史空白
出土的蒙古文文献提供了大量关于蒙古帝国时期的历史信息，有 助于填补历史学研究中关于这一时期的空白。
校正历史误解
通过与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校正一些由于资料匮乏或口耳相传 而产生的历史误解。
拓展历史视野
文献的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维度，有助于更全面、 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
蒙古文文献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学术价值
蒙古文文献研究有助于推动蒙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丰富 和完善学术界对蒙古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现实意义
通过研究蒙古文文献，可以深入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增进各民族 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和谐共处。同时，这些文献 也可能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词汇变形
蒙古语采用词根附加词缀的方式构成新词，词缀 丰富，表示词性、时态、语态、数等语法意义。
名词类别
蒙古语名词分为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抽象名词 等，不同类别的名词有不同的语法特点。
语法特点
语序
时态与语态
蒙古语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 但在实际表达中，语序较为灵活，可以调 整。
蒙古语动词具有丰富的时态和语态变化， 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方式和状态。
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深化基础研究
继续对出土的蒙古文文献进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挖掘其蕴含的历 史和文化信息，揭示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面貌。
拓展跨学科研究
鼓励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研究，结合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 术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推动蒙古文文献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第六讲：敦煌文献
潘絜xié兹cí 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 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 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 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 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 毁，用泥巴堆起的灵官（道教的护法天神） 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 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 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 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 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 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 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 画。
1900年，当古代文书刚搬出藏经洞时候
部分古代文书
王圆箓
王圆箓（约1850～ 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 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 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 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 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 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 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 圣境，感慨万千，急呼 “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 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 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3、1368年元朝灭亡，莫高窟停建。（衰落） 3、1372年明朝设置嘉峪关，莫高窟遗忘。 5、1900年藏经洞发现。
藏经洞
藏经洞的发现
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 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被敦煌莫高窟主持王道士 （王圆箓）发现的，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 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些珍贵 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 特文、突厥文、回鹘文、 康居文等,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 的古代博物馆。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 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 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天津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介绍
及今后工作设想。
自一九零零年敦煌藏经洞大量经卷文书的显现于世，敦煌文献遂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
在上个世纪已成为国际显学。天津图书馆作为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之一，亦有幸保有敦煌遗书共计
177 件，虽然珍藏不多，但因长期以来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之前也从未进行过全面、
系统的调查、著录和整理。值此敦煌文献修复与保护工作会议召开之际，笔者仅就天津图书馆藏敦
下：
佛名经四种四叶
莲华经八种八叶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种三叶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叶
大涅槃经三种三叶
维摩诘经残字一叶
金光明经残字一叶
莲华经残字三叶
大涅槃经一叶
大般若波罗蜜经二叶
大涅槃经二叶
如此明晰的目录显然是深识敦煌研究人士所为，其必将会为进一步的考究提供极大的帮助。
《唐人写经册（残页）》一册，经折装。上下两面用木板挟持，粘贴有敦煌遗书残片 8 件，书
二、藏品特点分析：
第一、天津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全部曾被著名学者收藏，由于收藏者有较高的学识修养，所以 这些藏品不仅是他们共同鉴赏的珍品，同时也成为学者间切磋研究的对象，在观赏及装裱过程中留 下了不少的题跋，成为藏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为敦煌遗书残片本身增添了相当重要的文献价 值。兹摘录几则，突显题跋之弥足珍贵。 《唐人写经残卷》第二册方尔谦题记三条：
题记四： 此二十年前为潞庵所题唐人写经册也。今潞庵墓有宿草，而此册遂落津市。善伯见而
敦煌文献
• (4)地理学的研究，《寿昌志》记录山川河 流及少数民族的治理情况。 (5)文学研究，变文、歌辞、俗赋、白话诗、 话本，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 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除汉文还有吐 鲁番西夏等少数民族之文字，其中有些民 族按其自己的发音，而造出许多形声字。
• (7)科技方面研究，有天文历法及医学之研 究。 (8)中外交流记录，有梵文本《心经》，慧 超《往天竺传》。 (9)经典研究，十三经中敦煌存九经，《论 语》郑玄注已失传，在敦煌发现一部分。
• 敦煌文獻，又称敦煌遺書、敦煌文书、敦 煌寫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 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总数约5万卷， 最早的前秦苻坚元年（359年），最晚为南 宋庆元二年（1196年）。
发现
•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 十六日（1900年6月22 日），道士王圓箓在 清理第16窟時，發現 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 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 卷等文物。
流失
•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１４块马蹄银 取走24箱遺書﹑遺畫及5大箱其它文物。 • 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用大量銀 子換取了6000余件寫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畫與絲 織品。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 遗书。 • 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 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鄂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 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 • 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 文物的三分之二。。
• 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軸裝為 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 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文献内容
• (1) 敦煌文献五千多种佛经，一部分传世文献已亡 佚，今却由敦煌文献中发现。最重要是发现《六 祖坛经》。 (2)历史研究，吐鲁番文书，唐安始之乱以后藩政 资料、王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 孔衍的《春秋后语》。 (3)法制研究，中国古代民法刑法不分，但敦煌文 献中发现唐律、令之格式是分开的，另户籍数据， 标记得非常详细，使均田制实行得以证明。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马德]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马德]](https://360docs-1393072327.cos.ap-beijing.myqcloud.com/446d65583b3567ec102d8a29.webp)
这次整理的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共编3370号（件），其中敦煌市博物馆2890号，甘肃省图书馆351号，敦煌研究院82号，甘肃省博物馆36件，酒泉博物馆19件，敦煌市档案馆12件，张掖博物馆2件，高台县博物馆2件，武威市博物馆2件，兰州籍山东人兰山范氏私人藏20件。这部分文献基本是写经，主要分为卷式《大乘无量寿经》与贝叶式《般若经》，也有一少部分是社会文书。另外，敦煌市博物馆藏第351号还有3144页梵夹装经页尚待再行编目。
同汉文经卷一样，藏经洞开启以来，先后有一部分藏文经卷、经页也流失到民间。1944年以来，甘肃省各收藏单位不断接受私人捐赠并多方访求，陆续征集到一部分汉、藏文经卷和经页。如敦博0080—0303号是敦煌人殷登明1951年将敦煌民众教育馆所存捐赠敦煌县政府后移交县文化馆保存的；敦博0307、0790号是敦煌县博物馆在调查三危山文物点时在三危山王母宫处征集入藏的；敦博1530、1531号是敦煌市博物馆求购所藏。又如张掖博物馆藏2件《大乘无量寿经》，一件为1981年7月于张掖西街一唐姓人家征集，另一件为1988年4月离休老干部赵奉翱捐赠。敦煌研究院所藏一部分为敦煌当地人士捐赠，有一部分是1964年本院副研究员霍熙亮先生从敦煌民间征集而来。一直到近年，还不断有捐赠和征集。如1993年敦煌市博物馆从市属五墩乡文化站征集到数件，2002年敦煌市三危乡农民李永德捐赠给敦煌研究院的数件，等。另据了解，还有一部分敦煌藏文文献尚保存于敦煌以及甘肃各地民间个人手中。特别是上文提到的重440余斤的94捆卷式写经，即使把我们这次搜集到的全部卷式写经统计在一起，可能还不足这个重量的一半。所以，日后继续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敦煌藏文文献的任务还很艰巨。
敦煌文献库
敦煌文献库内容简介：敦煌文献库是专门收录敦煌汉文文献的大型古籍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上个世纪初于敦煌莫高窟发现、而后流散世界各地的数达5万件之多的汉文和藏文、梵文、于阗文、回纥文、吐火罗文文献，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奇珍。
不仅使大批亡佚已久的古文献重现于世，更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进与中世纪中亚和中国相关之歴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文化艺术之研究，并形成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文献库辑录现藏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国之敦煌汉文文献3万余件，分为佛书编（佛教经卷）、遗书编（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写本）、文书编（官文书，私文书及寺院文书残卷），各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成保留原件所有信息的数码全文，采用还原式页面，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图表、标记及怪僻字、重迭字、翻转字、涂抹字等。
总计全文超过1亿字，影像超过30万页，数据总量约100G。
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整理标注随心所欲，编辑下载按键即得，为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开出新生面。
技术标准：页面显示：还原式全文页面，逐页对照原版影像检索路径：分类检索（类、目）条目检索（题名、时代、作者、篇目）全文检索（任意字、词、字符串）高级检索（进阶、逻辑、关联）研读功能：放缩（影像放大阅读）全屏（影像全屏阅读）去灰（影像去除灰度阅读）翻转（影像旋转180度阅读）连缀（影像前后页连缀阅读）设置（全文设定版式和字体）标注（全文添加标点和批注）书签（全文添加书签和分类管理）打印（全文打印）下载（全文编辑拷贝）辅助工具：研究提示（查找相关研究成果）常用字典（查找难字读音及释义）采用字库：方正楷体S-超大字符集适用环境：Windows8/7/vista/XP/server2003/2008出版信息敦煌文献库分为五集，自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初集已出）。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敦煌文献，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其中所涉及的名物，既包括人物、器物、服饰、建筑等实际物体，也包括典籍、经文、诗词、歌赋等文献资料。
这些名物承载着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敦煌及古代中国的宝贵资料。
然而，现有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现状近年来，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
然而，研究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中过于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而忽略了对名物的内在价值和意义的深入挖掘。
其次，缺乏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未能有机结合，导致对敦煌文献名物的理解不够全面。
跨学科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敦煌文献名物研究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深化对名物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从宗教角度出发，敦煌文献中的佛经、道经对名物有着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些经文，可以追溯名物的起源、演变和意义。
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宗教的名物，可以进一步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和交融。
其次，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名物的生动形象。
通过解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名物在古代社会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内涵。
同时，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可以揭示敦煌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最后，敦煌建筑史也是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的重要方向。
敦煌石窟、寺庙等建筑的真实写照，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名物资料。
通过研究这些建筑的结构、风格、装饰等特点，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古代敦煌的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进而揭示其与中原及西域建筑的关联和差异。
结论现有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宗教、文学和历史等角度进行深入挖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未来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是对敦煌遗书中的历史类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和编辑的学术活动，其意义在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资料。
以下是关于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的一些重要方面：1. 敦煌史部文献的特点：敦煌遗书中的史部文献涵盖了丰富的历史材料，包括官方公文、官员任免表、地方志、家谱族谱、历史著作、碑刻等。
这些文献在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它们在时间范围、内容丰富性和文字形式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
2.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的历史与现状：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清代皇家秘阁书官马浴宽首先在1909年开始对敦煌遗书进行整理。
此后，一系列的研究者、学者和机构参与了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工作，大量的文献得以整理、研究和出版。
然而，由于敦煌遗书的数量庞大、文字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文物保存的脆弱性，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工作仍然很庞大而艰巨。
3.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与学术贡献：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整理和研究敦煌史部文献，可以填补历史记录中的空白，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社会结构、官制制度等方面的了解具有重要贡献。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地域志书和地理资料，对于古代地理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4.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敦煌史部文献得以数字化、存储和传播。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更加便利和广泛，并为更多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参与其中的机会。
总的来说，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在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敦煌遗书中的史部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和编辑，可以为历史学、文化学和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源和资料，有助于拓展对古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古文献四大发现3——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三敦煌遗书是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中古时期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
又称敦煌古文献、敦煌文书。
发现和被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
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
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
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
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骗手段，骗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
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也到达敦煌，他以通晓汉文的优势，尽量挑选有纪年和题识的遗书,共得10余筐,辗转运回巴黎。
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消息传至内地，国人震惊，一批士大夫纷纷要求清政府进行干预。
但直到1909年,清学部才电令陕甘总督将劫余之物押运北京。
途中何彦昇、李盛铎、刘廷琛等封建官僚亦加劫掠。
此后日本人桔瑞超、俄国С.Ф.奥尔登堡等也参与劫夺。
大批敦煌遗书由此散落世界各地。
收藏和刊布敦煌遗书目前分藏在英、法、中、苏、日五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
斯坦因劫夺的藏文遗书现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汉文遗书原藏不列颠博物馆，1973年始移藏不列颠图书馆。
汉文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在国际上公开出售，计6980号，其余未公开的残卷尚有几千号，总量实际已达1.16万余号。
伯希和劫夺部分最有价值，一直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和藏文部分都已制成缩微胶卷并公开出售。
其中2000号以前原留作藏文遗书编目使用，现存汉文部分（含少量西域文字）胶卷为 2001～6038号（内缺4100～44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