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西文化差异 价值观

反思中西文化差异价值观
中西文化价值有着巨大差异，从根本上说，西方是“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而中国盛行“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

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历史上各按自身的逻辑演进。

进入近、现代之后，两者既有意义上的相互缠绕，也有本质上的截然不同。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以德治人”，集体主义价值观根基深厚。

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文化定位于“个体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中国选择了“人类解放”。

今天，当中国又一次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选择时，是改用“个体主义”的价值目标？“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还是取“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的价值互动和结合呢？我们认为应该选择第三者。

一、个体主义
西方文化价值源发于西方原始宗教中。

作为一种思想，“个人主义”很早就出现了。

但比较完善个人主义思想则首先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出现。

但是，“个人主义”这个词本身首先在法国出现。

时间是大革命以后，创造这个词的人是法国政治评论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在他看来，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是自私自利的，是一切为我为中心的。

在美国，个人主义精神是一种边疆文化遗产。

在殖民时期，拓荒者们已不在享有文明社会的安逸和舒适，他们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这种精神从早期殖民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是美国人信奉的精神之一。

到本世纪中期，个人主义有了新发展。

与以前不同的是大多数的西方人都不在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看成是势不两立，相反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个体主义作为西方近代启蒙的价值目标，其孕育过程并不完全取决于历史语境，它更是近代社会逻辑沿革的必然。

这也就是说，“个体主义”作为西方近代的主流价值目标，除了呼应其古希腊的启蒙先声之外，更是中世纪与近代价值逻辑符合规律演进的产物。

此外，“个体主义”也并非某种内容单一的简单范畴，其内涵涉及政治、社会、道德等多方面的价值领域，是经过许多哲学家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的学理。

实际上，如果“个体主义”不包括这些内容，它就不能成立，或至多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应该看到，在现实的历史中，“个体主义”的优越性和局限性是交相缠绕、难以截然分开的。

一方面，个体欲望的解放不可避免地激发个性能动创造历史的动力，从而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个体欲望的过度膨胀，如果失去必要的约束，也会导致极端利己主义而成为社会的公害。

所以，个体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建构有着历史意义的地位，不能予以全然否定；但个体主义的时代性、阶级性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难以全盘肯定。

目前，我们尤其需要从整体观、动态观和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如实地评释“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真正意涵与历史作用。

因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对“个体主义”作多向度的全面评
估，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耐人寻味的文化启导意趣。

否则对我们今天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认同系统是极其有害的。

二、人类解放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实现启蒙学者所设计的“个体主义理想国”，相反却在私有制的条件下造成了人的异化。

在这种从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等，都围绕“个体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了同时代思想家的思维结晶后，提炼出“人类解放”的全新价值目标。

由此可见，“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并非仅是马克思个人智慧的结晶，而是他在批判性地吸取各种理论成果基础上所创造出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以往我国学界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专注于其逻辑系统，即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学说的“灵魂”--以“人类解放”为内容的价值系统。

其实，马克思的学说从来不是只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等物质因素的粗俗的唯物主义，相反，它自始至终把现实社会中从事着生产实践的人作为价值中心。

马克思的价值系统以“有生命的个人”为起点，以“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

据此，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置于西方思想史的演进序列之中，把它看成是古希腊思想，尤其是近代启蒙价值目标---个体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是在西方近代启蒙确立的“个体主义”的价值基础上，马克思才进一步发展出“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

因此，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目标与“个体主义”价值之间存在着启迪与超越的关系。

即“人类解放”的价值并不简单地否定“个体主义”价值，而是在吸纳其有益学养的同时，克服它所蕴涵的原子式的利己主义弊端，从而把个体与社会，把个体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

这样，从根本上说，“人类解放”扬弃了“个体主义”价值中的先验思辨成分，而代之以社会实践的内容，这就使得前者在政治、社会、道德、终极关怀等各方面都超越了后者。

究其原因：因为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仅立足于市民社会，关注的只是孤立的个体的自由，而马克思的视界则远眺至人类实践的全景与后工业社会的未来，它同时关注个体和社会及其互动关系，从而达到了人类自由本质全面发展的新价值高度。

三、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认真全面地反思个体主义和人类解放
“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分别是西方近代启蒙和马克思的价值目标。

这两大价值目标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启蒙用“个体主义”价值取代中世纪的基督教价值，使得资本主义在短暂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人类此前数千年都无法比拟的巨大进步，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倡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极大地塑造了人类的现代社会。

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与“解放”是两个出现频率最多的政治术语，它们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共同交织成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从规律性上讲，
这是由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这一根本任务所决定的：西方近代启蒙的“个体主义”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是中国自近代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来寻求自强道路的客观需要。

正因为“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适应了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所以它们在传入中国后立即成为国人寻求个体和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武器，推动中国在20世纪取得了此前上千年所未曾有过的巨大进步。

因此，“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共同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将个体---中国人的解放与社会---中华民族的解放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

当然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也曾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指导思想负有很大责任。

特别是在建国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中，由于我们对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没有正确梳理，而是采用“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把它们根本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兼容，因此用人类解放的价值全盘否认个体主义的意义。

由此决定了个体主义价值在本土难以存身的困境。

由此看来，我国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今天，应该同时注重吸取这两大价值系统对现代化进程的有益学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对我国今天由传统文化价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精神转型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启迪意义。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个体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也在我国逐渐暴露：由于欲望的过度膨胀而造成的贪污腐败等危害社会的现象层出不穷。

这就需要这个社会采用适当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公德约束个人，使之在不违背社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进行市场活动。

这就表明了社会的个体化同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个体社会化，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价值系统恰好能为个体社会化奠定理论根基。

进一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利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手段，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与“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在理路上是一致的。

因此，将二者的精华有效地统一加以吸收，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创造过渡条件。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是超越个体主义但又不否认个体（自由个性）作用的新型价值目标。

因此在总趋势上，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人类解放”的意境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走向。

因为个体主义在本质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性、阶级性局限，如果我们全然不顾这些缺陷，试图摒弃人类解放的根本价值而用个体主义取而代之，其结果只能导致价值根基的倒退，并引发社会整体运行方向的偏离。

纵观西方从近代启蒙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向马克思“人类解放”价值观的必然性过渡，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进程在当代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以从规律上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个人的存在与社会唇齿相依，因此个性的自由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进步来配合，而只有社会进步才能相对定型个性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双方持续不断的积极互动，才能最终导向未来的理想社会，即能保证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