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用能力”的内涵

论“语用能力”的内涵

作者：陈文

来源：《知识力量·教育理论与教学研究》2012年第20期

[摘要]语际语语用学在中国的研究已经开展了30余年，可是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生的语用能力仍然偏弱。为了更好地反思并发展学生的语用能力，首先必须对语用能力的理论内涵进行梳理。然后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交际能力与语用能力之间有着不少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即交际能力包括了语用能力，其内涵更广；而语用能力侧重更加清晰，内涵更未具体。最后，对语用能力的工作定义做了阐述，即以“言语行为”的概念为核心，强调语用意识，并包括语用策略。

[关键词]语用能力交际能力

一、对“语用能力”的内涵理解对语际语用学研究的重要性

关于中国学生语际语语用能力的研究最早始于1985年。当时，何自然（1985）对79位大专院校的英语教师进行了一次汉英语用差异辨识测试。结果发现尽管受测试者具有很强的语言基本功，却仍然在测试中出现了很多语用失误。他对这些语用失误做了分析，并认为应该将语用知识纳入英语教学之中。此外，何自然还对如何培养中国学生的语用能力也做了国内最早的探讨。随后，洪岗（1991）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采用了“答卷法”对某师大外语系本科英语专业两个年级4个班的94位学生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语言能力强的人，语用能力不一定强，即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并非完全成正比；（2）调查结果否定了“只要教语言系统知识，语言运用变自然而然地会了”这一观点；（3）学生在语言语用问题中失误最多的是一些惯用法。综合了以上3点结论，洪岗对如何提高中国学生的语用能力提出了一些建议。之后，中国语言学界及外语教学界对语际语用能力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期。2006年，刘建达发表论文Assessing EFL learners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knowledge： Implications for testers and teachers.通过他的研究和分析，刘建达认为“语法能力强的学生不一定语用能力强。”并且“中国学生的语用能力仍然薄弱。”由此不仅让人反思：从1985年到2006年20余年的时间中，为何中国学生的语用能力仍然薄弱？中国学生如今的语用能力究竟如何？作为英语教师，应该如何发展学生的语用能力？为了解决的这些问题，首先且必须要做的便是搞清楚什么是语用能力，即语用能力的内涵。

二、语用能力的内涵

尽管“语用能力”这一概念已被广泛使用，目前还没有对“语用能力”有一个权威而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有不少语言学家将语用能力等同于“交际能力”，如Candlin（1976），Schmidt 和Richards（1980）。而英国语言学家Thomas（1983）对此提出异议，她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交际能力的其中一个方面，即“social competence（1983）”上。由此可以发现，语用能力与交际能力之间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若要理性语用能力的内涵，需要首先了解交际能力的内涵。

（一）语用能力与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提出来的。1972年，在他发表的论文《论交际能力》中，他对交际能力的构成做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交际能力由以下4个参数组成：（1）语法性（possibility），某种表达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2）适合性（feasibility），某种表达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某种表达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4）现实性（performability），某种表达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出来。

其后，Canale（1980，1983）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构建模式，即交际能力有4个组成部分（1）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2）语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3）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4）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其中语用能力的概念既包含在社会语言能力中，也包括了语篇功能的相关内容，即组句成篇的能力。

继Canale模式之后，Bachman在90年代也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交际能力模式。他认为交际能力包含了三个部分（Bachman，1990；Barron，2002；何自然&陈新仁，2004）：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和心理-生理机制（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而其中语言能力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能力，即语言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和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根据Bachman的理论语用能力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小类，分别为：言外行为能力（illocutionary competence）和社会语言的功能（sociolinguistic compentence）。具体来说，言外行为能力是“交际者在话语表达过程中结合特定语境传递和理解施为用意的能力”（何自然&陈新仁，2002），而社交语言能力反映了“交际这对具体语言使用语境特征所决定的语用规范的敏感程度或控制能力，这一能力使得交际者能用适合语境的方式执行语言功能。”（何自然&陈新仁，2002）。Bachman

对言外行为能力与社会语言能力的区分恰恰与Leech（1983）和Thomas（1983）的观点相似。他们将语用学分成两个细类，即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和社交语用学（sociopragmatics）。由此，可以发现交际能力包括了语用能力，其内涵更广；而语用能力侧重更加清晰，内涵更未具体。

（二）语用能力的内涵——“工作定义”

对语用能力的定力，首先基于上述专家学者们的理论。此外，综观国际上对语际语语用能力的研究，很多都是在CCSARP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而CCSARP的相关研究是基于不同言语行为的。比如，道歉，请求和恭维等等。因此，与其说是给语用能力下定义，不如说是强调它的其中某几个方面。因此，语用能力的“工作定义”包涵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对语用能力的研究中，“言语行为”是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将不同的“言语行为”作为语用能力研究的最起点；其次，对于语用能力的理解强调的是“语用意识”；最后，语用能力包括语用策略，即运用何种策略实现某种言语行为或是运用何种策略回应某种言语行为。

该文成功入选“杭州师范大学优秀毕业论文培养计划”，是毕业论文的前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