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战略机遇期
百年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
特别策划Specials百年大变局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当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节点时，变化往往会成为开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动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多维的、立体的、全球的。
不论发展阶段、发达程度、经济形态、制度类型，各国全都被覆盖，无不身处变局之中。
如何全面理解百年大变局的深刻内涵，对于科学把握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基本特征，从而合理谋划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格与特点，积极参与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调适与重组，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三个前所未有”清晰地描绘了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基点。
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予了正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但机遇不是“敲锣打鼓”自然实现的，它需要奋斗，需要实力，需要勇气，更需要实践；另一方面，古今中外，大国的衰落一般都是“祸起萧墙”，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让和平崛起的中国要具备强烈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意识，这既来自于我们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来自于国际上存在着各种对中国发展抱有遏制、防范心理的势力。
唯有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络、发展规律和内在特点，方可准确判断国际格局发展8中国战略机遇趋势，正确认识中国自身定位，才能抓住机遇、规避风险、迎接挑战。
人民论坛组织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从制度优势、战略策略、全球治理、外交政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以期用更广的视角透析全局演进的逻辑。
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中国在这三次机遇面前的表现是不同的，因而给自己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有条件抓住却没有觉察而错过，结果开始了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第二次是强烈意识到了机遇，并进行相当的努力，但终因没有把握关键重点而再次错失，其结果是中国在“千古变局”之下，不但进一步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被近邻日本甩到后头；第三次机遇期到来时，中国最初的意识并不清晰，最终可谓把握了一半，仍然没有实现中国复兴的梦想。
第一次机遇期：大航海与郑和下西洋中国面临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末期，其竞争对手是西欧。
世界历史学家普遍将1500年当作分界线，以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世界从此有了相互联系的历史。
15世纪末期时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和西欧，差不多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力量更为明显。
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
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
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转折点发生在大航海时代。
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
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
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
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实际上，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
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
不容错失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不容错失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变化都带来了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然而，如果正确地把握和利用这些机遇，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
下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必须不容错失。
战略机遇期，是指可以发掘和利用当前的客观条件，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
在我们看来，最近几年来，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趋势，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以下是我们认为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1.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与区块链科技革命的进步，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无人驾驶、云计算等技术的出现，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除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外，还会改变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
和区块链的应用将有望带来更多更为快捷高效的服务，同时也优化了传统的金融服务。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中，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将有着更高的自动化和更平等、更公正的服务平台。
2.新能源与能源转型的加速推进新能源的发展，不仅可以保护环境，减少能源的浪费，而且还可以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能源转型的进程中，采集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资源已经成为技术发展的焦点。
这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会让未来的能源更加清洁、环保，并且取之不尽，不会造成世界能源的短缺问题。
3.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将为企业和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这些机遇包括开拓国际市场、增强竞争力、深化合作以及创新经营模式等。
这些机遇的出现，对于企业经营的调整、市场规划的变化、品牌战略的重构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4.政策改革与市场机制的不断优化政策改革与市场机制的不断优化，将会让市场变得更加活跃，企业创新更具活力，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近年来，各国纷纷推出政策利于市场活力的改革方案，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进一步完善，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等等，各种政策改革的相继推出，将最大化减轻企业负担，导致企业更加积极活跃。
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文学理论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吉林公主岭郭玉侠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实质上是建立在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信心问题。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来的，指的是21世纪头20年。
21世纪刚过去10年，还有10年时间，我国仍然处在这一战略机遇期之内，在逻辑上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发生的变化太大了。
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经过过去这10年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引人注目。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和舆论：一方面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国际舆论此起彼伏，中国同美国等大国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摩擦不断，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接踵而至，在境外敌对势力策应下发生的西藏、新疆事件也牵扯了我们许多精力。
与此同时，我们国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建设滞后、群体性矛盾冲突不断等问题，也在海外不断被放大。
这一切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之路已经走到头，战略机遇期提前结束了。
另一方面是中国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进入世界的中心舞台，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尤其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与美国等大国之间有矛盾有摩擦但互利共赢的格局已趋形成，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更为广泛深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更加务实。
特别是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世博会和亚运会等活动，通过抗御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国威大增，民气大升。
这一切表明，尽管我们面前遇到了不少新矛盾新问题，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仍有重大的战略机遇。
经过金融危机冲击与洗礼，世界和平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具有新特点与新内容。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等问题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何谓“战略机遇期”
何谓“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通常是指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和契机，并对其国际地位、历史轨迹等产生长远和深刻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
从世界历史来看，一些国家正是站在战略高度，抓住发展机遇，成就了大国地位，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党中央对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
十六大报告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六大以来我国把握“战略机遇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把握战略机遇期，扭住发展不动摇，胜利完成了“十五”、“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取得了辉煌成绩。
这主要体现在：★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2003年至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经济总量从2002年的世界第6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政府调控与社会综合管理能力明显提高。
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战胜了非典、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等活动。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这10年中，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时期之一；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各类各级教育快速发展，医药卫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建立了政府投入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了惠及城乡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大规模实施，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对外贸易总量跻身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战略机遇期
很多年来，“战略机遇期”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用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词。
它是对国内外环境和改革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综合性判断。
不过，战略机遇期在不同的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
这里最主要的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对什么而言是战略机遇？就是说，战略机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或者目标界定得不清楚、不确切，那么就会错用或者错失战略机遇。
尽管“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从中共十六大报告使用后开始流行开来，但这一思维从改革开放早期就存在了。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尽管当时还处于美苏冷战状态，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即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趋势，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局势，来从事改革开放事业。
没有这样一个判断，很难理解中国能够从改革开放前的外部准备战争、内部搞阶级斗争的局面中挣脱出来，把政府的政策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
可以说，离开了这个判断，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从事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战略机遇”的主要内容。
1990年代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国际经济组织。
这就为中国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正式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同时开始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
不过，尽管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都有所进步，但进步的步伐和社会成员的期待相差甚远，比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
因为社会改革领域缺乏比较大的突破，社会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
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不仅必须抓住国际社会所能赋予的战略机遇，而且更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把改革发展往前推进。
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在不久的将来，内部改革发展会变得更加困难，而外面的压力则越来越大，造成传统上所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做出“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的具体依据是什么，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一度冲击全球化的进程，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艰难，到哪啊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首先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会受到各方面重视。
经济全球化在一些方面会出现调整趋势，生产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发展、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掀起新高潮、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整体产业链的全球化难以动摇。
其次，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个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继续提升，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更加有利于平稳发展的外部环境机会大大增加。
再次，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
危机以来，全球各国加速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加大推动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抢占未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在其中，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在过去30多年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具备了发展提升的基础。
字1978年-2007年的30年时间里，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7%，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平均真实的GDP保持在11%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更加牢固，企业竞争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
总体而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并且已经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和转型的宏观基础。
从特定的意义上说，一些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消费贡献率降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储蓄率过高等，也同样可以通过改革来促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结构调整的过程。
我国面临“五大战略机遇”和“四大挑战”
由于国内困境和实力相对下降,美国正在进行“宏观收缩、局部扩张”的战略调整。这其中尽 管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无论是“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亚洲”,我国目前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可能 根本逆转。综观世界,我国面临“五大战略机遇”。 第一,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制约霸权主义因素在增加,我国能够继续赢得和平发展 的战略机遇。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近年来随着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和新兴发 展中大国迅速崛起,一定程度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进程。 中美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越来越紧密的经贸联系决定彼此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从 根本上看不会全面对立,美国也不会改变对我国的遏制战略。多极化发展趋势下的世界格局,和平 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将继续赢得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
file:///D|/公司，工会及企业文化/德钢公司”党群工作“/党建工作/党建理论建设/我国面临“五大战略机遇”和“四大挑战”_战略机遇期_求是理论网.htm（第 2／5 页）2012/8/5 10:44:49
我国面临“五大战略机遇”和“四大挑战”_战略机遇期_求是理论网
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五,国际体系变革趋势不可逆转,新兴国家活跃于世界舞台,我国能够继续赢得参与国际关 系重组的战略机遇。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改革国际体系的呼声日益 高涨。目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逐步推进,全球性问题谈判全面展开,特 别是20国集团作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增加了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为推动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未来将继续抓住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增加世界话语权和国际规则 制定权。 然而,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深刻认识我国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的同时, 也要清醒地看到前进中面临的以下“四大挑战”。 一是不能低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实力上升产生的焦虑心态。综观全局,影响 我国整体外部环境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由于两国存在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等根深蒂固的 矛盾,美国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始终没有变。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源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和对我国的疑虑,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配合美国对我施压。对未来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外部挑 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更为复杂。近年来,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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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战略机遇期
陆铭*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老龄化可能带来储蓄率下降，这使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
展望未来，如果能够再持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
理解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理解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特征。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大，具有潜在的规模经济优势，而且地区间禀赋差异明显，各个地区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带有强政府干预的色彩。
当前，中国面临着多方面发展失衡的挑战。
那么，中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何处来？在整个20世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并不多，成功者很多都位于东亚，那么，中国能够继续这一神话吗？我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的“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特征。
在“发展”的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也仍然需要20-25年。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将极大地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
城市对于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
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
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
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
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生产要素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却面临着许多制度上的障碍。
如果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采取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和税收的策略，那么，其采取的政策将是分割地区间市场，阻碍生产要素流动，这既不利于发挥资源跨地区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改进，也不利于企业突破地区间的市场边界，扩大生产规模，享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本应有的规模经济效应。
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巨大潜力，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制度上的“转型”尤其重要，也大有可为。
中国处在全球化的时代，21世纪，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参与一场大国之间的竞争。
如果主动地改革，中国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如果未能抓住机遇，国内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深化，而在国际上则将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
能否牢牢把握机遇，关键中的关键是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此文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