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域文化分类(刊稿)

浙江地域文化分类
连晓鸣
地域文化分类是比较难的。

笔者倾向于“地域+行政+人文”的划分法，即首先应强调其地理性，这是决定性的；然后再加上行政性，因为中国从秦代以降行政功能一直在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其三才是文化本身。

例如，浙江省天台县关岭村地处天台与新昌交界处，跨绍兴府与台州府，一个村子有两种风俗，完全不同。

因此，在地域文化划分上，行政是一个概念，文化又是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地理上的划分
当代，关于浙江地域文化划分的文章也曾有些，但一般还是侧重从地理上划分为主。

徐建春从地理角度将浙江文化划分为六类：一是杭嘉湖平原文化区，水乡平原文化类型，更多继承了吴文化的特点，地理上是太湖平原的一部分，文化特点与苏南十分相近；二是宁绍平原文化区，是典型的滨海水乡平原文化区，地处会稽山、四明山的北麓和钱塘江、杭州湾南岸之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三是金衢盆地文化区，金衢盆地是浙江省最大的走廊式盆地，沿北东东方向横贯于浙江中部，其传统文化包括金华学派、婺剧、金华道情、婺州窑等；四是温台滨海文化区，包括温瑞平原和椒黄平原，因括苍山、雁荡山的阻隔，历史上与内地的交往相对困难，故语言、风俗自成一体；五是沿海岛屿文化区，该区滨临东海，海岸线绵延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形成了与海洋、渔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典型
的海洋文化区；六是浙西南山地丘陵文化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是浙江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保留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点的传统文化。

“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
关于浙江地域文化的划分，明代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认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

三民各自为俗。

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王士性首先从人文地理入手，即“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对浙江区域文化进行了划分。

参照朱海滨的《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书中对浙江文化地理区域的划分，本人采用“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的方法，把浙江地域文化亦即“越文化”划分为四个亚文化区。

一是吴越——杭嘉湖（钱塘江以北）吴越文化。

广义可称“江浙文化”，是一种分布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大致包括今日的苏南、江西东北的上饶地区皖南和浙江省以及上海市的地域文化。

吴越文化可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

再聚焦到浙江现有行政区划，吴越文化，这里具体指其核心区
浙江部分的杭嘉湖，即杭嘉湖平原，是浙江最大的堆积平原，位于太湖以南，钱塘江和杭州湾以北，天目山以东，其包括嘉兴市全部，湖州市大部以及杭州市的东北部。

谭其骧在谈到杭州时说“原来钱塘江两岸，自唐以前，经常分属于两个政区：在春秋为吴、越两国，在秦汉为吴、会稽二郡，在唐为浙西、浙东两道。

政区既然分为两个，则浙西的都会当然在苏州(历史的，也是地理的中心)；浙东的都会当然在越州(历史中心。

浙东地理中心在金华，但开发较晚)。

杭州地处浙西的边隅，只能做一个属县或属郡。

把两浙并为一个政区实始于吴越钱氏的建国；自两浙而言，则苏、越皆有偏处一隅之病，杭州正为地理中心所在，吴越国的首都，便非此莫属了。

”
二是古越——宁绍（今舟山历史属宁波）系“古越文化”地，即古越国。

绍兴、宁波对浙江很重要，是越文化的核心区。

宁波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是我国稻作文化最早发现的史前遗址。

绍兴，又名越州、会稽。

会稽郡因会稽山得名。

相传夏禹时即有会稽山之名，会稽即会计之意。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

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此为会稽郡首见于史籍。

汉初，“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领二十余县。

其南有闽越，即秦代闽中郡。

今天的“宁绍地区”，既有行政区划的内容，也含自然地理范围的界定，还兼顾以往研究中的一些习惯性指向。

它主要是指四明山、会稽山以北的余姚、绍兴两地，特别是宁绍平原地区，还包括属浙东沿海丘陵地区的象山、奉化、鄞县、镇海等地，还有位于东西两端的舟山群岛和钱塘江下游南岸龙门
山以北的萧山中北部地区。

三是婺越——金衢严是浙江中西部很重要的地方。

金华，春秋战国时，为越之西界。

古称“婺州”。

衢州，《国语》：句践之国，西至姑蔑。

这里有8000~10000年前的上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这里有商周以后姑蔑文化与越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乌伤文化”；这里更有唐宋元明以降的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如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浙东学派重镇吕祖谦、永康之学代表陈亮、明代开国大儒宋濂等。

婺越文化区除了现金的金华、衢州，还包括历史上的严州。

严州，也称睦洲，位于钱塘江中上游，原下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六县，即现在杭州地区的淳安、建德、桐庐一带。

金衢盆地指金华、衢州、梅城（古严州府所在地）一带的衢江、兰江、新安江、金华江河谷地带。

四是瓯越——温台丽。

温州、台州、丽水（处州），这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区。

《吕氏春秋•恃君篇》高诱注云：“越有百种”，其中于越、句吴、杨越、闽越、南越、东越、山越、骆越、瓯越等，都是越族中著名的分支。

温台丽在历史上均属东瓯地。

这个瓯越亚文化区，即美国学者施坚雅先生提出来的经济地理概念“瓯、灵河流域”：温州瓯江流域包括瑞安一带，台州的灵河（江）流域，丽水（处州）是这一区块的腹地。

历史上三地均曾经有过辉煌，在隋唐之际，台州的佛教天台宗、道教南宗、寒山子及和合文化等，达到顶峰；自宋以降，温州的市民文化灿烂，不仅结出中国戏剧之花“南戏”之硕果，更有“永嘉学派”至今发挥着积极的学术引领作用；元末明初，处州
（丽水）青田南田（上世纪四十年代划出归温州文成县）出了个“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山河刘伯温”的一代帝师刘基，更是让世人刮目至今！
“浙西”与“浙东”
传统对浙江地域文化的区分，还有一个非常简便的“两分法”：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为“浙西”、“浙东”。

浙西，下三府，杭嘉湖；浙东，上八府，宁绍台温处金衢严。

浙江文化的分异实际上是吴越文化的分异。

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自然生态的相异，形成了远古吴、越文化的差异性，在尔后漫长历史岁月里，不仅使吴越两地的地域分界始终存在，而且对两地的文化也一直保持着影响，并使二者呈现“对峙”状态。

首先是吴越两地的分界线钱塘江。

钱塘江将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两浙”之称也是如此来的。

唐代浙江分为浙江西道和东道，宋代改称为浙江西路和东路。

清乾隆《浙江通志》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就是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

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
其次，浙江(又称钱塘江)的得名。

唐属江南东道，设浙东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宋置两浙路，南宋又分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简称浙东路和浙西路；元设浙东海右道和江南浙西道；明设浙江省，为浙江得名的开始，后改浙江布政使司；清改浙江省，省名至今未变。

“两浙文化”
两浙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原因，精神品质虽有共性，也有差异，历史上就有“浙西尚博雅，浙东多豪俊”的说法。

相对而言，浙东人的开拓较多体现在经济领域，且具有爆发力的特征；而浙西人的开拓可能更多体现在人文领域，其人文精神具有持续力的特征，如崇文厚德、宽厚诚信、兼容和谐。

唐代时期“上八府”就已开始形成，是唐代时期江南东部的局部。

明确的浙西、浙东之称谓始于南宋。

就历史上“两浙”的范围而言，还应包括当时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等地。

苏南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区域，曾是一个行政区划，历史以至近世，一直非常引人注目，是江南一块非常重要的地区。

浙东、浙西的文化，虽然在个性上差异较大，但“两浙文化”——浙江文化，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共同铸就了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第一个时期是史前和先秦时代，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及越国文化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南朝至隋唐，包括浙江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开发加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三个时期是南宋以来至近代，在这1000年期间，浙江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尤其是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学术文化盛极一时，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极其光彩的一页。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主席）
刊载于2016年8月2日星期二《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