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阅读素材：《焦点访谈》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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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焦点访谈》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

张英

“我现在有点倒计时心态。每次进直播间我都会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敬一丹对记者说，这叫“珍惜”。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

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满60岁了，要从央视退休了。

20年前《焦点访谈》开播，敬大姐一年后进驻，19年来都没有离开过《焦点访谈》的主播台。“大家一看这张要出事的面孔，我还能去做什么节目呢？”敬大姐对记者说。

19年前，打动敬大姐加盟最关键的原因是：居然能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每天播出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它就是为了让人民保持痛感。”敬大姐说，别人是“刺痛”，她选择“隐痛”。

2014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人正是敬一丹。

她走进演播室，看到大屏幕上，一排女孩儿站在那儿等待挑选，坚决要求换掉镜头；即使要用，也必须打上马赛克。当她确认看不出面目之后，才开始录制这期节目。

“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我们挖这事的根源，你不能最后打在这些女孩子身上。”敬一丹强调。但是节目出来后，有的镜头并没有打马赛克，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

“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敬一丹对记者反复强调自己的难过。

“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敬大姐20年里，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分寸”。

退休后的敬大姐也会很忙，2014年9月开始，她将在北京大学开课，继续她的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长期给国家部委领导干部培训班和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

“我是一个广播人，从看不起电视到加入电视，然后到电视的巅峰；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互联网崛起。特别有意思的过程。接下来怎么面对互联网这个强大的对手，让白岩松、水均益他们去对付吧。”

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家宾馆，敬一丹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舆论监督节目居然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

记者：白岩松说，敬大姐狠不下心来，这是误解吗？

敬一丹：不是误解，很多同事都觉得我心太软，我确实缺少一点锐。

白岩松、柴静，还有更多的记者，我们很多同事很有锋芒。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对社会机体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觉。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那种隐痛。我虽然没有那么锋芒，但也不是让人轻松的人，很多人都说，一看你就皱着眉头，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可能一个栏目，刺痛、隐痛都需要。

记者：当时孙玉胜是怎么说服你去《焦点访谈》的？你当时是铁饭碗，他们是临时工。

敬一丹：今年是《焦点访谈》开播20周年。我是《焦点访谈》一周年的时候加入的。筹备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话非常平实：现在准备办一个栏目，舆论监督性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

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

这个短短的电话，给我提供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最让我兴奋和意外的是，国家电视台居然能在每天黄金时间播舆论监督。在这之前央视有点舆论监督色彩的节目是《观察与思考》，一周一次，有时候还要断顿，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

那时我在《经济半小时》，做的也都是深度报道，也参加过《质量万里行》，典型的舆论监督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栏目天天播出，这是什么力度？

记者：播出之后和你的判断有出入吗？

敬一丹：我记得《焦点访谈》第一期，并不是我预想的舆论监督节目，很稳重地在谈国库券的发行，挺中性的。

我观察了很久，它唤起了我：这是央视黄金时间的舆论监督节目，如果我能身在其中，那真是赶上了。

“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记者：你怎么看待今年初《焦点访谈》做的“东莞系列”，影响很大，质疑也很大。

敬一丹：东莞这期，是一边制作编辑，一边在录演播室部分的。我还没看到编成的节目，就已经在录演播室了。后面的大屏幕，镜头是一排女孩站在那儿等待挑选，我说不能用，他说我们只能在那几个镜头里选了，我说你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演播室工作环节，我和其他工种不是上下级关系，但是那天，我坚持所有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看不出面目的时候，才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我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事情根源，不能最后落在这些女孩身上，你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

让我特别难受的是，节目播出后，我看见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没人给我一个回答；我说为什么那些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你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还是保护他们正在调查事件的权利？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我觉得这个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邻居呢？她们还那么年轻，这是人之常情，还不要说新闻伦理。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每年底有一个电视批评的发布，叫“掌声与嘘声”，其中的嘘声就给了屏幕上那个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情况屡屡出现，这个很容易被理解的新闻伦理，为什么会屡屡突破底线呢？

我且不议论这个报道怎样组织的，报道频次，都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仅仅是离我最近的这个细节：片子里边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后来我看到其他媒体同行对东莞事件的后期调查，我觉得有些就是负责任的，不是那种热闹的。

“我和先生结婚33年了”

记者：当年你考了3次，一定要读广院的研究生，为什么？

敬一丹：我是末代工农兵学员，76级，是“四人帮”打倒以后，高考还没有来得及恢复的拨乱反正时期，上的大学。

我庆幸上了大学的时候，77级入校了。他们的学制为什么是4年的，他们的课程设置为什么比我们多？我们教室里有台电视机，他们教室没有，有一个同学就总到我们教室来看电视，看的是陈琳英语。我们是学习普通话播音的，他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临近毕业了，我说我还可以再参加高考吗，人家说你已经算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了，不能再参加高考了。但我们连英语课都没开过，那么多课程都没学过。

这时候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词，研究生。我还没懂什么叫研究生的时候，我毕业了，1978年。班主任跟我们说，现在中央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