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东北边疆问题
中俄国界东段问题最终解决将使中俄经贸合作实现质的飞跃
中俄国界东段问题最终解决将使中俄经贸合作实现质的飞跃姜振军在2004年10月14～16日俄联邦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国界东段遗留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以下简称《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
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俄边界线走向最终全部确定，为中俄之间长达40年的边界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签署的现实背景中俄两国国界协定及其他与边界有关的协定为双方在保护边境地区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航运、经济合作、保障边境地区安全与稳定等方面采取共同行动创造了新的条件，并丰富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
经验表明，和平对话、公正公平、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利益均等是解决诸如边界问题这样复杂而敏感问题的正确和有效的途径[1]。
（一）良好的双边关系是协定签署的坚实基础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从各自国家建设的战略需要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出发，努力探索并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
1996年建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 年两国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此后，中俄在各个领域加强了互利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俄恪守该组织的宗旨，承诺以切实措施推进两国间的睦邻友好与互信合作，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中俄经济贸易关系逐年稳步发展，商品贸易结构不断改善，经济技术合作、劳务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目前，中俄两国正在积极探索扩大能源领域合作的新途径。
中俄之间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为两国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两国最终解决这一敏感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因素。
（二）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是协定签署的现实目的之一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俄共同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交流与合作。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维护两国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黑龙江省对俄沿边开发开放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黑龙江省对俄沿边开发开放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黑龙江省是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省份，与俄罗斯接壤，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经济优势。
近年来，黑龙江省对俄沿边开发开放战略备受关注，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本文将从黑龙江省对俄沿边开发开放战略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一、问题分析1. 资金投入不足在对俄沿边开发开放的进程中，资金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因素之一。
由于地处边远地区，对俄沿边开发开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黑龙江省自身的财政能力有限，加之受全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影响，导致对俄沿边开发开放的资金投入不足。
2. 人才短缺在对俄沿边开发开放过程中，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由于长期以来对俄沿边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较为恶劣，人口外流严重，导致该地区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支持，这给对俄沿边开发开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3. 市场需求不足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但在实际开发中，对俄沿边开发开放受到俄罗斯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
由于俄罗斯国内经济和市场状况不稳定，对俄沿边开发开放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
4. 政策支持不够对俄沿边开发开放需要政策支持，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支持不够成为制约对俄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问题。
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支持，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解决对策1.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要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需要黑龙江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可以通过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本等多种途径，增加对俄沿边开发开放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推动对俄沿边开发开放的实施。
2.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针对人才短缺的问题，黑龙江省可以加强对俄沿边地区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
通过建立专业培训机构、加大对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等方式，增加对俄沿边地区的人才支持，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
3. 拓宽市场需求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黑龙江省可以通过拓宽市场渠道、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等方式，提升对俄沿边开发开放的市场需求。
大兴安岭对俄开放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梳理
大兴安岭对俄开放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梳理
近年来，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大兴安岭对俄开放也成为了双方合作的重点
领域之一。
大兴安岭是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中与俄罗斯紧密接壤、对外开放最为活跃的边境
地区，对俄开放既是增强边境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
平台。
然而，大兴安岭对俄开放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大兴安岭地区跨境贸易市场的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
往来主要集中在较为发达的陆路通道上，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等地，而大兴安
岭地区的跨境贸易市场相对较弱，需通过完善出入境通关设施以及加强物流运输等措施来
推动跨境贸易市场的平衡发展。
其次，大兴安岭地区需加强与俄罗斯的区域合作。
大兴安岭地区与俄罗斯地区接壤较多，但当前两地之间的区域合作仍不够紧密，双方需加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互动，提高区域合作水平，推动跨境贸易等经济合作活动的推进。
第三，大兴安岭地区的政策支持有待进一步加强。
虽然在加强边境安全、促进跨境贸
易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但当前政策支持仍有所欠缺。
为提高大兴安岭地区对俄开放的效益，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扶持和保障，同时还应当加强地方政府
与企业的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大兴安岭地区的对俄开放事业。
综上所述，大兴安岭对俄开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应
通过加强跨境贸易市场平衡发展、加强与俄罗斯的区域合作以及加强政策支持等措施，推
动大兴安岭对俄开放的有效实施，并为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俄国是如何逐步占据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
解读: 俄国是如何逐步占据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2011010974 无111班李金阳)【前言】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屈辱，是一段被侵略，被压迫，被宰割的历史。
自1 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短短几十年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就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威胁和讹诈下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国家主权被列强掠夺，大块的领土也被他们宰割瓜分。
而其中沙皇俄国侵占中国的领土面积最为巨大。
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先后割占了我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公里，和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如图所示）那么沙俄是如何通过讹诈来侵吞中国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的呢？【正文】一．沙俄的野心——蓄谋已久沙俄对中国东北领土的侵占野心由来已久。
早在16世纪后期，沙俄在沙皇伊凡雷帝的统治下开始对西伯利亚进行殖民侵略后，就开始觊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此后与清政府的军事冲突就不断。
17世纪中期以后，清政府就与沙俄爆发了多次战争。
康熙皇帝时期，清政府派军队围攻沙俄侵占的雅克萨城，获得胜利后，就与沙俄于1689年9月7日签订了做出让步的《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的边境，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该条约有效地打击了沙俄的野心，自此之后的150多年里中俄的边境基本上是平静的。
但是，《尼布楚条约》明确将北喏斯山与南支之间北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广阔疆域定为待议地区（如图）。
这对侵略野心并没有被完全打消的沙俄提供了潜在的机会。
亲自批准《尼布楚条约》的沙皇彼得一世在死前还曾表示“要到西伯利亚、通占斯地区，甚至到中国长城去的愿望”1。
在18世纪，沙俄时刻也没有停止过制定侵略黑龙江流域的计划。
1选自弗拉基米尔的《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67页。
通占斯地区即为黑龙江地区。
二．《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背景1840年中俄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主权受到侵犯，之后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也紧接着开始攫取中国的利益，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造生事端，清政府忙于应付，无力顾及东北的疆域安全。
中俄边界问题的历史演变与解决
中俄边界问题的历史演变与解决中俄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则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俄边界的问题主要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形成的，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原因，中俄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文将从历史演变角度探讨中俄边界问题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该问题。
一、历史演变1、18世纪的《尼布楚条约》18世纪中期，由于清朝实力逐渐衰弱，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等因素导致了中国国土严重的损失。
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花费125万两白银，在中国东北远洋交易的鸦片暴利之下，抢占了东晋以来中华民族最北端的领土——广宁岛和弥勒佛屿岛（即今天的黄海道和泰东南岸沿海）。
为制止此类侵犯，雍正皇帝便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达成了一项协议《尼布楚条约》，废黜包括库页岛、萨哈林下半部分在内的黑龙江以东及内蒙古北部东部等大片土地，其中部分土地被俄罗斯吞并，而剩余部分土地则为中俄两国的划界线。
2、19世纪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清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议定把香港让予英国，而前苏联政府在其外交文件中将这一事件描述为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行动。
这项条约的签订对于后来的中俄边界问题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这份条约的缘故，大规模的外国侵略者纷至沓来，不断入侵中国领土。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又被迫在1858年和1860年分别签署《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带向外国开放，并被迫割让了车力库尔沁旗和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土地，虽然俄国并未直接参与这场侵略，但俄罗斯却趁此机会取得了由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哈巴罗夫斯克以东的土地。
3、20世纪初期的《勘分条约》和《苏俄关系条约》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经历了剧烈的政治震荡，革命后的政权更迭，俄国一度内部分裂，为了保证其独立和安全，苏联成立后便运用了高压手段，消灭各种互相矛盾的叛乱势力，实现了苏联的统一和稳定。
中国学者关于中俄东段国界的历史文献研究
中国学者关于中俄东段国界的历史文献研究中俄东段国界问题由来已久，而如今，该问题在2008年随着黑瞎子岛的解决已经落下帷幕。
对于中俄东段国界的研究，历史上，中俄两国学者都做了大量的分析，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将以中国学者的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按时间顺序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总结。
标签：中国学者中俄东段国界文献研究2008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碑的揭牌仪式。
中俄两国长达40多年的边界谈判终于落下了帷幕，同时也为中国和俄罗斯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划上了一个句号。
中俄边界能以法律的形式和平地确定下来，无疑对两国的睦邻友好，对双方开展战略合作以及对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其实，中国学者中俄东段国界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清朝时期。
本文笔者将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国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并对其分别进行分析研究，继而纵向比较得出观点、结论。
一、中国学者第一时期的研究概况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中期到1911年。
在这期间，中国近代第一部由杰出的边疆研究专家何秋涛撰写的论述中俄关系的代表巨著《朔方备乘》诞生，它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中国的边疆史。
《朔方备乘》开始时为六卷，内容有《皇朝四裔考》、《俄罗斯顶戒备记》、《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俄罗斯事补辑》、《俄罗斯国总记》、《俄罗斯方域》、《俄罗斯国治略》、《奉使俄罗斯行程》等。
后来，何秋涛又将此书增至为八十卷，目录一卷。
分为卷首十二卷，列《圣训》、《圣藻》；其余六十八卷，计《圣武述略》六卷、《考》二十四卷、《传》六卷、《纪事始末》二卷、《纪》二卷、《考订诸书》十五卷、《辨正诸书》五卷、《表》七卷、《图说》一卷。
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其他记载和描述中俄边界地形地貌的著作。
《中俄边界查勘抄档》由清朝政府出版。
曹廷杰所撰写的《东北边防辑要》则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东北各地区以及岛屿河流的具体概况。
中俄江东六十四屯问题
（老古托克家）、臧家窝棚、前东山屯、何家 夺中国人的管辖权及居住权，但是却明显 俄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中第一条规定
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分者，免十分 米豆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余石，通行蠲豁，用 之二；四分者免十分之一。”[9]康熙十七年议 纾民力[9]卷 278。对于重灾区，则设厂煮饭粥赈 准，将原定的四五分灾所免之数取消。为 济灾民。康熙三十五年，“广东翁源上乡多 “歉收地方，除五分以下不成灾者，六分者， 蝗，下乡旱，次年饥，谷价腾贵，知县周之谟 免十分之一;七分八分者，免十分之二；六 开仓煮粥，富民捐助之，民赖以为安。”[11]卷 14 分者，免十分之一”[7]卷 754。康熙十年，安徽 对受灾区减按灾分给予减免钱粮，以及采 “泗县夏大旱秋蝗，民食树皮，停征本年丁 取“所捕多寡，给钱以示劝赏”的措施。这不 粮之半，发江南正赋银六千四百五十四两， 仅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使蝗灾 赈泗、盱”[10]。康熙三十三年，山西平阳府、 破坏得以最大限度降低，而且在一定程度 泽州、沁州所属地方，前因旱蝗灾伤，民生 上保障了农民的生存和农业的发展，以及 困苦，已经蠲免额附，并加赈济。而被灾失 社会的安定，对康熙年间的农业和社会的 业之众，犹未尽睹盈宁。其康熙三十年至三 发展，以及清代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 十一年减免钱粮五十八万一千六百余两， 作用。
★作者简介：高东海，郑州大学 2008级博士生.
59 兰台世界 2010·4 月上
LISHIYIYE 历史一页
俄国“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 交易大大解决了沙俄的西伯利亚驻军补给 一条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的穆拉维约夫”
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 问题，因而穆拉维约夫在报告中才说到“我 是绝不会无缘无故发“善心”的。
江东六十四屯地区虽有“1400 平方俄 作的江东六十四屯地区肥美的土地，利用 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
大兴安岭对俄开放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梳理
大兴安岭对俄开放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梳理大兴安岭地处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的一处重要边疆地区。
作为中国与俄罗斯的接壤地区，大兴安岭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大兴安岭对俄开放的现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文将就大兴安岭对俄开放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梳理其中存在的问题。
1. 边境贸易的发展大兴安岭地区与俄罗斯接壤，地理位置优越，为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年来，随着中俄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大兴安岭边境贸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中俄边境地区成为了两国经济合作与交流的重要窗口。
2. 旅游业的兴起大兴安岭地处中国东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近年来，大兴安岭对俄旅游业蓬勃发展，成为了中国与俄罗斯民间交流的新平台。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俄罗斯游客来到大兴安岭地区，互相学习、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3. 资源开发合作大兴安岭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矿产资源，而俄罗斯也是世界上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双方对资源的需求与补充性强，因此在资源开发合作方面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两国在技术、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可以进行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利用大兴安岭地区的资源。
4. 医疗卫生合作中俄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也有不少合作空间，医疗技术交流和人才培训可以帮助俄罗斯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也可以为大兴安岭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新的思路和技术支持。
二、大兴安岭对俄开放存在的问题梳理1. 协调发展的问题大兴安岭地区对俄开放的发展，需要合理的规划和协调来推动。
在与俄罗斯的合作中，要注重平衡双方的利益，避免出现资源过度开发或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 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随着大兴安岭对俄开放的深入，地区的产业结构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满足边境地区的发展需求，必须要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提升地区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3. 人才交流的问题大兴安岭对俄开放需要更多的人才支持，但目前地区的人才储备和留住人才的能力还不够强。
中苏东段边界问题
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中苏边界问题是指中国与苏联（后为俄罗斯）之间在东段边界划定问题。
这个问题源于二战后苏联和中国之间对东段边界的争议，因而一直是两国间的矛盾之一。
边界问题源于19世纪末的中苏关系。
1896年，中俄签订了《中俄边界东段协定》，规定了中俄边界线。
但随着中国国力的衰落和边疆管理的不善，中俄边界在后来的变动中一直受到俄罗斯的侵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认为这是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的问题，而苏联则试图通过一系列协议来确定边界线，以保障自己在东段边界的利益。
1950年5月，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关于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及有关边界问题的协定》，这是中苏边界问题的第一个协定。
协定规定了中苏边界的一些具体标志，但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
1969年，中苏边界在乌苏里江地区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中苏两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峙和交火。
这一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中苏之间的矛盾和边界争端。
1970年代，中苏两国在外交和边界谈判上陷入僵局。
1988年，中苏两国领导人召开了会晤，就中苏东段边界问题进行了谈判。
1989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关于中苏东段边界的协定》，协定规定了中苏东段边界的具体划定。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继承国。
此后，中俄两国在边界问题上逐步取得了一些进展，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了一些具体的边界争议。
2004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俄之间在东段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
条约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的具体划定和管理办法，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合作和往来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俄两国在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良好典范。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对于两国东部边界划定的协议补充。
这一协定的签署对于中俄两国的边界争议的解决，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将详细探讨该协定的背景、目的、具体内容以及对中俄两国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中俄国界东段的背景。
中俄边界东段为中俄两国的东部边界线，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其中最主要的争议区域是黑龙江流域和波海，在这些地区，中俄双方都持有部分领土主权主张。
这种边界争议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边界争议问题，中俄两国于1991年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国界的准则》。
该准则为双方提供了框架规定，以解决边界争议，但其中的一些条款并未对具体的划界问题进行解决。
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边界划定，中俄两国于2004年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有着明确的目的和任务。
首先，该协定的目的是确立中俄双方在东部边界划定过程中的准则和标准，明确双方对于争议地区领土归属的立场和主张。
其次，该协定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已有准则的不足之处，提供更具体细致的方案，解决双方在具体地区的争议。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具体内容包括：首先，确认黑龙江-波海间的边界将以历史上的界限为依据，尊重乌苏里江、黑龙江等边界河流，并列出具体的河流划界线。
其次，规定双方在争议地区开展勘测、踏勘、标定工作的方法和程序。
还规定了在划定边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解决机制和程序。
最后，明确双方在划定边界过程中应积极合作，保持互信，加强交流和沟通。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对于中俄两国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该协定的签署解决了中俄在争议地区的领土主权争端，为两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有效保障。
其次，该协定的签署为中俄两国发展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
争议地区的边界划定，有助于促进双方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最后，该协定的签署为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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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杨编著《清代地方官制考》(紫金城出版社，1988年)，对近代以来边疆地区官制，以及负责海防事务同知以下官吏的变化作了较详尽概述。
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则对更少为研究者问津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作了虽简略但颇为全面的介绍。
综论方面还有赵云田《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作者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的逐步演进，国家*机构的陵替和调整的大背景出发，认为“晚清时期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最大变化，是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名称的改变，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
“理藩部对俄交涉职能的丧失，是俄国政府单方面愿望的实现，是清政府屈从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产物”。
文章还对北洋时期蒙藏事务局，以及它的后身蒙藏院，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设置、沿革、职掌进行了客观述评。
由于边疆地区情况各异，更多的研究是侧重于具体地区的具体变化。
东北地区。
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4期)对光绪年间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三将军体制的变化，直至最终废除军府制，建立行省的演变进程、原因和作用作了论述，认为：“清代东北边疆管理机构，通过晚清的官制改革，由三将军体制演变为建行省、设督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国家机构的特点，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由盛到衰，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
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3期)认为，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了相应举措，以期缓解“龙兴之地”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其举措有三：行政体制的变革——改建行省；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整军经武以固边防。
文章还论述了这一时期主政东北的边吏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程德全、吴禄贞、宋小濂的政绩。
刘家磊《略论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清史研究》1991年2期)，考察该政策由封禁到开放，由虚边到实边的发展过程。
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195～209)，认为，1904年以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土地开放政策，使黑龙江农业开发迅速发展，刘金明《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4期)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半途而废，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起到安抚东北边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鄂伦春族农业生产的初步发展，为鄂伦春族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才”。
吴禄贞于1907年调任延吉边务帮办、督办、治边颇有建树，勒大经《吴禄贞经略延边的历史功绩》(《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3期》)认为，吴禄贞是为维护延吉领土主权，为延边开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综论方面。
张振昆鸟《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59～72)从宏观上回顾了近代中国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海疆告警到边界普遍危机，进而发展到危机深化的历程，指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始终与中国边患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构成前者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近代边患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二是历史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
而“这许许多多边界问题，正如中国领土的丧失那样，大多是帝国主义(主要是俄、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中国和侵略中国的邻国)造成的，与近代中国的边患紧密相连。
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多年边患的历史给新中国留下的一份遗产，当然是一份负担沉重的遗产”。
唐承丽、周国华《近代中国疆域的变化及其历史的教训》(《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2期)认为近代中国疆域变化的特点是：领土丧失的时间较晚、速度较快；领土丧失由边疆向内地深入，又主要集中于北方边疆，领土丧失与不平等条约紧密相联。
郑仙、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1840 ——1919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则从边防史角度，对近代边患和边界问题作综论，应引起学者重视。
中俄以及中国与独联体中亚三国的边界研究。
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
最初的中俄东段边界是通过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
到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将中俄东段边界推进到黑龙江、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口一线，留存至今。
中俄中段边界是通过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的，相当于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加上唐努乌梁海的北界，自1946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后，中俄中段边界(除唐努乌梁海这一历史悬案外)已不复存在。
中俄西段边界是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等条约确定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中国的新疆与俄罗斯仅有54公里边界线。
对中俄边界问题研究迄今权威的著述当推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1至4卷(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这部凝聚了一批学者20余年心血的巨著，对中俄东、中、西段边界形成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论及中俄边界问题的著作还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 979年)等。
下面将以东段边界、西段边界问题研究为序，略作介绍。
1 东段边界研究。
步平、黄定天《〈瑷珲条约〉被逼签订原因的再探讨——19世纪中叶中俄若干问题比较研究》(《瑷珲历史论文集》页126～141)以瑷珲条约签订始末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面对俄国的侵略清政府传统边疆政策破产的必然性。
关于瑷珲条约的研究还有：步平《〈瑷珲条约〉有效性的几项形式条件的分析》(《黑河学刊》，1984年3期)，祁学俊、韩来兴《〈瑷珲条约〉确定了中俄黑龙江边境贸易的合法性》(《黑河学刊》1989年3期)等。
张本政《评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3期)。
对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作了分析，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纠正了错立和被沙俄私移的界线，增立了许多新界牌，争得了中国船只自由出入图们江口的权利”，对主持此次勘界的中国官员吴大澄的功绩与不足也给以评述。
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尽管中国在部分领土上受到损害，但是，由于经过勘定大大提高了边界的精密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觊觎中国领土的俄国的扩张，制止了其蚕食中国领土的活动，所以，勘界在这一意义上的作用是积极的”。
关于东段边界研究的论文还有：董万?《一八六一年兴凯湖会谈勘界与沙俄侵略扩张阴谋》(《延边大学学报》，1978年2期)等。
《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均有专题论述当我们作了以上概括性综述后，可以发现，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特别是近代中国边界问题研究，这一长期被视之为研究禁区的领域正在被冲破。
这里既有决策者的*家的大度与鼓励，也有研究者的努力与追求。
从前述综述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前进的印迹。
但是当将中国近代边疆研究与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较时，仍可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
沙俄制造呼伦贝尔“独立”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又开始计划有步骤地蚕食侵略我东北边疆领土。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由驻海拉尔沙俄领事策动，当地召开了各蒙古首领大会，会上向清政府提出了多项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件。
次年１月，在沙俄的支持下，海拉尔爆发分裂叛乱，沙俄出兵助外蒙军队攻占海拉尔，呼伦贝尔宣布“独立”。
２月，俄军参与和配合叛乱分子攻占满洲里。
在中方的强烈反对下，１９１４年１１月中俄签订《会订呼伦贝尔条件》，规定呼伦贝尔取消“独立”，定为“一特别区域，直接归中国中央政府节制”。
十月革命后，少数分裂势力失去后台和靠山，宣布“自愿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会订呼伦贝尔条件》。
至此，呼伦贝尔“独立”的闹剧收场。
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中俄《瑷珲条约》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1860年11月14日（咸丰十年十月二日）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借口调停有功逼迫中国签订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土地强行划归俄国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李鸿章同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沙俄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中俄秘密协定》（即《中俄密约》，又称《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1. 日本如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及中国领土时，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
2. 在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的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吏应以物品供应 3. 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修路事项，由华俄道银行经办該约为中俄第一次对日同盟条约，也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同盟条约。
使唤沙俄在“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下夺取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1898年3月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国被迫“租借”于1897年11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德国以武力占领的胶州湾1898年3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六日）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两处已于1897年12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俄国舰队占領）及其附近岛屿和海面，“租期”暂定为25年。
租借地的范围包括金州所属，租地以北至盖平为“中立区”。
南满铁路由东省铁路公司建造我。
俄国还在满州驻扎军队2.5万多人，把整修东北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向长城以南扩张（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
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
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
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
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