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视野中的生态美学理论变迁

人与自然关系视野中的生态美学理论变迁从“人——自然”的关系视野出发，生态美学的理论发展呈现出去人类中心主义、去生态中心主义和回归生态人文主义等三个阶段的变迁。

应保持生态美学的无调式辩证想象，促使生态美学不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标签：人；自然；生态美学20世纪以来对美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有其深刻的生态根源。

关于生态的理论和流派，其理论预设主要沿着“人——自然”关系展开。

从“人——自然”的理论预设出发，能够对生态美学理论变迁进行大时空视野的关照和反思。

一、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美学观生态美学从诞生伊始就背负着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使命而来，其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立足于人的需要与满足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念。

它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是人类的利益，是造成当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

对于生态危机的大规模反思是以环境美学为前驱的。

利奥波德提出了Conservation Aesthetic（环境美学）这一概念[1]156-157，倡导“大地伦理学”，要求人们摈弃短浅、狭隘的人类中心立场，对包括非“如画性”（湿地、沼泽、荒野）在内所有自然景观进行审美关照[2]166。

他对“自然”和“荒野”二元对立实质的揭示，引起了后来环境美学对于“荒野”这种“非传统审美对象”的极大关注。

70年代末西方环境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继续深入。

卡尔松不仅从审美经验的角度提出以各感官均参与的“自然环境模式”[3]28，还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自然全美”[3]109来回应自然为何而美的问题，其“共同体”[3]214的审美主张已经初步体现出生态美学所强调的生态整体审美原则。

柏林特力主将人类中心主义凌驾的外在于人的环境观念，拉回到斯宾诺莎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泛灵世界，所谓“自然之外无它物”[4]11，并进一步提出了“环境美学是参与美学”的重要论断[4]12。

消解了自然审美对象的被看性，强调自然审美感官的混合性，揭示了生态美学中所包含的文化社会维度。

罗尔斯顿则提出了著名的“哲学的荒野转向”命题，强调了自然事物的先在性和终极价值[5]序9。

他认为“纯粹的荒野也可以是有价值的”，提出了“荒野是人类之根”的自然本体论观点[5]133。

罗尔斯顿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上比较彻底，但所谓“荒野哲学”由于缺乏普遍适用性和公约性，而显得有些神秘主义和理想化。

我国生态美学学者曾繁仁曾批评道：“……对于某些学术立场我们很难完全接受。

比方说作为哲学立场的‘荒野哲学’。

除了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其肯定的价值之外，对于保护大量荒野的理论和行动，在我国却很难推行。

”[6]185-186但是，环境美学在解构主客二分认知论传统上具有重大意义。

西方主客二分的认知论由来已久。

古希腊哲学本处于一种外在性和内在性混合的原生状态中，但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哲学的外在性便不断退却，而内在性却不断膨胀、上升成为生命依据和终极存在，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

作为生存形态的生命依据从一种宇宙论式的、有活力的实在变成了一种纯粹精神的意识[7]212。

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思想更从根本上阐明一切的现象和思维都是由人所建构，除了语言的建构以外别无它物。

这种主体性的极度扩张，使得人类从有限的存在成为有限性的存在，与超越的价值形态彻底失去了联系，走向了主体自我否定的虚幻深渊。

为了遏制这种膨胀的主体性，环境美学给予自然的先在性充分肯定，自然才是世界的根本。

周来祥评道：“西方当前出现的生态主义……它只看到人与自然同一的方面，而不强调人与自然根本差异的一面，这种对自然生物的尊重，实质上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走到了自然中心论的极端。

”[8]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当然，西方环境美学各理论流派并不统一，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分歧的核心始终围绕人在环境中的位置展开。

瑟帕玛就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元批评的关系，“只有当自然被观看和阐释时，它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9]136。

他认为“在感知和描述之外便不存在环境了——甚至环境这个术语都暗含了人类的观点：人类在中心，其他所有事物都在围绕着他”[9]151。

当然我们不能随便给瑟氏扣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帽子，但是瑟氏从分析美学的角度对环境美学中人的主体性的执著，正说明了环境美学不可或缺的人的维度。

20世纪90年代环境美学家更加强调实证主义风格和实践操作品性，也使得环境美学仍带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美国贾苏克·科欧将这些环境美学归结为“第一种”环境美学，批评其仍植根于人与环境二元论观点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其缺陷是将人与语境排除在外而单独地考虑建筑和景观[10]。

综上，西方环境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显示出双重性特征：一方面，批判人类环境观念里美与丑、好与坏、有用与无用这种二元对立中所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批判了环境一词本身无法超越的人类中心观察立场以及环境美学最终服务于人类主人的现实。

“环境”一词已经成为“二元论的最后一个幸存者”[11]4。

环境美学理论在并不彻底去掉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重新树立了一个新的“生态中心主义”。

二、去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美学观西方环境美学传入中国后，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的生态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形成了不同理论流派的生态美学学说。

其中，围绕“生态中心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生发出一系列的批评与探讨。

一是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的再认识。

解构主义和分析哲学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当今所面对的一切，就是由人作为历史性的主导建构与塑造出来的，因此怎能脱离人的基点去谈论所谓生态？为解决这一矛盾，支持“人应该作为中心”的学者，把人类中心主义细化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认为前者才是导致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而后者则是未来保护生态系统走向繁荣的根本武器，称之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弱人类中心主义”。

其主要观点有：第一，人类要以整体观来看待和保护生态系统以获得自身种的延续；第二，当人与自然发生利益冲突时，人的利益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惟一依据；第三，人的理性直接导致了人对自然的保护[12]。

如果说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的是一种“放弃的美学”的话，那么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的则是一种“在场的美学”。

它坚持人类基于世界中心的立场，而且对于人类能够通过不断反思和理性调整来把握生态平衡的能力深信不疑。

但这种自信本身同样是可疑的。

正是由于人类对于自己理性能力的过度自信，才造成了韦伯所说的“世界的去魅”，使得我们与自然长久的分离。

这种对“人类中心主义合理性”的辩护虽在厘清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中显示出合理之处，但却停留在知识论层面，而与生态美学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不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

二是对“生态中心主义合理性”的再反思。

有学者提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立场，“以生命个体或整体性的存在物为中心来对非人类世界进行审美[13]。

”这一概念虽先锋无畏而令人注目，但也因非此即彼的独断性而引起众多驳难。

曾繁仁后将这一概念改良为“生态中心主义”。

他谈到“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过渡是一个宏观的哲学观的转向（我们姑且将其称做哲学观点的‘生态学转向’），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4]。

还引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支撑和提升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高度，认为正是由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范式转变，导引出了生态存在论审美观。

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补充：第一，批判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所隐含的反人本倾向。

主张把“人”从自然人、生物人提升为社会人、理性人，反对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中心主义[15]。

第二，纠正生态中心主义带来的审美对象的局限化。

徐恒醇指出:“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关照的对象”。

[16]119研究生态美学不能将生态的概念偷偷置换为自然，否则必然回到旧的西方美学的理论范畴。

第三，细化生态这一粗放式概念。

将生态细化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将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定义为生态和审美的，诗歌和艺术属于精神生态的领域和范畴[17]132。

这样一来，使得精神生态成为生态文艺学的合法对象，而回避了生态学与伦理学、自然科学交叉起来的复杂性。

第四，批评生态中心主义使得美学世俗化。

认为生态美学生硬地把生态中心主义嫁接在美学上。

美学只作为生态学的参考和附属，不但没有使得美学有新的进展，反而使得美学从哲学沦为技用之学。

总之，对于自然和人关系的深入探讨，使得生态美学的哲学内涵和美学价值大大提高了。

三是对“生态中心走向生态整体”的旨趣倡导。

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带有理论非左即右的局限性。

即使再对其中的人或自然作或历史或具体的分析限定，都使得讨论不停地回到到底是人还是自然为中心的理论预设中。

曾繁仁说：“很明显，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自然有其重要意义，但两者的极端性也都十分明显。

我们的立场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走向生态整体论。

”[6]60一些学者把实践论引入生态美学，批判实践论的对象化色彩，拓展实践论的生态维度。

张玉能将“自然人化”命题归位于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内涵，把“人的自然化”归位为实践美学命题的内在蕴涵与逻辑关联，统筹了实践美学人与自然维度。

李衍柱认为必须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理论来对生态美学进行定位和研究。

徐碧辉从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推导生态美的内涵，认为“生态美的实质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18]。

季芳把实践美学内在原理与方法和生态内容相结合，探讨并阐发“人的自然化”命题中“自然”作为生态生命整体的新内容，拓展了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赋予生态美学人类学范式的文化整体品格。

仪平策认为以人类生活为终极实在的现代人类学范式，超越了传统思维的主客二元模式，将人置于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生态整体世界中，可以有效地将使生态美学摆脱一般生态学的纯物质层面，而进入到一个人类精神文化的整体世界中[19]。

人还原到人的真正生活环境中，正是现代人类学的精髓所在，同时也是生态美学走向整体论的新兴依据。

再次，将系统学、场域学等运用到生态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积极构建生态美学的一系列元范畴。

袁鼎生在其系列专著中力图构建了一个生态谱系，其最终指向一个整生的生态审美场。

这种从复杂整体主义出发的高度逻辑架构，也为生态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路径。

总之，摈弃工具理性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成为生态美学的最终旨归，也是环境美学东方化的必然结果。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再到生态整体论，在逻辑上把“人”和“自然”假设成两个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出发元点，避免进入人与自然谁产生谁这一因果链条的误区，从而使生态美学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东方特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