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兵器以及军制

两宋的兵器发展及其军事制度

摘要：本文主要关注于宋朝的军制及其弊病所在，两宋的主要兵器及其特点，从军器的发展和领先以及战事失败之间的对比，得出军事实力不仅仅依靠军器的进步还依赖于军事制度的不断改进的结论。

关键词：两宋兵器军制

1，引言

公元960年春节，时任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奉令带兵北上，行至东北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开创了两宋（公元960-1279）十八帝三百二十年的跌宕起伏[1]。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为繁荣的一个时代，但是，也同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让现代人感觉屈辱的时代。它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文化昌盛，但是军事上却屡战屡败。宋朝的兵器工业却不可谓不发达，兵器的发展在宋朝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依托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军器监规模相当庞大，为了改善兵器质量，这里聚集了各地的优良工匠，促进经验交流和技术提高。宋太祖赵匡胤多次亲自核查武器装备的质量，宋神宗赵顼还设立了对军器的创造发明的奖励和推广制度，热武器自宋时发端，中国进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的时代。然而，与金辽相比，宋朝在兵器装备上的进步却没有带来战场上的胜利。这与宋朝的军制以及崇文抑武的施政纲要是分不开的。因而，本文主要探讨了宋朝兵器装备的进步和当时宋朝的军制上的弊病。

2，抑武崇文、弊病丛生的军事制度

自大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中国地区兵祸连结200余年，公元960年黄袍加身的

赵匡胤深知要避免再度出现这一幕幕叛乱、割据和混战的悲剧，必须改革兵制，加强集权，否则宋朝只能重蹈前朝覆辙，永无长治久安的可能。

因此，宋初进行了以实行高度中央集权为精神的军事改革，一方面建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另一方面实行以文制武。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在将全国的统兵权收拢到中央的同时，通过权力分化巧妙地削弱了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利。枢密院三衙统兵制度将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能掌兵，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战争时期主帅则由皇帝任命。这种体制确实达到了赵匡胤设计的避免重蹈前朝兵乱覆辙的作用，但是，却同时导致了军事的各个部门和单位之间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缺乏统筹，弊病丛生，军队的战斗力下降。

此外，由于对前朝战乱的深恶痛绝，宋代皇帝和士大夫们认为，武将位高权重则会骄横难治，有藩镇割据之患，因而对武将无端猜忌，通过文臣主兵，宦官督查和阵图钳制的手段抑制武将权利。而由于文臣大多不经战阵，书生意气，到战场上领兵作战却是失败居多，立功者少。最夸张的，在北宋末年中书舍人李擢在金军兵临开封城下之时，还“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致使南门护城河被填平，称为开封陷落的关键之一。而宦官深居内宫，不谙军事，甚至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这样的战斗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至于阵图钳制，由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而后方帝皇或者其亲信的三五大臣得到前方战场的消息通常都有极大延迟——最快的马递当时也不过是日行500宋里，若每每等到后方有所指令才能行动，那必然导致稍纵即逝的战机平白溜走。在当时通讯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还这样遥控作战，不许更改“庙算”定计，无疑是自取灭亡。而即使是主将不从号令，私自出战取得胜利，结果也是无功有过，这样更是削减了武将战斗的意志，士兵士气。至北宋末年，宦官童贯掌当时最为精锐的“西军”，市井无赖高俅遍历三衙

二十年，一主内一主外，致使军政大坏，无兵可用，至救援太原之战，西军折损殆尽，北宋灭亡。

军队构成上，北宋的军队主要由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包括步兵、骑兵和水军三大军种。其中，由于对禁兵的建设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宋初禁军战斗力较高，所向克捷，它也是宋朝的国家中央军和正规军。厢兵是国家的地方正规军，一般不进行训练，也很少参加战斗。乡兵是保卫地方的非正规地方军，蕃兵则是由少数民族部队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宋朝部队主要由步兵构成，骑兵则显得相当落后，与金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方面是由于宋朝人口众多，建立步兵相对容易，另一方面，骑兵所需的马匹因宋朝丧失了西北产马地十分匮乏，加上管理不善，喂养成本过高，导致宋朝骑兵“大率十人无一二有马”，徒具虚名。同时，由于与辽夏金元的骑兵战斗时，宋朝军队以“以步制骑”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再加上宋朝实行消极防御战略，由步兵防骑兵取得不败的战果就已经满足，自然认为“自古骑兵未必有利”，因而过度忽视骑兵的建设，导致步兵战术战法呆板，灵活性差，在忽聚忽散、灵活机动的敌方骑兵面前屡战屡败。宋朝没有一只强大的骑兵部队，与其积弱的军事实力有极大的关系。至于水军，由于北宋的战略目标主要在北方的陆地上，因此对水军的建设不太重视，水军数量不多。

在征兵制度上，宋人采用募兵制，募兵的主要对象是流民和饥民，在灾荒之年招募流民、饥民为兵作为宋朝的基本国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使破产的农民和逃荒的农民不至于反叛起义，从而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是对于兵员的挑选筛查不严格，容易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低下。此外，逢灾年便募兵，使得北宋在仁宗时期兵数高达126万，而由于招兵太滥、拣选不实、训练缺乏，这126万人中，有

大量的庸兵惰卒。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自然是一触即溃。

宋朝的招兵又被称作“招刺”，因为所有募来之兵均需要在脸部或者手部等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刺字，所谓“黥兵制”，该制度始于唐末，盛行于五代，目的是为了防止士兵逃亡。这种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记，因而有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以至于宋朝募兵时，大多是灾荒饥民，而没有优质兵员，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也提高不起来。到实在缺少兵员时，这时候宋人也就只好“强刺平民为军”了。这又使得大批强壮劳力脱离生产，破坏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秩序。使得生产者与不事生产者之间的比例失衡，经济的发展迟滞，宋朝在经济实力上的巨大优势也随之削弱。

因此，虽有大军百万，但在宋朝开国之后，北宋与外敌的战争仍屡屡失败。穷则思变，到宋神宗时期，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之下，王安石开始变法。其中“省兵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新法均关注于如何强兵，涉及到淘汰冗兵，缩减军队，加强军事训练，尝试恢复寓兵于农的征兵制，改变军马供应，设立军器监改进武器制作等方方面面。然而，宋神宗所强之兵在灵州和永乐的失利，不仅致使宋神宗本人抑郁而终，还宣告了其强兵事业的失败。但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之间的这次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朝军事制度的进步，改革使得冗兵惰卒的情形得到改善，使军将及副将获得了对所部军队统驭、训练和指挥的权利，武将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北宋末年，宋朝军队由童贯节制主要战力西军，在其所率军的两次攻伐燕京的战役中，均不战而败。此时，辽国已被金国打败，而宋朝军队在第一次攻辽作战中，战略上竟做出了“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的荒唐指令，在遭遇两次战败之后，宋军便被宋徽宗下令班师，第一次攻辽作战无疾而终。第二次攻辽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