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农村法治建设调查与思考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农村法治建设调查与思考作者：梁翠荣来源：《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01期[摘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十九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新理念，必須重视依法治农，重视农村的法治建设，要把农村法治建设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来抓。

通过在农村走访调查，分析了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并对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展农村法治建设工作的建议。

农村法治建设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抓，即加强农村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农村基层组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工作能力，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体系。

[关键词]依法治国；农村法治；调查分析[中图分类号]D9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56（2018）01-0087-05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依法治国新理念纳入中国梦的发展建设之中，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依然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构建法治国家，离不开依法治农，农村的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是重要组织部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基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农村基层法治水平的提升，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法治意识的提升。

所以，在依法治国政策的大背景下，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尤为重要，而且是刻不容缓。

2017年春，笔者利用回乡探亲过节的机会，对笔者所在的广西宾阳县和吉镇惠良村委的农村法治建设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

惠良村委共有9个自然村，1126户，5865人，年人均收入7300元，在宾阳县属于中等发展水平。

笔者走访了村委干部，察看了3个自然村的建设，并与20多位村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访谈。

经过走访、调查，笔者明显感觉到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相对落后，在农村要充分实现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法治蓝图还任重道远。

一、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现状与问题（一）农民的法律知识不足、法律意识有待加强在走访调查中，能说得出3～5个法律、法规名称的村民不到5%，而知道其中具体规定的不到3%，许多农民不知有反家暴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新颁布的与农村、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法律的了解程度，完全不了解的占85%，了解一点点的占10%，比较了解的不到3%。

部分农民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仍然淡薄，用法意愿不高。

在他们看来，法律比不上权力、关系好用，“讲人情、讲关系”的思想普遍存在，“遇事找人”成为习惯。

农民薄弱的法律意识导致法治观念很难在其内心得到内化和认同，从而不用法治的观念来规范和指导自身的行为[1]。

一些农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在自身权益遭到侵害时，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在不少农民的意识里，仅有原始的、朴素的法律意识，如欠债还钱、法不责众、以牙还牙等，以至踏踩法律仍意识不到犯法。

还有一些边远农村，宁愿摒弃法律，而选择家族势力、宗族势力解决纠纷。

（二）农村基层组织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治理村务的水平不高在调查中，村基层组织成员的文化水平偏低，某村村委成员10人，2人为高中学历，5人初中学历，3人小学学历，他们均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或专门学习培训过法律法规，法律水平普遍低下。

村干部一身二职，除了村务管理外，更多时候忙碌于田间地头，一般不去主动学习研究政策和法律，几乎没有挤时间学习的习惯，也很少有培训学习的机会。

因此，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对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大都了解得不深不透，一知半解的不在少数，有的执行起来还有偏离法律方向的情况。

法律知识的匮乏致使村干部在面对农村中发生的各种需要依法解决的纠纷事件时往往不知所措。

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委中，近3年每年发生各种纠纷约8～10件，经村委调解处理平息率一般为2～3件，由于说法能力不强，调解处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一些村干部在工作中“人治”思想较为浓厚。

“人治”风气依然存在，习惯于听从上级的指令干活、凭着自己的感觉做事、仗着自己的权势管理。

有的以权谋私，有的在执行上级指令过程中，对自身利益不利的，不传达，不贯彻，让农民根本无法得知自身拥有的权益。

如农村旧房改造政府补贴问题，有的村干部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种特权，跟自己关系亲近的，就给予办理补贴，关系不够亲近的，符合条件也推脱说指标已用完。

由于看不到相关文件，农民朋友不了解、不掌握具体规定，上级政策到了村干手里，便成了村干说了算的事情。

在治理村务过程中，法治思维缺失、法治方式缺位，导致村民对村干不信任，甚至引发农村干群矛盾发生，影响到国家、党的政策在农村的正确贯彻落实。

（三）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当前，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尤其体现在服务机构上，往往是有政府却无司法。

虽然有中心法庭、乡镇司法所，但一个中心法庭要管辖2～3个乡镇，面积一般在200平方公里左右。

经济越不发达的地方，管辖范围一般越大。

群众想打官司，要跑上百里山路才能找到法庭，通过立案、传询、开庭等程序，早已精疲力尽。

所以农村中发生的纠纷很多人不愿意诉诸法律解决，嫌麻烦，费事，甚至有时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往往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的方式解决。

而每个乡镇设立的司法所，由于司法助理员几乎都是兼职干部或招聘人员担任。

自身并不掌握法律知识，对于农村中发生的纠纷问题，调解处理平息矛盾的作用甚微。

因此，农民在遇到纠纷需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时，找不到出口，不知该向哪些机关、哪些部门或哪些人员去投诉解决。

二、农村法治建设困境的原因分析（一）法制宣传不到位由于农村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户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模式给集中开会传达学习带来了困难，在农村较难做到。

虽说电视机的普及率大幅提高，但收看的节目却都以电视剧居多。

农村报刊最多发行到村委会一级。

农村虽然建立了农民夜校，有的甚至建成开通了现代远程教育，农村小学也聘请了法律副校长，但作用并未真正发挥出来，加之农村干部法律知识的缺乏，农村的普法几乎就成了死角。

在笔者走访调查的9个自然村中，当问到近些年来“是否有开展过法制宣传教育”时，回答为0。

有关部门、单位几乎没有到农村中开展法律宣传或法律咨询活动，“法不下乡”成为普遍问题。

当问及村民有限的法律知识来源时，80%认为来源于电视，10%来源于口传相授，10%来源于网络。

9个自然村的村务公告宣传栏很少张贴法律宣传知识，更多时候主要用来张贴通知或村务公开资料。

法制宣传不到位，农民平时看书学习很少、获得法律知识的渠道较窄。

一旦发生纠纷，根本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处理。

（二）农村基层组织力量不强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前很多农村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以致农村干部后备队伍匮乏，一些农村村委班子成员年龄老化。

在笔者了解中，有一个村的班子成员全是65岁以上的老人，有1个自然村干部的年龄甚至达到了74岁。

年龄老化，加上文化素质偏低，面对纷繁复杂、变化迅速的农村社会环境，无疑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很多村委会只能当“二传手”“传声筒”，对开展法制宣传、依法治村建设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农村依法治理基本保障欠缺依法治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基础保障是关键。

当前农村法治工作开展的瓶颈问题主要表现为“三无”现象。

一是农村基层组织中无专门司法人员配备。

农村村委成员一般由支书、副支书、会计辅导、妇女主任、民兵营长、调解主任、计生专干、团委书记组成，调解主任虽然职责上主要是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但由于法律知识不足，一般村民纠纷不愿意交由他们处理，即使是调解主任主动介入处理，处理结果村民一般也不接受，效果不佳。

由于村基层组织中无专门司法人员配备，使得农村涉法纠纷很难得到及时解决，农民的诉求通道不畅通。

二是无专门的工作制度，涉法工作开展起来随意性强。

如一项法律新规的宣传工作，有的采取开会念读，有的张贴宣传海报，有的发放纸张自己学习，有的干脆置之不理。

法律新规宣传贯彻落实得怎么样，也没有跟踪监督考察机制。

如当前的土地流通转让问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国家农业部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但是仍有一部分农民宁愿让自家土地丢荒不种，也不肯签字转让流转，导致集体土地无法整体转让经营。

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宣传不够，农民对土地流转后权属不放心所造成。

三是无专项活动经费。

由于没有经费保障，法律下乡、送法进村、法律援助等工作都受到掣肘和影响，以至于出现“法下下乡”现象，无法满足农民朋友的法律需求。

三、農村法治建设工作开展的几点建议（一）加强农村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

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农村的重要保障。

这就要求必须在农村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和保障农村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全面提升村级事务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协调发展，用法治保证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

具体来说，农村法制宣传工作要着重抓好普法主体、普法对象、普法内容和普法方式四个方面。

普法主体。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求，今后国家机关应当根据自身的执法要求，把农村纳入普法范围。

各行各业各条线，对于新颁布实施的涉及农业、农村、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必须由国家机关相关部门切实负起宣传的责任，真正做到“送法下乡”，普法惠民。

普法对象。

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农民，重点是村“两委”班子成员、村小组长和青少年。

村“两委”班子成员是农村法制宣传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应当作为重点普法对象，采用各种形式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领悟。

普法内容。

要紧扣农村工作的方计政策和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以农业生产、农村市场经济为重点，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内容的法律法规的宣传，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依法办事、理性维权，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具体内容除了《宪法》《选举法》等基本法之外，还应包括与计生、教育、土地、税收以及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合同、家庭暴力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此外，对于自治区、市、县政府发布的行政规章、命令、规定等，只要与“三农”有关，都应当作为法制宣传内容及时传达或组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