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之屈原研究_舒梓剑

2017年第8期总第177期No.8. 2017Sum 177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论郭沫若之屈原研究舒梓剑1　宋雪松2(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摘要：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家。

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系列研究是其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郭沫若站在平民的视角上探求屈原的历史真实与屈原作品文学艺术价值是其屈原研究的显著特色，其次其屈原研究在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力的同时，由唯物史观所呈现出的跨学科取向，对于当今文史研究也不无启发作用。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唯物史观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17)0008-000046-0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郭沫若宽博的学术领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他先后对《诗经》、屈原及其作品、李白与杜甫、蔡文姬及其《胡笳十八拍》、《再生缘》、《袁枚诗话》等古典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他的屈原系列研究可以说是他建国前在古典文学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本文试从郭沫若对屈原本人与屈原作品两个维度下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①一、屈原历史价值的新发展屈原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其政治主张、以身殉国的价值选择以及其流传至今的楚辞从诞生至今从不缺少各种各样的评判。

自《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胡适所提出把整理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把史实考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思想对当时的史学界影响深远。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术界为了进一步学习胡适所提“科学”，片面的追求“大胆假设”甚至出现了怀疑屈原真实性及其著作权的论断。

而郭沫若认为胡适所提的“科学”都只是从只言片语中考证史实，难以更深层次去还原历史的面貌。

“屈原否定论”的学术争论，是郭沫若以乾嘉学派的治学态度和史观学家治学理念让这场学术争论得以结束，不仅如此郭沫若在掌握了丰富金文、铭文等原始史料进一步对屈原存在的价值做出了新的肯定，提出屈原新的历史价值即“革命”性。

郭沫若首先抓住了屈原时代变革的特征“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春秋中的鲁国开始蜕变的，但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自战国以后是转入了封建社会了”。

[1]基于这个特征，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历史变革伟大时期的背景上，郭沫若认为屈原的“革命性”不仅在于“他站在贵族的身份顺应了奴隶解放时期的潮流”，而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能够把民众的歌声提升到清殿”。

[2]其次从人民本位视角出发，肯定屈原“人民”性是站在与同时代历史人物相比较方面展开，这种方式既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肯定了屈原的“革命”的价值也从时代的横向上将屈原的“革命”价值比较出来。

宋玉和屈原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历史人物，但郭沫若认为“屈原是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历史价值高于宋玉的原因就在于郭沫若本人研究历史人物的标准就在与人民大众的距离上面，其人民本位的思想是其研究古典文学以及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

[3]基于这一标准上，郭沫若指出宋玉可以说是忠君但是不能说他是爱民的，“宋玉的忠君思想那刻毫无问题”“但肯定要说他的骨头和屈原的骨头是同样硬的，司马迁是摇头的，而我也始终是摇头的”。

[4]“屈宋并列”的评判在郭沫若看来是不成立的，判断的标准重心不在于以才华文学上的造诣而在于与人民的距离，“宋玉就回答出了那个很有名的“曲高和寡”的比喻，他说，老百姓能听懂只是“下里巴人”而他所唱的是“阳春白雪”，甚至超“阳春白雪”的所谓“引商刻羽，染以流微”他把自己比成凤凰，而把老百姓比成麻雀，把自己比成鲲鲸，而把老百姓比成泥鳅，他的妄自尊大的确可观”“而屈原他很知道民间疾苦。

看到人民生活的多灾多难而经常叹息至于泪流”。

郭沫若以横向的历史人物为对比，突显了屈原的“革命”价值即“爱民”性，指出“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5]同时也是唯物史观说服力上的有力诠释。

二、唯物史观对屈原作品的“综合性”把握郭沫若对于屈原作品的剖析式研究是在掌握了大量青铜铭文、金文等原始资料，秉承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方法下去进行的文史研究。

在郭沫若为代表的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一切文学作品皆为现实的反映”，把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运用一切科学方法挖掘这层历史“反映”(即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到达“洞察到内面潜在着的事物之真性与历史的关系”。

[6]唯物史观对屈原作品“综合性”把握体现在，第一从楚辞体裁的变化到社会历史价值的把控，第二从时代诗体变化的大众化到史料价值的拓展，第三从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思想探寻到跨学科史学研究的探求。

1.楚辞体裁的文学变化到史学价值的把控“凡是意识形态的改革总是跟着经济制度变革而来由奴隶制转移到封建制有之乎也由者，由封建制逐渐脱变便有啊呀吧吗。

文字总是在跟随着时代走，而且在跟着言语追”[7]在郭沫若看来文字的改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由桎梏的文字脱去冗杂的文体追求新形式的革命。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指出屈原“他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把台阁体中的四言格调给突破了，屈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给他一个尊号，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白话诗人”，[8]文字体裁变化的动因是时代革命的要求，屈原文字体裁的革命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

“他彻底的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的采用了方言的形式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在诗域中屈原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

[9]郭沫若从楚辞带来的文学体裁革命性的变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关联，把文学艺术的文体审美带到历史价值维度的纵向上思考得出“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也者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古“五四运动”的健将”。

[10]尽管郭沫若的这个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样一种类比显然有着相当的主观性与简单化”，[11]但以文学史与人类学的关照下去解读那个时期的变化未尝不是对当时历史把控新路径的探索。

2.时代诗体革新的大众化到史料价值的拓展文学体裁上的革命带来的是时代背景下诗体主动权上的革新，郭沫若指出诗体话语权的革新是由“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诗体转换。

“自春秋末年以至赢秦统一天下为止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那个灿然的黄金时代”“不外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换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12]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认为屈原是接受了这种时代变革带来的潮流变化。

其中把楚辞放在时代背景下去探析的学者，在郭沫若之前的梁启超也做过，梁启超把近代科学中的哲学，文艺学，心理学放入楚辞的研究当中去，细致微弱的把握楚辞的情感与屈原的关系，指出“屈子为极端厌世之人”“其自杀的原因，乃是人生问题之不能解决，不堪作者简介：舒梓剑(1995-)，男，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料基本问题研究。

宋雪松(1993-)，男，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苦闷，彼自写其情感之勃郁不可抑也”。

[13]虽引入的心理学为后世研究屈原开辟了方向，但是缺乏足够的史料为依据难以让人信服，何况在广阔历史中就历史的一部分作其研究背景难以深层次挖掘看不到时代变化下的语境位移，即文学体裁的语意化以及文体话语权的大众化。

郭沫若从楚辞体裁的变化得出诗体大众化的史料价值，是从最古的一部诗集诗经当中《国风》开始，在郭沫若看来《国风》才是《诗经》当中最具有文学价值的，因为“从文学史上看一种新的体裁的出现都是民间文学走在前头”，从史料价值上“把民间文学当作历史资料来看，作用很大。

古书上有些可靠的民间歌谣虽然不多，但是可贵的是因为它是第一手的资料，纯粹的资料，不是经过窜改的。

它的可贵，正是由于它的“第一性”。

“民间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到历史过程形形色色的“润色”“古书上的民歌民谣虽然也经过文人的记录“话经三转，就要变样”“但是它究竟是都还有民歌民谣的味道，它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比史官的记载可靠得多。

”[14]同《国风》一样是民间的文学的楚辞，“楚辞中“兮”字的发音来看，“兮”字发“那样出来的声音自然和啊声极相近。

懂得这个兮字的发音——就可以知道了楚辞就是当时的白话文，”楚辞的出现郭沫若从文学史的角度上指出是对《国风》的继承与发展，更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上去概括出这是“庙堂文学”向“民间文学”的语意转换。

对民间文艺的史学价值进行了捍卫也提升了民间文艺作为史料价值的说服力。

3.屈原作品艺术思想探寻到探求跨学科史学研究范式屈原作品的艺术思想探寻首先是在屈原文学艺术思想来源上，郭沫若不拘于前人以《楚辞》为南方文学代表《雅》《颂》为北方文学代表观点，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首先从屈原所处时代的地域空间上，基于考古学学术的深厚功底以及对大量金文和青铜器皿文的史料掌握指出以《雅》《颂》四字一句调子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并不是北方所独有的，“近年来不断的在长江流域挖出的铜器，我们在徐楚吴越领土内挖掘出来的铜器上面得了好些有韵的文字，查其结构，大都是四个字一句，隔一句押韵”“拿地下的东西来证明，就晓得四个字为一句的文字，并不是北方专有的南方也是一样”。

[15]在考古学基础上从地理空间的角度上论证了南北文学具有一致性特点，郭沫若又从民族学历史变迁上指出南北文化都有一个历史渊源即“殷商文化”“中国文化发源于殷朝，是由殷人所创造”“中国的南部事实上也是殷开辟的”[16]，由此指出“社会引起了大变革，而文字上也同样起了大变革”。

[17]社会革命才是形成周秦诸子散文为代表的北方文学与屈原《楚辞》为代表的白话诗歌的原因。

其次从屈原艺术表达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内容的现实主义上，梁启超指出屈原的作品是以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与“感情的尽情发泄”为中心来表达，郭沫若汲取前人观点后进一步去深层次剖析屈原艺术表达与内容的渊源，第一从宗教学角度指出屈原把巫山比作女鬼，湘水比作女神源于屈原自身感情真挚与想象力丰富但是屈原又是一个天生的神学怀疑者“屈原虽然承认民间的信仰，但他对于神鬼之类的超现实的存在却没有丝毫的信仰”“《离骚》里面屈原飞到了天国的门前。

而门子却不肯替他开门。

这是表示天国也和地上的宫廷一样势利或者腐化”。

[18]第二屈原的浪漫主义是受历史时代潮流的影响与“屈原同时代的学者们对天体的运行和构造是有普遍的关心”，[19]《庄子》中黄繚对于天地风雨雷霆的疑问，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的假设，与同时代屈原《天问》中的对天体疑问有异曲同工之处。

那个时代对天体疑问的思潮无疑对屈原浪漫主义的艺术表达有深刻的影响。

第三屈原艺术表达同所处的社会生活习惯有关。

郭沫若认为楚辞艺术上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带有现实主义的情怀去否认超现实主义的内容正是“艺术是生活习惯的反映式批判，它在纯粹性上便受些限制”，[20]认为艺术远比政治经济理论丰富和隐晦，因为比较来说他不是纯意识形态的东西的观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