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理论批评.
第二章-汉代的文学批评..
• 《毛诗大序》、《毛诗故训传》、《毛诗笺》
• 1）诗歌的产生与性质——诗为心声
•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 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2）诗歌与教化——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 观风以知民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 怒，其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 王逸为屈原之忠实拥护者。 • 评《离骚》“依诗取兴”。
王充
• 王充：古代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代表，提出真善美相统一的 文学观，反对谶纬说。
• 王充的文学理论批评：
• 1.提倡真实，反对虚妄。
• 表现：批判神话色彩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
提倡真实简洁的写作语言
• 2.增善消恶，有补世用。
• 表现：批评汉赋华美而无真实价值。
• 诗歌的教化作用：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 3）六义与正变
•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 雅，六曰颂。
• 正风正雅、变风变雅
第二节 司马迁
•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 后成一家之言。
• 1）“发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著书”说——述往事，思来者
•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 公自序》）
• 2）评价屈原——“《离骚》，盖自怨生也。”
• 文学手法：“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 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
第二章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
第二章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第一节两汉文化思想背景略述一、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与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后，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逐渐浸入整个社会层面和人们的观念当中，这当然是出于汉代封建帝国的需要。
然而，汉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人常说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是，整个汉文化思想还是深深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诞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深深渗透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教义和谶纬迷信共置一处，组合成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
二、经学发达与辞赋繁荣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故汉代以阐释和宣扬儒家学说的经学盛行，这尤其体现在文艺思想领域，汉代经学家说诗成风，《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诗的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大家，现所见只有毛家著述，其文艺思想主要体现为将诗学纳为经学的附庸，以今天话说是文艺政治学。
但是汉代的文学艺术实践并非象意识形态的儒学专制和经学理论的没有生气，楚地文化的影响在汉文学艺术实践中尤为突出，如汉代赋体文学的繁荣，其祖宗便是楚辞，汉赋是楚、汉文化相互影响，融为一体所产生的新的文学形式，它既适应于汉朝封建帝国大典：“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又融入了楚辞“激岩淋漓，异于风雅”的特征。
第二节《礼记·乐记》中的文艺观一、论音乐的产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案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案.缩减版一、第一章：绪论1.1 课程介绍了解本课程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与主要思想。
明确学习目标：掌握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概念、重要人物和主要成果。
1.2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起源探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分析中国古代文化背景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二、第二章：先秦文学理论批评2.1 概述先秦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讨论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研究先秦时期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2.2 重点人物与思想孔子与《诗经》的批评墨子与兼爱非攻的文学观庄子与自由创作的文学理念屈原与楚辞的兴起三、第三章：汉代文学理论批评3.1 汉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背景分析汉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研究汉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成就。
3.2 重点人物与思想司马迁与《史记》的文学批评价值扬雄与模拟论班固与《汉书艺文志》文学批评与选文标准四、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4.1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发展。
分析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与形式。
4.2 重点人物与思想曹操与建安文学的革新曹丕与文学批评的标准陆机与《文赋》的文学思想刘勰与《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五、第五章：唐代文学理论批评5.1 唐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背景研究唐代社会文化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分析唐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成就。
5.2 重点人物与思想韩愈与古文运动的文学理论柳宗元与文言文的革新皎然与诗歌创作的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五章教案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关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通过学习这些章节，学生可以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对不期的重点人物和思想有深入的认识。
六、第六章：宋代文学理论批评6.1 宋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背景分析宋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研究宋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成就。
6.2 重点人物与思想欧阳修与唐宋八大家文学理论王安石与新学派的文学观苏轼与文人画的文学理念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七、第七章：元代文学理论批评7.1 元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探讨元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发展。
第二章中国文学批评史之汉代的文学批评
二、围绕屈原及其作品的论争
屈原评论是汉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热点。 西汉前期，贾谊、刘安、司马迁等都给屈原以极高评价 。 东汉的扬雄、班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对赋的内容、风 格，乃至屈原的人生准则和生命态度，进行了多方面的非难 。 王逸是汉代第一个对楚辞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的人。他 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肯定屈 原人品和作品，批评了扬雄、班固对屈原的指责。
第三节
《诗大序》：儒家文 论之总结
课时编号：07
学习目标
掌握《毛诗序》的诗歌理论。 背诵重要段落。
一、大小序诸说及作者问题
汉代独尊儒术，《诗经》获得崇高地位，出现了一批皓首穷经的儒生。在解 诗、传诗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集中反映在《毛诗序》中。 1、大小序 四家诗、三家诗、毛诗。《毛诗序》是《关雎》题目下的一段较长文字，共 491字，通常称《诗大序》；而各篇题目下，都有一段段文字，点名诗的主旨， 作者的背景，通常为小序。 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旧说，认为从开始，到“用之邦国焉”，这段文字是 解释《关雎》的，称为小序；自“风，风也”起，到篇末，叫做大序。 2、关于作者 1、子夏；2、卫宏；3、子夏、毛公合作；4、子夏、毛公、卫宏合作；5、诗 人自作。6、孔子；7、国史；8、毛公门人。其中子夏作，影响大。
6、王逸的评价
《楚辞章句序》：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 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 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 佩玉琼琚也。昔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故 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 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 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肯定屈原的人品，驳斥班固的评价，用类比方法，说 明屈原作品，完全符合儒家经典。肯定屈原的影响。
汉代文学批评
“风、赋、比、兴、雅、颂”的范畴
“六义”中的第一、第五、第六义，亦即 “风、雅、颂”，是《诗经》中的诗在体 裁上的分类，即《诗》之三体；而第二、 第三、第四义，即“赋、比、兴”，则是 《诗经》中所采用的不同的表现手法，即 《诗》之三用。唐人孔颖达说“赋比兴者， 乃诗之所用；风雅颂者，乃诗之成形。”
玄学：魏晋之际与儒教衰落的同时，玄学思想开 始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魏晋南北朝的三四百年 间得到广泛流行，其地位超多了儒教。 玄学思想是以老庄的面貌出现，但又不等于先秦 老庄思想，是他的变种，是在不完全“背弃儒家 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的条件下，吸收了汉以来名 家、法家的学说，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哲学思 想”。它援道入儒，以道为本，以儒为末，提倡 名教即自然，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
（四）诗歌的表现手法
《毛诗序》把《诗经》中的诗分成六个范畴：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 四曰兴，五曰雅，六月颂。”这就是著名的“六 义”说。“六义”之说并不始于《毛诗序》，成 书于《毛诗序》之前的《周礼‧春官‧大师》中就 提到过古代以“风、赋、比、兴、雅、颂”这 “六诗”来教学。《礼记‧乐记》和《荀子‧儒效》 也都有同样的说法。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诗序》还能看到， 诗歌虽然反映政治，但它不是直接的表现 政治，而是通过诗人个人的抒情言志曲折 地反映政治。如《毛诗序》中解释“风”：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毛诗序》发现了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感的 性质，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通过个性来 表现共性。
但《毛诗序》把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绝对化 了，而忽视了社会生活对诗歌的影响。作 者出于当政者以政教来规范文学的要求， 在对《诗经》的每一首诗的解释中，不顾 诗的真实主旨，而一例牵强附会地扯到政 治上去，从而扼杀了诗的生命，把一部 《诗经》变成了统治者推行政教的方便工 具。
第二章 两汉文学理论批评
针对当时虚妄空作的文风，王充特别重视文 学的社会功用，提倡文有‚世用‛，反对 ‚空作‛。《对作》云：‚贤圣之兴文也， 起事不空为因，因不空作。作有益于化，化 有补于正。‛ 《自纪》篇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 为用者，一章无补。‛ ‚世用‛的 第一义是‚劝善惩恶‛。 ‚世用‛的第二义是‚歌功颂德‛。 ‚世用‛的第三义是‚聪人之知‛。
其一，‚胸臆‛。‚实诚在胸臆‛‚文由胸中而出‛， ‚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 其二，‚德盛‛。《书解》云： 德弥盛者文弥得，德弥彰者文弥明。 其三，‚才力‛。王充在《效力》篇论述了作家才力的 重要性：‚少文之人，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将不 任……才力不相如，则其知思不相及也……其才劣者， 笔墨之力尤难，况乃连句结章，篇至十百哉！力独多 矣！‛ 其四，学识。作家仅有才力还不够，还需有广博的学识。 《别通》篇云：‚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 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夫闭心塞意， 不高瞻览者，死人之徒也哉！‛
一、关于文学的原则 二、关于文学的功用 三、关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四、关于文风 五、关于作家修养
一是反对‚虚妄‛。《佚文篇》云：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二是反对‚增实‛。《艺增》篇云：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 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 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不增其美，则闻 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
一是指出《离骚》是怨愤而作。《屈原贾生列 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 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 思而作《离骚》。‛ 二是分析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屈原贾生 列传》云：‚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 其指极大，举类迹而见义远。‛ 三是对屈原的思想及人格予以高度评价。《屈 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其志洁，其行廉‛。
第二章两汉文学批评
第二章两汉文学批评汉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大一统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为文化包括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
两汉文学批评在先秦文学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性以及表述方式都有很大的进展，从而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理论成熟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概述两汉文学批评是在两汉文化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两汉文化的基本特色和发展走向，制约着两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色及历史走向。
汉初的黄老之学、西汉中期之后的经学、东汉的谶纬之学都对两汉文学批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两汉时期的文化背景两汉的文化是紧紧围绕汉帝国政权的巩固发展和如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实用性。
汉代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从重黄老之学到独尊儒术即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发展成为经学，再到经学与谶纬之学合流而最终式微这样一个过程。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末农民起义以及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提倡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这种治国方略适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正是这种“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发展，政治得以巩固。
陆贾是汉初受黄老思想影响的著名思想家。
他在《新语》中说：“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所有各家都有缺点和错误，惟独道家兼各家之所长而没有任何片面性和弊病，黄老思想的声誉由此达到了顶峰。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代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无为而治”的思想和政策显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政权巩固，经济繁荣，武力强大，也要求思想上树立适合专制统治的正统意识。
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适应了这种思想转变的需要，因而为汉武帝所采纳。
由此儒家的五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被尊为“五经”，并由政府设立“五经”博士，广泛传播儒家思想，由此而兴起一门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著作的学问，即“经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 30页 打印
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第一章、先秦文学批评一、古代经传里保存的文学理论批评资料（次重点）识记：美刺说：出处《诗经》。
美是赞美，刺是讽刺，当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了文学作品有批判和歌颂两大功能，尤其是认识到文学的批判功能。
这种用诗歌来颂美匡恶的思想，到了汉代《诗大序》中就发展成为“美刺说”言志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诗歌社会作用的普遍认识。
出处：《尚书•尧典》原文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观志观风说：出处《左传》《国语》。
实际是与诗言志说和美刺说紧密相连的，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对前两种学说的解释。
观志就是通过诗歌观察作者的思想感情；观风就是通过诗歌观察民风民情。
三不朽：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还提出三不朽的说法。
原文是：太上有立德（德指建立一个民族、一个政权，主要是指治国），其次有立功（立边功和武功），其次有立言（著书立说，指文化学术类的），以其为不朽。
理解：春秋时代所谓的“赋诗言志”的内涵：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诗歌社会作用的普遍认识。
出处：《尚书•尧典》原文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诗言志的意思是：诗歌的本质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人们可以通过诗来表达对社会生活的观点和态度。
后世儒家学者特别把言志的“志”解释为与政教有关的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断章取义”方法：当时人们赋诗言志的时候，往往不管原诗的内容，只取其某一点的相同或类似吴公子季札评论诗乐所表现的文艺观：吴公子季札在鲁国听乐观风，他能从诗乐中听出各国民情风俗和周政的盛衰，（《周南》、《召南》）。
他提倡“中和之美”，这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逐渐发展成儒家诗乐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礼记、乐记》关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论述开后世儒家文论的传统先秦时代人们对诗歌社会作用的认识：诗是人民思想感情的抒发，通过诗歌可以宣导民情，补察时政，对统治者起箴规劝谏的作用。
这就是《礼记、乐记》中关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论述。
这种见解开后世儒家文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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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学理论批评汉代的文学批评比先秦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时随着学术文化的繁荣，文史哲等部门进一步划分而成为独立的领域，对文学的认识也有所提高。
汉人称学术为“文学”，称词章为“文章”；“文章”的概念已较接近今天“文学”的概念。
汉代的文学创作有诗、赋、散文等形式。
擅长辞赋还是文人仕进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对文学批评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汉中期以前学者对《楚辞》的批评汉代文学批评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与汉代哲学、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西汉前期，统治阶级奉行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儒家的地位不高,在文学批评中道家思想的影响较多。
如贾谊《吊屈原赋》中，在对屈原及其作品高度赞扬的同时,又认为屈原自沉是不必要的,他可以“远去”、“自藏”，避离“浊世”；他既有才能，到处可以施展,“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稍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
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又说读了贾谊《□鸟赋》后,“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显然是从道家清净无为、任其自然的观点出发去评论作家和作品的。
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强调“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
这段记载如果可信的话，那就是庄子轮扁斫轮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
至于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如“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
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原道训》）；“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精神训》)等语，也阐发了老庄“大音希声”和“至乐无乐”的文艺和美学观点。
西汉中期以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对屈原和《楚辞》的评论。
汉武帝曾命刘安作《离骚传》，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很高,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班固《离骚序》引）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不仅引用了刘安的话，而且发挥了屈原《九章·惜诵》中所反映的“发愤以抒情”的文学思想,明确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他还进一步把《楚辞》产生于“怨愤”的思想推广开来解释一切文学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作《报任少卿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所举上述各例,有些与事实不尽相符,但其发愤著书思想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进步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李贽对《水浒传》的见解，其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强调文学产生于“怨愤”，当然是和他本人遭受残酷迫害的身世直接相关，但也是时代文艺思潮的反映，在贾谊、刘安、刘向等对屈原的评价中也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某些流露。
从思想渊源上看，它不仅继承了屈原的文学思想，显然也受到庄子愤世嫉俗思想的影响。
同时也是对孔子“可以怨”主张的发挥。
儒学的兴起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随着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巩固，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地主阶级需要有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的统治思想，于是逐渐弃黄老而重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地主阶级思想家代表董仲舒则从“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儒学神学化，提出系统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
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这对汉代的文学批评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代传《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对《诗经》的评论不多。
儒家文艺观点主要表现在《礼记·乐记》、《经解》等篇中。
这些著作强调文艺产生于“人心感物”，指出了文艺与现实的密切关系，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
《经解》篇中所引孔子“温柔敦厚”诗教说，未必是孔子原话，而是儒生对孔子文艺思想保守方面的概括。
当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温柔敦厚”就被强调得尤为突出。
《毛诗大序》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但它可能是经过汉儒加工润色的。
《毛诗大序》的文艺思想为汉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提倡。
它认为诗歌必须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诗歌创作必须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原则。
这是和“温柔敦厚”相一致的。
但是，汉代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腐朽，它还有积极的一面。
汉代的儒家文艺思想除了有保守的方面以外，也还有比较进步的方面。
《毛诗大序》主张在不影响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人民通过文艺对统治阶级进行一定的批评,肯定了文艺的“美刺”讽谏作用。
郑玄的《诗谱序》发展了这种观点，这对后世许多进步文艺家起了积极作用。
《毛诗大序》重视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认为从中可以看到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人情，并引用了《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段名言来说明文学和现实政治的关系。
它还论述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分析了《诗经》的《国风》、《雅》、《颂》三体的性质，并把《周礼》“六诗”称为《诗》的“六义”。
这些都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儒家文艺思想成为汉代文学批评中的主导思想以后，它的保守方面和积极方面在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前期的班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扬雄和班固是代表汉代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批评家，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都是严格地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
因此，他们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与刘安、司马迁等很不同。
扬雄主张文学创作“事辞称则经”，“众言淆乱，必则诸圣”，以儒家经典作为唯一标准。
他对屈原和《楚辞》的批评主要有两点：①认为屈原为人处世违背了儒家明哲保身的原则,不够“明智”,不应自沉汨罗江。
他在《反离骚》中对《离骚》的批评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②认为屈原的作品“过以浮”，“蹈云天”（《文选》李善注引《法言》佚文）。
这是对屈原作品中神话和幻想成份的批评。
他虽然认为屈原品行高洁“如玉如莹”（《法言·吾子》）；但又认为屈原的为人和作品不符合儒家的精神。
东汉的班固进一步发挥了扬雄这种观点。
东汉章帝曾召集诸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并命班固撰集其说为《白虎通义》，进一步把儒学神学化。
他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表现了更为保守的儒家立场。
他认为刘安的评价“似过其真”。
他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违反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不能“明哲保身”,是“狂狷”之士，不是“明智之器”。
从艺术上说，班固认为屈原的作品“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对屈原运用大量神话传说的手法亦取否定态度。
这和他对司马迁的批评：“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其主导思想是一致的。
后来王逸反对班固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认为屈原及其作品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和圣人经典的。
他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他认为“‘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楚辞章句序》）。
王逸认为《楚辞》是“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给了崇高的评价，但从文学思想看，和扬雄、班固一样都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和刘安、司马迁的评价角度不同。
儒家文学思想的积极方面扬雄和班固的文学批评虽然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和《毛诗大序》一样的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他们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讽谏作用，反对辞赋中追求辞藻华美的形式主义倾向。
扬雄早年很喜欢辞赋，后来他看到辞赋虽有一个讽谏的尾巴,但实际上并不能起到讽谏作用,相反地是“劝百而讽一”，其结果是促使统治阶级更加追求淫靡的奢侈生活,于是指出：“赋劝而不止”,“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汉书·扬雄传》)，并且作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的著名结论。
班固也是如此。
他认为赋应当是“《雅》、《颂》之亚也”，要起到“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作用(《两都赋序》)。
他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中又说荀况、屈原之赋都“有恻隐古诗之义”,而自宋玉以至扬雄的辞赋,都是“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
可见,扬雄和班固从主张讽谏的角度出发，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有不少肯定和赞扬，他们对屈原作品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越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的界限。
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上的矛盾，正是他们本身文艺思想矛盾的具体表现,而这正是汉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造成的。
此外,班固在对汉乐府产生原因的分析中,认为“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还表现了文艺是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的思想。
王充对谶纬神学和拟古倾向的批判东汉由于经学的昌盛和谶纬神学的发展，给文艺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以扬雄为代表的那种文学创作上的模拟因袭风气十分流行；谶纬神学渗透到了文艺领域，使许多作品中表现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迷信内容和虚妄不实之词。
谶纬神学在东汉的泛滥，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批判。
其中最突出的是王充。
王充的《论衡》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其中有不少重要的文学见解，对后世文学批评也很有影响。
王充在《论衡》中突出地强调真实，反对虚妄。
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佚文》篇）这当然是针对整个学术界来说的。
他为了批判谶纬神学，写了《龙虚》、《雷虚》、《语增》、《艺增》、《儒增》等篇，同时也有力批判了文艺创作上荒谬虚妄的倾向。
王充主张真善美的统一,认为“真”是“美”的基础，只有具备了“真美”，才能有补于世用而达到“善”的目的。
他说：“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
”（《佚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
这种真善美统一的思想，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强调真实和切于“世用”的角度出发，王充尖锐地批评了贵古贱今，模拟因袭的倾向。
他指出衡量文章的优劣应以“真伪”、“善恶”为标准，而不应以是否合于古人为依据。
他认为“造论著说”应当“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佚文》)，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
他主张“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超奇》)，文章才有价值。
与此相联系的，他也坚决反对由因袭而追求艰深难懂文辞的倾向,竭力提倡口语化,主张明白易晓，使大家都能看懂。
王充强调的是事实的真实。
他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一切学术著作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