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外交“暖实力”

浅谈中国外交“暖实力”

摘要：当今世界，“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充灌于耳。三种“实力”均有强化自身、弱化对手的冷战色彩。“暖实力”则表现出更高的境界。一个“暖”字强调以将心比心、相互理解的方式与别国打交道，以打动和温暖人心的态度和举措，加深相互的感情交流，消除隔阂和戒备，力争做到安心、知心、贴心，使相互往来成为一种愉悦和期待。21世纪，中国迅速崛起，美国假借重返亚洲之名，厉行决战亚洲之实，把军事重心由柏林移至关岛，拼凑美日韩澳“亚太版北约”，接着拉拢越南和菲律宾，将南海变成东海之后又一冲突热点，继而另搞一套“亚太经济合作协定”，妄图从经济上挖空中国墙角，左手政治军事战，右手经济金融战，重拳不断，狠招频出，紧锣密鼓，其战略用心之险恶，其战术组合之机巧，均堪称前所未有，继而导致国人对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否已近终结面对的深切焦虑。针对此时的内忧外困，“暖实力”应顺应时事，成为中国外交应对美国“巧实力”战略，以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新观念。

关键词：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中国外交暖实力

一、硬实力与软实力

1、硬实力的定义

硬实力（hard power），又称“硬权力”，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软实力概念提出之前，是国际上长期用于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最主要手段。从构成要素方面看，硬实力主要是由一国的国土、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自然资源等物质要素组成，是国家实力的基础。从作用方式方面看，硬实力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典型方式就是军事大棒加经济胡萝卜。”军事和经济只有被作为“大棒”和“胡萝卜”来使用，才能发挥出“惩罚的威胁”和“回报的承诺”的作用，此时才能被称为硬实力。

由于硬实力主要由物质要素组成，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是国家发展的决定性要素。硬实力是通过物质性要素来体现的实力，是显性的，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衡量标准，是决定国家秩序的核心力量。硬实力主要以军事力量为支撑，通过战争、强制性外交等手段或以经济力量为支撑，通过制裁等手段呈现，这表现出硬实力的强制性。在对硬实力应用的最终效果上，具有支配性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命令和支配受力者，若是应用合法，具有正当性，那么可能对国家形象有着积极的提升作用。但若是滥用硬实力，则会产生巨大的负作用，国际上一些不当的经济制裁等强权主义行为会对国家的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

2.“软实力”的基本含义

“软实力”（soft power），也称“软权力”，该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在其《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明确提出。黄牧仪认为，软实力“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竞争主体之中的精神性的力量，能够有助于主体参与竞争并对竞争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软实力是由多种社会意识集合后所表现出的一种反作用力。

软实力侧重于从国民或民族价值观、伦理观、文化观等精神领域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性，使软实力具有意识性。软实力的精神性使其具有广泛的传播途径，它的传播载体可以是国家、政府，也可以是跨国公司、民间社团甚至个人，这就使得软实力具备了广泛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3.硬实力与软实力

3.硬实力与软实力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软实力与硬实力在特点、作用方式和影响结果方面存在着对立性的差异，但它们作为同

一竞争主体所具有的现实力量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能相互转化，因此，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相互转化。

3.1 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对立性

对立性也可称为差异性。首先，在构成要素上，硬实力主要由物质性要素构成，从属于物质层面，是社会存在的范畴，客观的事物及其数量是硬实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软实力主要由意识性要素构成，从属于精神层面，是社会精神的范畴，软实力与行为主体的精神状况相联系，这些不同点决定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作用效果的不同。硬实力的特点是“硬”，是可以量化的，有可用于计算的衡量指标，如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军队装备等；而软实力的特点则是“软”，它无法量化，无数据可测量，通常是外化为产品、标志或符号等形式，其目标主要是难以被看透的战略目的，通过诱惑或说服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竞争双方的心理、思想等，从而改变竞争的结果。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作用，竞争主体要根据二者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它们的作用，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整体效用。

3.2 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性

虽然硬实力与软实力存在差异性，但二者作为同一竞争主体的两个方面，硬实力与软实力又互为前提，可以相互联结，相互依存。

首先，硬实力为提升软实力创造了物质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一定硬实力的支持，无论是提高国民文化程度、形成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增强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国家凝聚力，都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越强，该国的软实力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就具备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为推广美国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提供了强大动力，提升了美国的公信力。在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力量、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和国家制度等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其次，软实力也会对硬实力产生重要影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文化、制度等软实力对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影响。硬实力的产生是由它的创造主体自觉创造出来的，是通过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人心、团结奋斗和共同追求的结果。而对软实力的运用不当，会使国家在国际外交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导致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被孤立，难以赢得民心，从而削减硬实力。

3.3 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转化

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并非机械的、单向的，而是辩证的、双向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一方面，在一定条件和环境下，一个国家硬实力发展到某种程度难免会遭遇瓶颈时期，这时，软实力可以对硬实力发挥保护或延伸的作用。例如在上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通过媒体制造和传播了大量虚假信息，利用国际媒体的力量成功左右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使人们误认为北约国家对南联盟的战争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为其军事行动开路。可见，软实力可以本国硬实力提供运用的环境，开拓硬实力的战略空间，削弱由于运用硬实力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由于软实力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软实力也可以通过其本身的作用达到硬实力的效果。例如，加拿大、荷兰等国把诸如经济援助和维和行动等有吸引力的外交事业，都归入本国利益的范畴，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有益的政治影响，弥补了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不足。可见，主体的软实力间接转化成了自身的硬实力。

结语

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关系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产生着重要影响，推动国家的建设和外交事业，因此，一方面要注重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建设，二者要同时进行，不可偏废，既要稳固国家的传统性硬实力的根本地位，也要充分利用和开发信息、教育、文化等软实力因素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另一方面要注重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合理应用。合法地使用硬实力，可以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取得更多的优势，通过软实力树立国家公平正义的形象，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将两者有机结合作用，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战略。

巧实力

“巧实力”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究其实质，“巧实力”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了硬实力与软实力，又没有对使用软硬两种实力的比例做出明确规定。任何决策者实际上都可以声称其对实力的运用是“巧实力”。巧实力这一概念的弱点在于“巧”字具有强烈的主观评价色彩，与“软”“硬”之类的客观划分有区别。每个人都可以将其所执行的政策称之为“巧实力”，而将对手的政策贬低为缺乏“巧实力”。

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巧实力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是力量的基地，也是要实现美国目标的“工具箱”。它既强调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同时也极大地关注联盟、伙伴关系和各个层次的机制，目的就是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和建立美国行为的合法性。向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就是这一战略的核心，因为这能使美国的压倒一切的实力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益和价值观达成一致。

“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否已近终结’势必引发大焦虑。笔者以为，战略机遇关乎我国出路，它受制于战略格局，也受限于战略思维，思维短板也是战略短板。美式“硬实力/软实力’夕思维，旨在打压竞争对手、巩固全球霸权，乃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既违背我国反对单极霸权、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也有违我党打造和谐社会、加快民族复兴的内政战略。故当务之急，在于建立“暖实力/冷实力’夕新思维，走出战略思维受制于人之困局，自主营造并延续战略机遇期。

无论是美国战略思维，还是其全球称霸战略，都早已定型并延续百年，它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也符合西方联盟利益，绝不会因中国一己之愿而改变。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去揣摩或改变美国战略思维，而是在判明其是否违背我国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变局适时调整自身战略思维与战略布局。

一、“巧实力’夕思维剑锋直指中国

自古以来，政治斗争就是实力较量。不同的是，在注重国土与财货的旧时代，政争偏重军事

实力和经济实力；在盛行金融战与舆论战的今天，政争则需兼顾金融实力和文化实力。为此，作为美国当代战略思想家，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以新瓶装旧酒之道，提出了“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夕学说。在奥巴马政府的大力宣扬之卜，尤其是在国务卿希拉里的卖力推销卜，此说如有神助、大行其道，乃至各国官员学者趋之若鹜。

哲人曰，思路决定出路。此言虽有唯心主义之嫌，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对世界格局的反映，绝非照镜子式的直观机械反映，而是主客体交融的主观能动反映。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无论是对战略格局的解析，还是对战略机遇的判断，都受制于战略思维是否科学适用。某一战略思维合乎某一时期某些国家的战略需求，但未必契合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战略目标，更未必符合另一时期另一些国家的战略雄心。以当代中国为例，其“和谐世界’夕理念与美式全球霸权野心背道而驰，若一味抄袭沿用美式思维，既会深陷美式战略思维之陷阱而不能自拔，更会深陷美国战略包围而难以突围。

很遗憾，国内学者大多两眼紧盯战略机遇，而很少有人去深入反省战略思维。如此一来，即便各有实据、针锋相对，也难免陷于同一思维陷阱而毫不自知，导致“战略思维缺乏战略性”的悖论，既无法在实际战略上胜人一筹，也无望在战略思维上高人一等。因此，问题的严肃性与严}赏h}在于，在判断“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否已近终结’夕之前，必须先行判明“美式战略思维是否有利于中国后续发展”。它若能推进中国日后发展乃至和平崛起，自当全面学习乃至全盘照搬；若与中国战略雄心背道而驰，理应另当别论，另辟思维蹊径，另谋战略出路。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此，不妨暂且抛开迷乱复杂的当卜情势，一起优游从容地回顾一卜美国“巧崛起”史。美国建立之初，内政未稳，羽翼未丰，只好一心扮演“美洲孤鸟”，埋头建设“美洲人的美洲”，决不轻易卷入亚欧大陆纷争。1914年，交战双方均无正义可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先是隔岸观火，待双方消耗殆尽、局势明了后，才高举“正义”大旗，坐收渔翁之利。1939年，为了称霸世界，德国率先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故伎重演，再度充当了名利双收的“残局收拾者”。凭借这两步深思熟虑的“妙棋”，美国击败了当时最有望亦最渴望称霸的德国，在“巧崛起’夕之余得以“巧称霸”。

可见，“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虽属约瑟夫·奈首倡，但实在并无多少新意可言，它至多是美国“巧崛起、巧称霸”史的理论总结，而未能逃脱古典霸权主义的案臼，后者在古代东西方早已践履千年。无论是我国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帝国时代，还是西方罗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大不列颠等帝国时代，其“硬实力+软实力’夕组合的技巧，虽有熟练度与自觉度之差异，但包括穷兵默武的秦始皇与成吉思汗在内，没有一个大国帝土会傻到全凭“硬实力’夕而无视“软实力”。约瑟夫·奈等美国战略家的高明之处，仅仅在于其提高了“巧实力”的自觉程度，他们自身就是美国“巧实力’夕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巧实力”学说，美军、美货分属“硬实力”中的军事与经济实力，美式英语、价值观则属于文化“软实力”。其实，无论是美国货畅销全球，还是美元被哄抬为“世界硬通货”，或是美语被追捧为“世界语言”，都植根于“强硬通行世界”的美军。若无“美军+美元+美语+美货’夕联姻，就无美国全球霸权可言，四者均颇富单极性与单边性，故“硬实力/

软实力’夕仍是正宗的冷战思维，它充斥着“美国独霸’夕式的寒冬冷风，而极少“同舟共济’夕式的暖春气息。

尤须警醒的是，随着世界日趋多极化，美国相对实力持续卜滑，它迫于形势转而倡导“巧实力”，虽然经过了巧妙粉饰，但战略锋芒始终直指中国。尤其是稍有新意的“软实力”，更是剑锋直指我党主推的社会主义文化。对此，凡是稍具文化自觉的中国官员与学者，都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早做好充足准备。

就固有传统而言，我国主流文化是儒释道合流所催生的新儒家，其“天卜大同’夕观迥异于

欧美霸权思想。古代中国主张“和而不同”，只求消极防范“以夷变夏”，而从未主动“以夏变夷”。此说虽有“华夏中心主义’夕之嫌，却始终扎根于儒释道的和谐共生，并无多少排他侵略性、殖民性可言，大体契合原始儒家的“土道”思想。与此相反，“欧美中心主义’夕扎根于高度神圣化、一神化了的基督教，始终极富排他，侵略性、扩张性，乃是典型的“霸道’夕思想。在贩卖非洲黑奴、屠杀印第安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史实中，它更是展示了举世空前的嗜利性、野蛮性、血腥性，这些恶行孽债既给亚非拉民众留卜了悲惨深重的记忆，也会从根基上钳制吹嘘过度的西方“软实力”。因此，国人既要熟知中西文化对决的历史与后果，也要悟透西方“软实力’夕的根基与本质，既不必对自家文化实力太过悲观绝望，也不必对西方文化实力过分高估崇信。

就新文化建设而论，我们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它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势不两立。随着经济成为“首要政治”，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确实有所弱化，但正如约瑟夫·奈所挑明的，舆论战、文化战、学术战既是美国熟能生巧的强项，也是中国疏于防范的战略短板，在美国军事与经济等“硬实力’夕相对衰弱之后，它更是唯一能够拉拢“共同价值观’之国、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的“屠龙宝剑”。以其精心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夕为例，西方充分利用舆论优势和我国四邻的恐惧心理，将中国包装成“专制大国”、“军事大国”、“污染大国”，从而极大损害了我国我党的国际形象。这既严重脱离中国的发展实情，也严重违背我国的战略目标。因此，美式“软实力’夕剑锋直指中国软肋，唯有及早实现文化自觉、制定精当文化战略，我们才能逐步扭转舆论、形象、学术劣势。总之，基于对历史脉络和当代格局的深入分析，我们不必责怪约瑟夫·奈之流故弄玄虚，也不必叱责本土先行觉悟者耸人听闻。相反，若真要苛责的话，既要批判明知有诈却依然大肆行骗的西方人士，也要批评自目跟风却又自诩高明的中国人士。唯有如此，才能在“战略思维突围’夕之余实现“战略突围”。

二、“暖实力’思维的战略价值

常言道：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战略思维亦需与时俱进。某种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无法通过思维自身来证明，而只能看它是否契合世界大势。

“霸道”思维之所以能高奏凯歌至今，源于迄今为比的政争不至于毁灭地球，只要战略得宜、组织有效，强国就可以“抢占先机、转嫁危机’夕之道，谋取最大化权益与利润，建立称霸一隅乃至全球的霸权。可以想见，只要西方联手，作为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柱，美国霸权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问。然而，随着核武器和其他超大杀伤力武器的发展，人类已可数次乃至数}一次摧毁地球。更严峻的是，鉴于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和国际协调机制软弱无力，或许根本不需要一场核战争，而只需一场生态环境大灾难，地球就会崩溃乃至万劫不复。

为此，国际既得利益者势必催患精神分裂症。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它会尽力延长西方霸权；为了避免首当其冲，又必须避免地球毁灭。西方施行“抢占先机、转嫁危机’夕战略，亚非拉弱国深受祸害，纷纷沦为政治动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重灾区，西方“资本外输、利润回流’夕利益链日趋崩溃，再无多少闪转腾挪的战略空问。更何况，以先后重创美国的卡特里娜、桑迪“超级咫风”为例，西方无法仰赖上帝优待而免于环境破坏、生态崩溃、利益链断裂之苦，不仅后发展国家无望复制西方崛起之路，连西方自己也万难延续“抢占先机、转嫁危机”战略。

故就整体趋势来说，一国独霸的“霸道’夕思维，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编，其战略根基与战略空问日趋损毁。至于天卜一家的“土道’夕思维，也不再是无根无基的乌托邦幻梦，而是合乎世界大势的唯一活路。相应地，“硬实力/软实力’夕思维大势已去，无论是凭借“硬实力”造成对手硬伤，还是借助“软实力’夕击中他人软肋，最终都会因为损毁全球利益链、生态链而自掘坟墓。

换言之，“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夕思维的硬伤与软肋，在于它执着于单边、单极、非对称性霸权，而无视其战略根基渐被掏空、世界大势无法逆转的事实。作为美国“巧崛起、巧遏制、巧霸权”的利器，“巧实力’夕思维成功于一个“巧’夕字，最终也将败于一个“巧’夕字。它完全符合靠工商、金融、战争投机起家的“美国性格”，虽有“学术”的科学外观，实为违逆客观情势的“权术”，并无多少科学含金量，即使费尽心机、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改变“美国性格’夕和世界大势。对此，国人必须有清醒而精准的认识。

与机关算尽的“巧实力’思维相比，“暖实力+冷实力=好实力’夕思维之魂，在于一个“好’夕字。此“好”既是谋求和谐世界的道德理想之“好”，也是契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品质之“好”，更是推进中华复兴的实践价值之“好”。因此，它不仅有助于我们顺应全球化新情势，更有利于我们占领道义、真理、权力制高点。

以异常酷烈的暴力为例，其本质并非冰冷军械之力，而是抱团取暖的“抱力”。无论是激发暴动、血战到底的革命信念，还是运筹帷握、决战千里的军事思想，无论是深入骨髓、生死与共的民族情感，还是同文同种、同气连枝的文化记忆，都是最能温暖人心、温润人性的温清之物。诗人曰：铮铮铁骨亦有柔情，岂是一个“硬’夕字了得。以朝鲜战争为例，若不能激发大众激情深爱，“硬实力’夕万难持久钢硬；纵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也会因丧失民心而瞬问解体。同理，各国的经济、金融、文化实力，最终也取决于强化认同、凝聚人心的“暖实力”。那些严重两极分化之国，纵使富翁阔婆无数，也会一夜之问崩溃。

概言之，所谓“暖实力”，指消除歧视、化解矛盾、破除垄断、限制特权、拆除壁皇、填补鸿沟、优化配置、和谐共生、民族共和、温暖人心、升华人性的能力。细言之，消解种族、性别、等级、党派、地域、户籍隔阂以打破权力垄断的能力，可称之为“政治暖实力”；消除投资、开发、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就业、积累等歧视以打破财富垄断的能力，可称之为“经济暖实力”；至于拆除宗教、文化、艺术、科技、学术、教育、舆论樊篱以打破知识垄断的能力，则可称之为“文化暖实力”。

至于“冷实力”，则指人为制造歧视、壁皇、矛盾、垄断、鸿沟，从而形成非对称性优势以打击毁伤对手的能力，它亦可相应细分为“政治冷实力”、“经济冷实力”、“文化冷实力”。“暖实力’夕大多存在于共同体内部，“冷实力’夕则主要存在于敌对阵营之问，唯有化敌为友、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敌我交叉之际，出于策略性暂时相互借重之需，敌我之问才会有一定“暖实力”。若非丧失理性而宁可同归于尽，政治斗争总是要求自家阵营抱团取暖之余，积极应对敌方阵营的正面挑战。因此，“暖实力’夕与“冷实力’夕是孪生子。“暖实力’夕是先决性前提，堪称权力家族之长兄；“冷实力”则是并生性后果，可谓权力家族之小弟。两者一体，互相转化互为因果，不可颠倒，不可割裂，不可偏废。当内部抱团以对抗外敌时，“暖实力’夕会转化为“冷实力”；当内部抱团走向外部联盟时，“冷实力’夕亦可转化为“暖实力”。

进而言之，勇于内斗内耗、怯于外交外争者，其“暖实力’与“冷实力’均很有限，都会异常快速地毁灭。只善于内部抱团、偏安一隅者，虽有一定“暖实力’夕与“冷实力”，但始终难以扩展强化，只能消极防御、荀安一时。唯有既善于内部抱团又善于化敌为友者，才能由小变大、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由野蛮变文明。更深层的问题是，即使是GDP总量和人均值都相同之国，其国内两极分化程度也是迥异的，各国“暖实力’夕因而仍会有天壤之别。若能雨露均沾、全民分享，经济实力可化为增强认同、凝聚人心的“暖实力”；若是两极分化、苦乐不均，它则会沦为弱化认同、撕裂社会的“冷实力”。届时，即便是如今称霸世界的美国，也可能因“占领华尔街’夕运动所谓，”1%与99%“之争而最终瓦解。

可见，“硬实力/软实力’夕思维偏重权力的抽象性质，“暖实力/冷实力’夕思维则注重权力的具体效用。前者虽也讲究实力巧妙组合，但毕竟只求单边单极霸权，后者则转而建构互利双赢的和谐世界。所以，只要仍执迷于一国独霸，无论“硬实力/软实力”，还是鸡尾酒

式的“巧实力”，都只能是一家欢喜众家愁的“冷实力”。以美国为例，它频频发动军事战、贸易战、金融战，即使常人也能感受其“硬实力”的刺骨寒意。至于其“软实力”，不求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只求推进美国文化殖民、扩张美式文化霸权，为此不惜肆意削夺弱国文化主权，堪称“软酒醉人、软刀杀人”的典范。无奈之余，处于语言、舆论、形象、学术劣势的文化弱国，被迫纷纷投入母语保卫战、文化保卫战，积极制定语言、影视、新闻、文教、学术等方面的应对战略，乃至像中国那样将其提升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高度。可见，“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夕之说，虽能哄骗世界舆论于一时，但绝对无法欺骗全球民众于永久。

正如伟大战略家毛泽东所言，人心才是真正持久强大的战略后方，从人心出发思考全盘战略，乃是一流战略家的必备素质。作为典型的“持久战”，无论是苦撑八年的抗日战争，还是持续百年的中华复兴，都要以暖人心、聚民心为根本。总之，一国实力大小，不能只看光鲜亮丽的舆论宣传，也不能只看抽象生硬的统计数据，更不能只看冰冷僵硬的武器库，而要看其化解矛盾、抱团取暖的综合能力。前三者有形可见，常人都易感知，第四者则无影无形，非大智慧者无法把握。

三、“暖实力’思维的实践之路

政治是抱团取暖、共赴危难的艺术，故而作为权力的客观形态，“暖实力”与“冷实力’夕早已存在几千年，对此有所散论的先知先觉者，亦星云流布于古今各国。至于它未能理论化乃至成为主流思维，则大可不必苛责前贤先哲。它源于古典政争不至于毁灭地球之大格局，至于它如今呼之欲出，亦是当代政争之大趋势使然。

换言之，“暖实力+冷实力=好实力’夕思维的科学性，在于它看到了国际政争的巨大惯性而不抱幻想，更在于它洞察了全球新难题背后的重大机遇而不悲观失望。

一方面，鉴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霸权’夕与“和谐世界”的对立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另一方面，鉴于全球核扩散、环境破坏、生态危机急剧恶化，连西方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同归于尽的噩梦逼迫人类同舟共济。在此背景卜，“暖实力/冷实力’夕思维得以破茧而出，并渐与“硬实力/软实力’夕思维分庭抗礼。

因此，“暖实力+冷实力=好实力’夕思维的科学性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其理论圆熟度与实践自觉度。若能自觉完善并践行之，“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否临近终结’夕就会成为假命题，“中国战略机遇期可以无限扩展’夕则会成为真命题。随着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内政与外交的古老鸿沟渐被填平。正如当代战略家所言：唯有放眼全球，才能立足本土。全球是大局，本土是小局，若迷失大局，虽精于小局，也会重蹈偏安土朝的覆辙。换言之，“外交服务于内政”固然有理，“内政优先于外交’夕却未必正确，它不合乎历史实情，也不合乎当代大势。

举例来说，直至1840年，大清仍是世界首富之国，它拥有全球最成熟的帝制，儒教治国，科举取士，民族融合，边疆巩固，既无藩土作乱、皇嗣失常之危，也无外戚干政、太监专权之弊。故虽存在军事短板，任何一国单挑，都未能击垮它，纵使是列强联手、多轮攻击，它仍硬撑了百余年并幸免于“全殖民”巳运，远非印度等一击即溃者可比。然而，大清最终还是覆灭了，其主因是昧于世界大局、大搞愚民统治，毫无基于全球视野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

由此可见，“内政优先于外交’夕不够准确，“内政立足于外交’夕更为精当。常言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内政日程表之轻重缓急，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格局，急大局之所急，重大局之所重，而不可反其道而行。鉴于美国正在精心编织包围圈，中美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我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乃是增强国际“暖实力”、打破美式包围圈。为此，必须加大与欧洲、中东、拉美诸国抱团取暖的力度，在美国战略后方率先争取战略主动，从而牵制、阻滞、打

乱其战略重心东移计划，迫使其半途而废或大加延缓。至于中美战略冲突的前沿，应优先发展与俄罗斯、印度、中亚、东盟的互利合作，在巩固自身战略后方之余，撕开亚太包围圈的战略缺口。其实，美日韩澳“准北约”也并非铁板一块，韩、澳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最高，故其战略决心也最为游移，不妨刻意扩大经济依赖度而牵制之。美日联盟虽然稳固，但也是貌合神离，鉴于美国自身软肋，在短期内，它不愿也不敢与中国大规模直接对抗，而只想躲在身后，由日本充当打手。日本虽然很冲动，但也非纯然大傻，身为“亚洲孤鸟”，无论出于地缘政治、历史恩怨之考量，还是出于经济命脉之考虑，它都不可能与中国全面持久对抗。故我国日后外交，不应只是有所作为，而应是大有作为。“韬光养晦”虽为我国赢得了巨大战略缓冲，但也给世界留卜了中国必将称霸的错觉。其实，反对霸权主义并非我国一时之需，而是社会主义国体决定的永久战略之需。所以，在首倡“和谐世界’夕新理念之余，不妨登高一呼，光明正大地首倡“暖实力’夕新思维，抢占道义、思想、权力制高点，抢夺国际政治经济议程的主导权。尤其在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核扩散危机、生态环境灾难等危急险重议题时，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必须采取战略主动，这既可一举击中美国的硬伤与软肋，又可变“中国威肋、论’夕为“中国机遇论”，从而为自身续航赢得新机遇，也为全球繁荣尤其是新兴大国发展赢得新机遇。中国拥有核威慑力量，金融储备充足，战略纵深广阔，国内市场巨大，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高度融合，毕竟不是各色新旧灾难最深重之国。无论是欧、美、日、澳、韩，还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或是祸不单行的亚非拉穷国，都远比中国更急需抱团取暖。因此，“暖实力’夕外交急中国之所急，也是急各国之所急，无论是其亲和力与感召力，还是其战略价值与施展空问，都是非常可观、大有作为的。

至于日后中国内政，也必须以提升国内“暖实力’夕为首务。在前段时期，我国经济短板非常明显，确实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即便如此，经济建设也不等于经济增长，而必须着眼于促进社会和谐、强化国民认同、推进政治文明，从而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等措施来夯实我党的执政基础。更何况，随着发展阶段和出口情势的变化，我们理应在“扩内需、调结构’之余，及时补足军事、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等战略短板，战略重心应从总量“冷实力’转向整体“暖实力”。必须警醒的是，鉴于东西差异、城乡差距、贫富矛盾、官民冲突日趋严重，我国总量“冷实力”虽有大幅增长，整体“暖实力”却仍然n}}待提升。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虚心向西方学习，其对外“冷实力”的现代大扩张虽属事实，但它始终扎根于凯恩斯革命之后的国家福利体制。换言之，唯有化“实力”为“福利”，才能凝聚人心、激励创新、强化认同。否则，任由两极分化加剧、民族认同弱化，中华复兴也可能重蹈苏联覆辙。

总之，思路决定活路。战略机遇关乎民族兴衰，它虽受制于战略格局，但也受限于战略思维，思维短板亦是战略短板。长期以来，我们虽然反对冷战与霸权，但又不自觉地沿袭了冷战思维，从而在实践路径与思维路径上都陷入了严重被动的路径依赖。在财政赤字、环境赤字、生态赤字危如累卵的今天，西方霸权已无多少“透支未来、赢家通吃’之空问，“温室效应’夕背后的寒冬冷意迫使人类抱团取暖，变“硬实力/软实力’夕思维为“暖实力/冷实力”思维正当其时，它既可为国人洞察世界新格局提供新思维，也可为中国续航提供新航标与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