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存四种腐败基本形态 都与特权相关
简述法的起源与发展
简述法的起源与发展列宁认为，对于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来说，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一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
法学研究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方法。
在法学研究中，无论是把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还是研究法的其中一个部门或者一个方面，都不能与法的历史脱节。
一、法的起源（一）原始社会的社会调控机制及崩溃原始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没有阶级的划分，也没有与阶级划分相联系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惟一的社会组织就是前期的原始公社和后期的氏族组织。
在氏族成员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自发形成为了劳动、分配、婚姻家庭，处理公共事务和纠纷等方面的习惯。
氏族组织和氏族习惯构成为了原始社会调整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的两种基本力量。
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引起了三次社会大分工，每次大分工都大幅度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剩余财产被少数人占有，私有制逐渐得以确立，摧毁了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原始共产制，氏族内部的阶级分裂代替了氏族制度中的平等关系，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泯灭了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地理条件，普遍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破坏了氏族制度中共同的行为标准。
由于前述因素的存在，只靠当事人自觉、舆论压力、酋长的威望和没有暴力手段的氏族大会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始的调控机制，便不能不陷于瘫痪状态。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
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阶级所炸毁。
它被国家代替了。
”[2]（二）法的产生原始社会调控机制的崩溃与法的浮现，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根源，它们都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及其社会后果在社会调控方式上引起的连锁反应。
我们知道，秩序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的最基本需要，当氏族组织和氏族习惯无力实现维持秩序的需要时，国家组织和法律规范便成为惟一可能的替代物。
法律这种新型的社会规范体系与原有的氏族习惯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两者体现的意志不同。
如何理解＂四种形态＂
反腐进行时ANTI-CORRUPTION如何理解"四种形态" 制图：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曾要求，全面从严治党，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
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其中第七条对“四种形态”从新进行了定义。
第七条规定：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对于“四种形态”如何理解呢？实践“四种形态”，意味着抓小放大、反腐收兵？有人说，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实践“四种形态”，意味着反腐败就要减缓收兵。
绝对不是！“四种形态”对应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调整、党纪处分等各种手段，使纪律严起来、管住大多数。
要把握运用“四种形态”，严格分类处置问题线索，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组织处理、党纪处分要经常运用，坚决把存量减下来、把增量遏制住。
“四种形态”只是针对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四种形态”的提出，重申了一个重要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只是惩处极少数腐败分子，而是要用严明的纪律、严格的监督管全党、治全党。
换言之，纪委监督执纪的对象范围是8800多万名党员，而非仅仅局限于少数党员领导干部。
任何一名党员只要有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不论是何职务，都应受到纪委监督。
把握运用“四种形态”，会不会一问就没、一谈就了？把握运用“四种形态”，既要敢于担当，又要善于担当。
要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儿，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坚决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
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企业对市场竞争压力的不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这种压力既可以变成企业发展的动力，也可能使企业偏离正确的经营方向，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政企分开以后，公有制企业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
为了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免遭市场淘汰，一些企业就可能采取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而其它非公有制企业是计划经济解体后的产物，这些与市场经济同命运的非公有制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
他们不仅在经济中要求发展，在政治上也希望得到一定的权利，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
他们购买或“租用”权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比公有制企业更加强烈。
非公有制企业有财力作后盾，其财务制度也比较灵活，支付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费用很方便。
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用金钱开道，打通各种关节，通过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收买政府公职人员为之服务。
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不正当手段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
在理论上，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受全体人民的委托代理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但是具体到一个企业，由谁代表政府和人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国有资产在企业中实际上变成了“无主财产”，这样就为腐败分子任意侵占开了方便之门。
(三)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权力对经济的违规介入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
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展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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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一 时期 ，丰 会 对腐 败的打击采 十 取“ 摸着石头过河式” 。在 巨大 的 、 高额 的 利益诱惑下 ． 腐败形成 了一 股潮流 ， Ｆ 而 ＝ ｌ 有许 多腐 败是打着改 革 、发展 的旗 号进 行的， 因而 这－ Ｂ 期 的“ 败 出生 率 ” － ， ｔ 腐 远 ． 远高 于打击腐败 的“ 败死亡率” 腐 第三阶段 ：腐败分子开 始受审 的高 峰期 进入 ２ 世纪 后 ，特 别是近 几年来 ． １ ｊ 中央加大 了反腐败力 度 ．整个社会 的反 腐败ｓ 争逐 渐告别 了“ 着石 头过河” － ｔ ・ 摸 的 模式 ，已经开始有一 套 比较成熟 的理论 来指 导反腐 败 、争 实践 。 ０ ３年年底《 斗 ２０ 中 罔 共产 党党 内监督 条例 （ 试行 ）和 ２０ ０５ 年初 颁 布的《 矗健 全教育 、 度 、 建 制 监督 并 重的惩 治 和预防 腐败 体 系实施纲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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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今的腐败属于何种征候群
中国当今的腐败属于何种征候群作者：李鸿文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10期最糟糕的一种，就是官僚权贵式腐败征候群。
大部分腐败活动受到官僚权力而不是财富的驱使，官僚们伸手掠夺经济利益，“吃相”最难看。
按迈克尔·约翰斯顿的划分，中国的腐败现象属于这类征候群腐败与公共治理机制存在一定的联系。
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在《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一书中，把世界上的腐败征候群大致归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权势市场式。
这类腐败主要集中在发达的富裕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
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和公民文化社会都很发达，政治竞争和舆论监督的制度强大且合法，腐败症状经常是在日趋完善的公共治理机制内部而非外部寻找空隙。
第二类是精英卡特尔式。
这类腐败最容易发生在经历着激烈政治民主化过程的国家，如意大利、韩国等。
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政治体制日趋开放，但公共治理机制相对稍弱。
拥有不同权力基础的各类精英们，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维持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结党营私。
第三类是寡头与帮派式。
在墨西哥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政治和经济机会迅速增加，但公共管理制度化还很软弱，因此，既不能对寡头的财富提供制度化的保护，也无法限制他们依靠黑帮式的暴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们各自为政，相互厮杀，使得暴力猖獗。
第四类是官僚权贵式。
这类腐败通常发生在经济开放较慢，公民文化社会相对弱小，同时公共治理机制有欠完善的国家，如印尼、肯尼亚和中国。
這些国家的经济致富机会增多，但政治参与机会相当有限，导致享有政治垄断地位的权贵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使用权力。
迈克尔·约翰斯顿通过对四种征候群的研究，向人们描述了不同国家的腐败症状。
权势市场类型的国家存在的阻碍政治竞争和削弱民主进程可信性和有效性的腐败问题，即使权力的授受行为是合法的和公开的，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各种联姻也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政客们利用自己的接近权寻租。
这种腐败征候群通常是“例外”而不是“规则”，不对制度或体制构成威胁。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课程前言大家好，我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和特征。
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当前在我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诱因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做一点分析。
这个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怎么深化反腐败斗争做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清晰的表述。
十八大对当前的形势的判断有一句话，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短短的几个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起码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能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做太过乐观的估计，它依然严峻，严峻就是不容忽视，更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它是严重的，而且严峻的意义还在于它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有紧迫性，所以严峻的含义要把严重更广、更多，严重讲的是腐败的形势的严重性，严峻更多地强调紧迫性。
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做这样的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你依据什么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
一、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诱因分析就当前中国发生腐败现象的原因的分析不能离开对整个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和定性，腐败是个现象，它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大变动之下发生的，那么它发生的这些都跟它所发生的背景结构变动、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变动、结构调整的自然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分析当前腐败发生的原因，要从我们所在什么样的结构变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出发。
首先，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什么意思呢？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要给它做个定位的话，政治术语应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什么意思呢？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要向终级、高级，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千方百计摆脱这个冲击，它在通过建设发展来提升国家由初级向终极，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的阶段，更是一个变革的阶段，它跟高级不一样，你再过多少年以后，社会主义到了高级阶段，相对成熟了，又稳定了，成熟和稳定具有相对固定，但初级阶段不是，初级阶段就像人生一样，它还是童年、幼年时期，而童年、幼年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生长、发育、变革，这是它的特点。
当前党内腐败的现状、成因及其对策
当前党内腐败的现状、成因及其对策二、当前党内腐败产生的原因：尽管腐败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都有着相似或相同的表现形式，但它滋生和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经济和政治的土壤，却有很大的差异。
要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腐败产生的原因，必须把它放到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透视和分析，才能客观全面地加以把握。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还有待完善的时候，“空档”[5]出现了。
在此期间虽然它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入了崭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在这个“空档”中两种经济体制的并存、交叉、冲撞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生活中出现错位、空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出现某种混乱和矛盾腐败分子乘此机会以权换钱、权钱交易、损公肥私、假公济私，权力成了他们中饱私囊，大发横财的“摇钱树”，这就是当前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历史背景。
在这种背景下，腐败现象的产生大致有思想上，经济上，体制上的原因。
（一）思想上的原因1、封建腐朽意识的残余。
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长达2000多年，时间之长可以说世界之最，封建社会早已灭亡，然而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封建意识未因封建制度的结束而死亡，至今仍然根深蒂固，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消灭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
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封建社会的特权意识、等级观念、宗亲思想、家长制等思想与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不平等、任人唯亲、独断专行等腐败现象和腐朽作风在根源上一脉相承，严重危害着我们国家和人民；其次，“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意识一直毒害着人们，这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官本位”[6]“权本位”、“权力人格化”都是这种意识的反映，这些腐朽的思想意识，一旦遇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效应，就会表现为各种以权谋私和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
特权不是腐败
特权不是腐败作者：丁学良来源：《廉政瞭望》2009年第04期在通俗的理解中，特权和腐败总是连在一起。
其实不然。
从观念上区分开两者，至少有两个重要意义。
一是有助于比较客观地对比改革前后，更有历史感地看待迄今30多年的得失。
我耳闻的最流行说法之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即使其它方面很差，至少有一点比现在好多了，那个时代没有腐败，现在则腐败得不得了。
真是这样吗？从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角度区分特权与腐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有助于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上，找到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特权不公平，但更易于控制讲反腐不能太哲学化，要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特权”指正式的，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有据可查的特殊利益或权力，以法律、政策或其它形式正式规定下来的。
这种利益或权力是由特定的对象（个人或团体）所享有。
腐败则是指违反法律或政策等正式规定，而获得额外的利益或权力的行为。
它们肯定是不合法的，乃至是犯罪性质的。
举两个例子。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有一个清楚的界线：公务员及公立大学教员中，有一种人享受特权，他们在雇佣条例上被界定为“海外雇员”，指以英国人为主的白人。
在该条例上被界定为“本地雇员”的，主要指香港人，延伸到海外留学后来港的大陆人、台湾人。
“海外雇员”在住房、子女教育、年度探亲假等方面，享有比“本地雇员”高很多的待遇。
比如住房，“本地雇员”要升到非常资深的级别，才配享有“海外雇员”起点级别的待遇。
住房津贴、教育津贴也是如此。
简言之，同工不同酬，福利差别巨大，基本上是以种族来划分界线。
直到目前，这套制度还有部分延续。
这套特权制度，起因于外来民族征服和统治了本土民族，在伦理意义上是不可接受的。
但这种巨大的差别不是腐败，属于特权。
那些规定，本身就写在纸面上，是清清楚楚的。
如果不符合这些特权规定，即便你有官位，想钻空子，也要受到处罚。
新加坡则把“特权有别于腐败”的制度设计用到极端。
2008年初，新加坡总理的年薪相当于205万美元，而美英德法日5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的工资全加起来才160万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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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社会存四种腐败基本形态都与特权相关.txt求而不得，舍而不能，得而不惜，这是人最大的悲哀。
付出真心才能得到真心，却也可能伤得彻底。
保持距离也就能保护自己，却也注定永远寂寞。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
这个要求十分重要，表明了我们党的一贯态度，传递了反腐败必须反特权的重要信息。
特权：人类政治史上的怪胎
尽管古往今来腐败表现形式各种各样，但腐败的基本特征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依靠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在当代社会，对公共权力一般都从法律、制度上作出比较明确的限定，为什么却能成为官员谋私的工具呢？这是因为，在有些官员那里，法定之权被演变为法外之权，即特权。
有了特权，就有了腐败的可能性。
特权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生命力很强的怪胎。
在专制制度下，统治集团依据其垄断的政治、经济地位，拥有某些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权利，这就是特权。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
但由于旧社会习惯势力和专制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特权观念、特权现象。
主要表现形式有，居功自傲，言论和行动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制；用人唯亲，排斥异己；开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及特殊化等。
无疑，这种特权的膨胀，必然是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种特权腐败的基本形态
现阶段我国社会上存在的四种腐败基本形态，都与特权直接相关。
一是权钱交易。
在时下市场经济环境中，腐败案件一半以上发生在经济领域，权钱交易成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河北省外贸厅原副厅长兼省机电办主任李友灿，利用执掌全省汽车进口配额的分配权疯狂搂钱，在任职期间，先后受贿高达4723万元，平均月受贿170多万元，日受贿5万多元。
李友灿受贿基本上都要现金，为此他索要一辆轿车专门“运钞票”。
2002年他一次性受贿1640万元，他把钱分放到16个旅行包里，开着自己的“运钞车”整整拉了三趟才拉完。
李友灿行使的全省汽车进口配额分配权本来是公共权力，应该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但在他那里，却变成了谋私的特权。
二是权权交易。
一种是我用权力帮你办这件事，然后你用权力帮我办那件事，互为方便，互得利益。
中央规定，领导干部子女不得在自己管辖之下经商做买卖。
那么好，我的子女到你那里经商、做官，你的子女到我这里经商、做官，互相照顾。
另一种是买官卖官，即我花钱从上级那里买来一个权，然后利用这个权力，再把一些权力卖出去，从中获得利益。
在一些地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成风，甚至不惜身家性命，不顾礼义廉耻，其中不少人上当受骗。
如果不首先把公共权力演变为特权，怎么可能拿来为自己的私利做交易？
三是权色交易。
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贪官中，他们包养情妇，并不是纯粹两情相悦的情人关系，而是互相利用的权色交换关系。
官员看中的是美色，情妇看中的是权力。
所以，一旦权色交易的关系建立起来，官员帮助、庇护情妇经商办企业或给予其他利益，便成为普遍现
象。
据统计，在2002年至2007年的5年中,因腐败被移送司法机关的省部级干部中，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非法利益的占案件总数的25%。
四是纵权享乐。
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本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公权变成了自己的特权，成为追求享乐、奢侈浪费的工具。
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在职时多次去上海，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
在北京、上海他提供4辆高级轿车给自己的情妇使用。
还有一些人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巧立名目，用公款购买豪华住宅、高标准装修住房和办公室、换乘高级豪华汽车；到国内风景名胜地去旅游，到国外境外观光；经常出入豪华酒楼、宾馆和夜总会之类的高消费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甚至用公款赌博、嫖娼；用公款送礼，礼品礼金越送越重，“花公家钱，结自己缘”。
反特权：不能搞“不教而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腐败都是特权惹的祸。
腐败的基本轨迹是：执掌公共权力的人在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引下，通过改变公共权力的作用方向和运行规则，使之成为特权，谋取不正当的私利。
这就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反特权。
不反特权，反腐败就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反特权，首先必须加强正确权力观的学习教育。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防止公共权力在运行中演变为特权，不能搞“不教而诛”，首先还要从学习教育入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学习教育。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也科学地阐发了权力理论，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丰富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为我们党执政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基本观点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是该国的全体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第二，共产党执政、各级领导干部掌权，根本职责是代表并领导人民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富裕、安宁和团结进步服务，为国家的安全、发展和富强服务；第三，必须把一切权力的行使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证权力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绝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
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干部，必须通过学习，把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牢牢地嵌入执政理念中，体现到执政行为上，不使公权变特权；必须融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实践中去，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及时发现自己在权力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树立正确权力观的努力方向和基本途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反特权，必须用法律制度规范和制约权力。
反腐败要靠法律制度，反特权同样要靠法律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讲话中突出讲了制度建设问题。
从反特权这个角度看，当前主要是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提高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端正领导干部用权意识；进一步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防止公权变为特权；进一步加强预防制度建设，把预防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各个环节，做到防患于未然；进一步加强惩治制度建设，更有效地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严厉打击种种特权行为。
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执行力。
抓好制度执行，既是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检验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是反特权的关键环节。
反特权，必须加强权力运行的公开和监督。
没有制约和监督，权力自身就会无限膨胀乃至变形成为私权、特权，必然产生腐败。
这就需要把权力拿到阳光下来晒。
加强权力运行的公开和监督，是反特权、反腐败的核心性工作。
在当前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权力结构不够合理的情况下，尤其要扩大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办事公开的范围，提升公开的质量。
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公开就没有监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公开可以补救制度的缺陷。
与此同时，要整合社会监督资源，进一步协调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力量，健全巡视制度，实现有效监督。
还要健全发现特权问题的机制，着力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力争防止特权在其运行之前；健全纠正错误的机制，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责任追究的机制，一旦特权显露，决策或权力运行出现失误，必须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防止有错不改。
只要多管齐下“管住”权力，就能够保证公共权力不被异化为特权，从根本上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
(邵景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