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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昌海昏侯看西汉侯制丧葬制度

摘要：丧葬制度作为封建社会时期各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规范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在相关的制度中进行了规范，尤其是侯制丧葬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文章从南昌海昏侯角度对西汉侯制丧葬制度进行相应的研究，可以对西汉的相关规定进行深入性的研究，从而起到了解历史的目的。西汉在侯制丧葬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制定一种有效的现代意义上的丧葬研究方式能够在实际中起到分析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海昏侯；西汉；侯制丧葬

丧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既有考古文化作为其客观存在的依据，也有典籍记载作为其历史事实的背景，还有统治者和平民百姓都共同实行的丧葬礼仪作为其真实生存的基础，它是最宽广也是最真实的一种上下层文化交错的习俗，研究它对于我们全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大意义，借助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能够对当时的社会丧葬制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一、南昌海昏侯墓简介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的墩墩山上，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2011年03月23日发现至今，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了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内的主墓、祔葬墓、车马坑以及祠堂、寝、厢房、道路、排水系统等遗迹约1万平方米，出土了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纺织品和简牍等各类珍贵文件一万余件（套），基本确认了紫金城城址为汉代海昏侯国的都城所在地，它与历代海昏侯墓、贵族墓地及平民墓地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海昏侯墓的发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当前的对西汉的侯制丧葬制度研究和规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入性的研究能够起到推动历史研究发展的目的。

海昏侯墓结构呈居室化倾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使用汉代葬制的西汉列侯墓，之前发现的一些汉墓多沿用楚制，其椁室面积达400平方米，由甬道、东西车库、回廊形藏閤、主椁室构成，布局完整，说其像一座地下“豪宅”一点也不夸张。整个墓室内部的回廊的功能分区十分清晰：北回廊按功能区分为衣笥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西回廊按功能区分为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

器库；东回廊按功能区分为厨具库；南回廊甬道两侧为车马库，甬道按功能区分为乐车库。此外，每个功能分区均发现有属遣策一类的带有文字的木牍和各式造型的青铜灯。其中木牍文字墨书，属汉隶，在全国汉代考古中是最集中的一次发现，说明这位海昏侯不仅“豪”，而且很有文化，这一发现对国内当前有关西汉侯制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该墓出土了不少玉器，如玉璧和佩饰、耳杯、剑具、印章等等。根据石文嘉的研究，目前出土的汉代随葬玉璧数量在500件左右。从形制上看，汉代随葬玉璧可以分为非出廓璧和出廓璧两大类，出廓璧目前仅出于男性墓葬中，只有诸侯使用。海昏侯墓只见到了非出廓璧，包括分区和不分区的非出廓璧，从中可以看到海昏侯墓张扬“王气”的同时又很内敛约束。随着出土文物的整理，这位故王所藏的财富形式和内容会越来越多。海昏侯墓无论是墓葬形制或者是其他礼制形式，都遵循了列侯级别葬制，随葬品中表现出的“王气”主要体现在财富方面，没有指向僭越侯制到王制，也就是说，海昏侯墓富而不贵，这种情况的存在表明了在实际中，海昏侯的墓主人在财富方面有着很强的实力，但是在社会地位方面与帝王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刘贺做过西汉的皇帝，但是被废之后，其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二、西汉诸侯丧葬制概况

已知的汉代诸侯墓看，西汉仍流行侯、后异穴合葬形式。东汉则采用民间早在西汉中期已出现的同穴合葬由此看来，诸侯及后的墓向和穴位安排可能是根据地形风水来决定的，与汉代社会男尊女卑以右为尊的习俗关系不大。殉葬真车马或象微性的车马器，也是西汉诸侯墓的一项重要内容。殉葬真车真马原是先秦旧制，西汉初期仍多在墓葬附近挖坑另埋，以后逐渐移置敖墓门前或墓室内，专设车马库陈放车马。这种在墓门前和墓室内专设车马库埋置真车马的做法，盛行于西汉中期，一般是一辆木车，11一13匹生马。或以为所殉三车似即载死者衣冠至墓穴的乘、道、桑三魂车川，西汉帝陵也有大型真车马殉葬川，列侯墓则少见阁，推测真车马殉葬可能是西汉皇帝、诸侯所专用，列侯勋戚只能由皇帝特赐，海昏侯墓真马车的发现，表明了西汉列侯在丧葬中可以享受到相应的待遇。与此同时，以真车马器和车马明器代替真车马殉葬的现象也开始流行，使用者不限于皇帝、诸侯，一般汉墓中也时有发现，大约到了西汉末年，真车马器和车马明器

已完全取代真车马殉葬制度。

汉代的埋葬制度等级分明，汉律有相关的规定，一旦政治权贵人物葬埋过制被朝廷发现，如果在实际中出现了违反朝廷规定的行为，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且惩罚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如“孝景三年，侯不害嗣，十二年，后二年，坐葬过律，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刘贺所犯1127条罪状中就有“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汉书·霍光传》）因为有了这些忌惮和政治上的约束，无论是作为海昏侯活着时候修建的墓园或是其家人为其修建的坟丘和葬制，只要是负责监侯使命的扬州刺史或豫章官员视域范围内的丧葬过程和祭祀，都不应该有超乎列侯礼制的僭越。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强化集团统治，仍以种种方法使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其中一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以丧葬形式强化这种血缘与地缘关系。使每个成员都视祖茔神圣不可动摇，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东汉的郑玄为之诠解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宣传，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观念代代相传，影响深远。与目前发现的其他地方的西汉王墓内的玉衣不同的是，在海昏侯墓中并没有发现相应的玉衣，这说明西汉在玉衣的使用方面有着严格的固定，西汉对玉的喜爱程度是非常高的，高级贵族在死后都会使用相应的玉器作为陪葬品，刘贺墓中发现了相应的玉器，但是没有高等级的玉衣，这与其身份有着很强的吻合度，社会定位的高低与其死后的丧葬有着很强的关联性，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在墓室的建造方面，汉代竖穴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与先秦木椁墓相同，即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长方形土圹，作为放置棺椁的墓室，这种时代特征典型的墓室结构是研究西汉诸侯墓室构造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分析中可以看出，椁室之构造一般均为长方箱形，椁板结合方式以凹槽榫卯为主，椁内可再分隔出不同大小之空间，以放置棺木及随葬品，棺木之形状，仍以长方箱形为主，亦有头部较宽之例，至于现代普遍使用的弧形棺盖则极为少见，棺板之结合以榫卯或棺钉为之。椁室之外，填土亦有各种类型，大抵为防潮而设者有白膏泥及木炭，少数墓底有排水设施，在挖掘墓室时为方便，其墓坑口通常呈斗形。典型砖室墓的建造，基

本上乃先由地面向下掘一竖坑，在竖坑底部横开一穴，再在此横穴中以块砌成墓室，置棺其中。有些砖室墓筑有斜坡墓道，也有的砖室即筑于竖穴之底部，不再开横穴由于使用砖块砌法的不同，砖室墓的墓可以发展成相当复杂的形式。值得说明的是砖室墓的墓葬形式并非突然出现于西汉中期，其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山西、陕西地区所使用的土洞墓习俗。

土洞墓的洞穴形制其实与砖室墓的横穴概念相似，即由地面向下开掘一竖穴墓道，到底部之后，再向旁边横挖一洞穴，最初做为放置随葬品之用的龛室，后来逐渐扩大，成为放置棺木之墓室，不过战国时期的洞穴为宽浅洞，到后来才转变为深长洞，说明西汉的墓葬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的。在建造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相关的制度礼仪来进行，避免出现违反规制大的问题出现，这样才能够在建造中实现合理利用的目的，避免了后期带来不必要的问题。

三、从海昏侯墓看西汉侯制丧葬

（一）封土

海昏侯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的一座墩墩山上，整个墓园由两座主墓、七座陪葬墓、一座陪葬坑等构成，东边不远处就是当时生活的海昏城遗址，由内外城组成，面积3.6平方公里。关于汉代墓地的选址，大约遵守两个方面的规律，一是墓葬堪舆术的介入，即俗称的风水说。根据记载，汉代的堪舆术已经非常盛行，《汉书·艺文志》中就记载了堪舆金匮十四卷。二是当时的礼俗传承，即汉代约定俗成的规定。西汉时期陵墓的选址绝大多数是在都邑的附近高地埋葬，海昏侯也不例外。墓地的布局，也遵循了西汉帝王陵多数为“帝西后东”的习俗，为海昏侯在西，夫人墓在东，汉律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四丈是九米多高，海昏侯墓的封土呈覆斗形，高约七米，没有超出规定。

（二）棺椁

比较观察墓葬形制和棺椁制度，海昏侯墓只有一条南向的墓道，墓室总面积400平方米，墓道宽5.92－7.22米，长15.65—16.17米。目前，已经发掘的西汉列侯墓有十几座，如河北邢台南郊刘迁墓、山东临祈西汉刘疵墓、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汉墓四号墓（刘祖墓）、济南市西郊腊山汉墓、湖南马王堆轪侯利仓家族墓、湖南永外陈陵侯墓、湖南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墓、安徽双古堆汝阴侯夫妇并穴

合葬墓、徐州韩山西汉墓一号墓（刘女宰墓）、徐州宛朐侯刘埶墓、江西莲花县安成侯墓、陕西新安机砖厂利成侯墓、咸阳杨家湾汉墓、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汉景帝阳陵陪葬的周应墓和丙武墓等列侯墓葬等。这些列侯可分为万户侯、千户侯和百户侯。如富平侯张安世“益封万六百户”，降侯周勃“食降八千一百八十户”，轪侯利仓为“七百户”。不同层次的列侯埋葬的墓室面积有一定差别，富平侯张安世的墓室部分长35米，宽24.5米，面积为857.5平方米，马王堆一号墓轪侯利苍之妻辛追的墓坑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6.8米，面积为327.6平方米。所以，海昏侯的墓葬大小不越制。

棺椁制度在两周时期的表现为“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海昏侯用的是二椁二棺，诸侯之下，大夫之上，不合周制单数，但也不越制。实际上，棺椁制度是否多重不是汉代陵墓等级区分的关键，核心要素是玉衣制度、“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和外藏郭制度等。海昏侯墓没有发现黄肠题凑，也没有“祭享”为功用的便房，是否用了梓木的棺材，等待确认。外藏（车马）坑只有一个，比起富平侯的六个外藏坑，已经是侯制中的至简。

（三）礼乐

比较探讨用鼎与乐悬制度。媒体报道，海昏侯出土了九鼎，表明墓主的身份不一般，合乎《公羊传·桓公二年传》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的规定，对应了刘贺当过27天皇帝的背景。其实，张闻捷在《试论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文物》2010年第6期）一文考证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有正鼎三套：太牢九、七两套并各有陪鼎三，（漆）太牢七鼎一套。西安张家堡发掘的一座王莽时期的高级贵族墓葬中也出土有铜鼎5件、大釉陶鼎4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张家堡新莽九鼎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5期）。这些实例表明，铜质九鼎之数虽反映一定的等级身份，但已经不是汉代区分帝、王、侯等级的核心要素。

乐悬制度也是这样，山东洛庄西汉齐王陵墓出土编钟19件（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六套，13件、14件各一套、20件四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编钟19件（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两套，8件、10件各一套。海昏侯墓出土两组编钟24件，编磬一套（数不详）。三者比较，西汉时期的乐悬制度，若诸侯用19件套为一组，海昏侯作为列侯用12件套两组，也基本合乎规范。其实，在

汉代正式设立了“太乐”与“乐府”这两个机构，专司管理与创作“雅乐”与“俗乐”，西汉王侯墓出土的乐悬器物重点反映的是一种歌舞习俗的演变，即《盐铁论·散不足》所说“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芋调瑟，郑舞赵讴。”

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出土了各类文物1万余件，是我省迄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其中，出土的错金银、包金、鎏金车马器以及贴金编钟等器物，装饰精美、工艺精湛，显示了我国西汉时期手工制器的高超水平；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竹简、木牍，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出土的实用真车马陪葬坑，属于我国长江以南首次发现；发掘所揭示的以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的祠堂、寝殿、便殿、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构成了我国迄今发现保存最好、布局最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用鼎和乐悬的数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王气指向，那么众多带“昌邑二年”“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年款的器物出土，充分说明了海昏侯把作为昌邑王时期的物品带进了坟墓，其作为“事死如事生”的最好体现，反映了墓主人财富的积累以及曾经为诸侯的历史事实。海昏侯墓出土了378枚金块（含麟趾金、马蹄金和金饼）以及数件金版，还有千余件成套的漆木器和10余吨五铢钱，约有200万枚，年代应该是跨越了武昭宣时代。据前文资料所述，“故王家财物皆与贺”，这也成为海昏侯1号汉墓出土很多两周秦汉时期青铜漆木器物的最好注解。

四、结论

汉代为我国古代墓葬方式发生大转变的时代，以来为墓葬主流的竖穴木椁土坑墓，在汉代转变为砖室墓。若我们相信一个汉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基本上乃是根据一套固定的习俗，而这习俗也反映出社会中所普遍流行的价值观与宗教观，因此这习俗的变动也代表人们在某些信仰的想法上，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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