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
历史学与人类演化的关联
历史学与人类演化的关联人类演化是一个复杂而深入的话题，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历史学在理解和研究人类演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通过对过去事件、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过去，并为我们理解人类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对比。
本文将探讨历史学与人类演化的关联，并简要介绍一些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
1. 历史学的定义与目的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过去的学科，它关注于多个层面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历史学的目的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分析和解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化。
历史学家使用各种资源和证据，如文献、考古遗址、口述历史等，来还原过去事件的真实面貌，并揭示出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特点和演化轨迹。
2. 历史学与人类演化的联系历史学与人类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历史学提供了人类演化过程中的关键证据和信息。
通过对古代文明、历史事件和社会制度的研究，历史学家可以了解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对比不同时期和地区的社会情况，找出共性和差异性，进而推测人类社会演化的模式和规律。
其次，历史学为人类演化的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类演化的解释和理论。
例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起的。
这些历史学的理论和解释提供了对人类演化过程的有益思考，并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
此外，历史学还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历史学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时代特点。
通过了解历史的变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现状并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参考。
3.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包括文献研究、考古学、口述历史等。
文献研究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可以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和历史人物的思想。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论争与实践——以华南研究为例
①2006年5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May2006第27卷 第3期I N NER MONG OL I A S OC I A L SC I E NCES Vol.27 №.3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论争与实践———以华南研究为例周建新(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华南研究可以从地域和概念两个层面去理解,但方法论是华南研究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涉范围,即强调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地方文献及档案运用与解读的方法。
在这种学术旨趣的指引下,国内外一批地方社会文化学者在华南区域着手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尝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使华南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的名称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识。
而随着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已经不满足于将目光停留在华南一隅。
“超越华南”或“告别华南研究”之所以提出,即在于“希望走出华南,到中国其他地区去,延续他们的问题关怀与方法实验。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华南研究;宗族[中图分类号]C9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281(2006)0320083204一、论争:历史人类学的定性与正名大约近一二十年来,“历史人类学”一词突然火爆起来,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引起了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相当热烈的讨论和争论。
概而言之,这些讨论和争论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学科性质的历史人类学究竟存不存在?也就是说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历史人类学有没有它的一席之地,是否有其独立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属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或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历史学”作为“人类学”的定语,还是“人类学”是“历史学”的修饰词,学术界曾经对此各执一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历史人类学又是什么?第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这两个问题一直像个幽灵一般纠缠着古老而又年轻的历史人类学,它是一个谜,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又让人迷茫困惑,百思不得其解。
历史变迁中的人类学观点和方法
历史变迁中的人类学观点和方法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科，它的观点和方法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展。
本文将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出发，探讨人类学观点和方法的演变。
19世纪初，人类学还处于萌芽阶段。
当时的人类学家主要关
注原始社会和文化，认为这些社会和文化是人类发展的起点。
他们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到原始社会中去观察和研究。
这种方法在当时非常新颖，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先河。
到了20世纪初，人类学开始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
一方面，
人类学家开始将关注点扩展到现代社会和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关注人类行为和心理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这种发展使得人类学成为一门更加综合和全面的学科。
在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开始注重理论建构。
他们提出了一
系列理论框架，如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这些框架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思考方式。
同时，人类学家也开始使用更加科学化的方法进行研究，如问卷调查、实验等。
到了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学也面临
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和融合更加频繁，这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类学家可以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研究。
总之，人类学观点和方法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历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学家们也在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和社会行为提供了宝贵的贡献。
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第一章导论一、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定义一：历史人类学即人类学的“历史”，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
定义二：历史人类学还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碰撞并相结合产生的，也就是历史学家采用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视觉、思路来考察历史现象。
自身观点：是一种方法论，即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问题。
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化文化相对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因此﹐在比较各民族的文化时﹐必须抛弃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观念。
每个民族的文化时常会有象征该民族文化中最主要特征的“文化核心”。
三、方法的指导：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材料较少是文字的，而常常是一些形象的实物和口头材料，因此，历史学可从人类学那里学到这类非文字材料的收集、分析、解释的宝贵经验。
比方说，民族志学对于巫术的历史研究有无比的价值，使历史学者可以探讨赋予巫术审判生命力的那些社会、政治、性和心理学上的问题，或者探讨工艺技术或阅读书写能力有限的社会的魔术信仰和宗教习俗的融合。
同样的，人类学的各种看法，有助于了解和区分近代早期诸社会的宗教激情和分隔有助于区别平民和高尚阶级的文化差异——时空、闲暇、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差异。
四、人类学的历史化：人类学是未下苦工的历史学，而历史学则是不用头脑的人类学。
”“所谓人类学家下苦功不够，是说对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以建构理论为兴趣，史料成为理论的附庸。
这种态度早已为中国人类学家所抛弃。
而当人类学家尝试了解各种不同的社会过程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去了解，各种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社会角色、社会价值观念及其关系互动，如何在一段悠长的时间中实际运作；而这样做，又要求人类学家考虑到真实的时间流逝，考虑所谓“历史”，以增加学术的深度。
五、历史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互动整合中，历史人类学仍然坚持人类学的原则。
四原则：1）它主要是从事跨民族，或者说跨文化的研究；2）它经常是从事共时态的社会研究；3）它的立场、观点一贯坚持相对主义；4）它的研究思路立足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全方位的整合性分析。
人类学的起源和发展从古代到现代的人类学思想
人类学的起源和发展从古代到现代的人类学思想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拥有悠久的发展历程。
从古代到现代，人类学的思想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演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本文将从古代的人类学思想起源开始，探讨人类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一、古代人类学思想的起源古代人类学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和人类起源的思考。
例如，在古埃及，人们通过对法老王的墓葬和墓志铭的研究，探索人类生命的起源和死亡的本质。
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对人类起源和人类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例如赫拉克利图斯提出的“万物之根在水”，萨福克勒底的秩序论和民族志等。
二、近代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近代人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探险和殖民活动。
欧洲人开始探索新大陆，带领着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等各类学者。
这些学者对当地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从中产生了与现代人类学相似的思想和方法。
例如，法国探险家拉代蒂提出了“人类种族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的观点，意味着人类在生理特征上的差异并不决定会产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异同。
19世纪末，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有了明确的定位。
英国的弗里德曼特以他的研究被称为传统人类学的开创者。
法国学者杜尔凯姆则强调了人类文化的社会性，认为社会结构是文化的基础，进一步奠定了人类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的人类学发展迎来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方法的突破。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提出了功能主义理论。
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马尔萨斯·劳尔则着眼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同时，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将人类学与语言学紧密结合，并提出文化与语言之间存在着“隐藏结构”的观点。
三、现代人类学的思想与发展在现代人类学领域，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向逐渐形成。
其中，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等具有重要地位。
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
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涵盖了人类的生物学、文化、社会和历史等方面。
本文将探讨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从人类学的初期阶段到现代，逐步展示其发展的历程。
1. 人类学的起源人类学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
当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人开始接触到来自其他大陆的人们，他们对这些陌生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早的人类学家主要通过旅行和探险，收集有关他们遇到的人类的信息和观察。
2. 进化论与人类学19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对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类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进化过程和物种的多样性。
他们通过对人类的比较研究，探索人类智力、社会和文化的起源。
3. 文化人类学的兴起20世纪初，人类学逐渐从研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转向研究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文化人类学的兴起使人类学发展为一门广泛关注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社会行为的学科。
人类学家开始采用田野调查等方法，深入研究不同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
4. 文化相对主义的提出20世纪中叶，文化相对主义成为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架构。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同文化在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价值观念下形成，不存在优劣之分。
这一理论推动了人类学家对文化多样性的更深入研究，促使他们更加尊重和理解其他文化。
5. 当代人类学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文化交流的扩大，人类学在当代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人类学家研究全球性问题，如移民、社会变迁、性别、人权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深入的人文视角。
同时，人类学也与其他学科交叉，如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形成了更为综合和综合的研究方法。
总结：从初期的人类学探险到现代的全球化挑战，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奇妙的历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学逐渐从仅仅关注生物进化转向研究文化多样性和社会行为。
当代人类学更加重视文化相对主义和全球性问题，为我们理解人类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与洞察力。
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摘要：60年代以来，史学中发生了“人类学转向”，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出现了历史化的趋向。
本文主要围绕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简要回顾两个学科互补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特点，并认为历史人类学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
一、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勒高夫在20世纪七十年代论述新史学时，曾经这样描述史学的一种可能前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
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
勒高夫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理由，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倾向有关，年鉴学派除了史料的多元化之外，更关心整体的历史，或者说总体史的研究，勒高夫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认为“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
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
诸多人类学辞典或者百科全书中，都难觅“历史人类学”词条，而更多出现的是“历史与人类学”。
在一些人类学家眼中，人类学研究从来都关注历史，古人类学自不待言，像考古人类学，本来就是文化史的研究。
在中国，考古学甚至就是史学领域的分支学科。
至于很多地方的民族志研究，则多多少少会涉及当地的历史。
即使大的理论流派，也不乏对历史的关注，像19世纪晚期的文化进化论，从印地安人的研究中直接对大时间跨度的历史作进化论的解释；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博厄斯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则由比较去建构历史的逻辑。
至于30-50年代的民族史的研究，本来就是人类学的领域。
60年代萨哈林斯等人的新进化论，也反映出对历史的关注。
巴格比曾经在《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绪论》中，试图建立人类学和史学的整体关联。
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人类学和历史学是两个紧密相关的学科，它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交叉点。
人类学关注人类的行为、文化和社会组织，而历史学则关注过去的事件、人物和社会发展。
虽然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但它们共同努力揭示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本质和演变。
人类学和历史学都致力于研究人类的文化。
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等方法，深入研究不同社会的文化特征和习俗。
他们关注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体系以及社会结构，并试图解释它们对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影响。
历史学家则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还原过去社会的文化景观。
他们探索人类的思想、艺术、宗教和制度，以及它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人类学和历史学都关注社会变迁和演化。
人类学家研究不同社会在面临变革时的适应和转变。
他们探讨社会经济制度、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观念。
历史学家则通过研究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揭示社会演化的过程。
他们考察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分析历史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
人类学和历史学都关注个人和群体的经验和记忆。
人类学家通过访谈和口述历史等方法，记录个人和群体的经验和回忆，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观念。
他们关注人们的记忆和传统，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
历史学家则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和口述历史，还原个人和群体的经验和记忆。
他们关注历史事件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被传承和解释。
人类学和历史学是相互关联的学科，它们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和演变。
人类学关注现代社会和非洲文化的深入研究，而历史学则关注人类文明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解读。
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全面、深入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认识。
通过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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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摘要：60年代以来，史学中发生了“人类学转向”，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出现了历史化的趋向。
本文主要围绕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简要回顾两个学科互补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特点，并认为历史人类学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
一、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20世纪七十年代论述新史学时，曾经这样描述史学的一种可能前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
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勒高夫1989:40）。
勒高夫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理由，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倾向有关，年鉴学派除了史料的多元化之外，更关心整体的历史，或者说总体史的研究，勒高夫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认为“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勒高夫1989:95）。
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
诸多人类学辞典或者百科全书中，都难觅“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词条，而更多出现的是“历史与人类学（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在一些人类学家眼中，人类学研究从来都关注历史，古人类学自不待言，像考古人类学，本来就是文化史的研究。
在中国，考古学甚至就是史学领域的分支学科。
至于很多地方的民族志研究，则多多少少会涉及当地的历史。
即使大的理论流派，也不乏对历史的关注，像19世纪晚期的文化进化论（以泰勒S.E.B.Tylor和摩尔根L.H.Morgen为代表），从印地安人的研究中直接对大时间跨度的历史作进化论的解释；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American historical school）的文化相对主义（又称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则由比较去建构历史的逻辑。
至于30-50年代的民族史（ethnohistory）的研究，本来就是人类学的领域。
60年代萨哈林斯（Marshall Sahalins）等人的新进化论，也反映出对历史的关注。
巴格比（P. Bagby）曾经在《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绪论》（中译本《文化：历史的投影》1987）中，试图建立人类学和史学的整体关联。
人类学家似乎以为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历史。
不过，认为自己有历史的人类学家忽略了他们的研究虽然涉及历史内容，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历史研究的“问题”。
用若干大规律、大理论建构历史法则并不等于真正建立了历史的人类学，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意味着能建立生物学一样，相反，达尔文的进化论恰恰是生物学研究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应该首先来自扎实的历史研究，从中得出理论，而不是反过来，用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去套历史。
然而，扎实的历史研究正是人类学家的不足，因此形成了过往史学家缺乏人类学深度和人类学家缺少历史深度的局面。
相对于人类学家对历史深度的麻木，60年代以来的史学发生了一种“人类学转向”，推动史学走向人类学式的历史学。
年鉴学派是人类学转向的主要代表。
伊格斯（Georg G. Iggers）在《欧洲史学新方向》（1984）中论述了年鉴学派的转向及其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经明确看到各人文科学的汇合趋势，其中包括人类学（布罗代尔1988）。
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就充满了这种综合的味道（参见布罗代尔1997）。
他的三种历史（结构的历史、局势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的观点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和综合的方法论特点（参见伯克2001:191）。
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书写“人民的历史” 而著名的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汤普森1988，2001）。
西佛曼和格里福(M.Silverman and P.H.Gulliver)总结了195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首先，二战後对社会文化变迁的日益关注，以及对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动态的关注；再者，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等脉络中，重申微观分析、地方性差异的重要性（西佛曼、格里福1999:21-24）。
对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海伊也作了如下描述：“人类学转向”是新叙事史的形式之一。
……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
“人类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辩的用语，它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history from below）的一种形式，且受到法国“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1][1]的强烈影响（海伊1999[1990]:35-36）。
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强调平民历史和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背后涉及三对有关历史的争论：上层历史（history from above）/下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事件史（event history）/连续史（serial history）；当地人的历史观（native view of history）/外部人的历史观（outside‟s view of history）（Emiko 1990:4）。
人类学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
这些强调启发了历史学家的理论革新,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领域：1、人的研究与平民史。
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说一直就具有平民倾向。
虽然早期的研究中出现了“野蛮”等不恰当的西方文明中心的字眼；还有一些研究是一些政府的御用和利用（如对殖民地的研究）。
但是整体来看，人类学还是比较具有学术的“清白”，他们的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社会”或者“历史”，对人的关注，好像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多少有利于解构国家精英的社会结构和他们刻意创造的历史结构。
另外从尺度上，人类学的小尺度的研究比较接近现实，避免了宏观社会统计和历史理论的许多盲点。
不过更加重要的，还是人类学的批评性。
艾吉莫（Goran Aijmer）曾经对传统的精英史学有如下批评：历史的叙事（narrative）常常是当今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并因此涉及当今的关系。
不同的见解——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它们恰好是叙事者生活世界中的，被转变成一种历史的语言和修辞，因而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你不可能辩论过去——已经发生的毕竟发生了，不可能被消抹。
而一个包含了大量政治见解的历史不可能有反对的辩论（Aijmer 1997:4）。
如今，那种精英历史的权力话语正在动摇，特别是在开明政治的国家。
2、讲故事和连续的历史。
年鉴学派史学家将传统的叙事史贬抑为“事件史”，归为“反复琐碎”（blow by blow）的历史（海伊1999:35）。
与之相比较，“连续”的第一个要点是结构的连续。
年鉴学派早就强调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视“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伯克2001:17-18）。
而过往的研究特别是政治史将历史视为一些优先的事件，分裂了同一的结构。
实际上，结构一开始就是在连续运动的事件中。
历史变迁是结构和事件两者互补力量的结果（Ohnukitierney 1995）。
人类学家盖茨（C. Geertz）在其印尼巴厘岛的研究中，也曾指出过往的印尼史学者试图写一种他们不拥有其素材的历史、一种关注重大事件、显赫人物和一系列时间编年的历史。
他更主张拥有当地史料以及连续和过程的观点。
他对零散的、琐碎的历史碎片的处理办法是通过民族志研究，阐释其结构的模式，提炼出历史的主线。
（Geertz 1980）实践理论的人类学家萨哈林斯（M. Sahalins）曾经试图发展出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Sahalins 1985:72），将结构的逻辑和时间的逻辑整合起来。
“连续”的第二个要点是意义的连续。
伯克（Peter Burke）认为：60年代，史学家受到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和英国人类学家、功能主义先驱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的社会功能主义语言的影响。
到了80年代，人类学领地吸引史学家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允许他们摆脱传统的叙事（narrative）,去进行尽可能深厚的描述。
讲故事的长处正是在那个时候被人类学家发现的（Burke 1990:269）。
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是盖茨提出的，他的解释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脉络（context）,或者说文本集。
人类学家的研究就是通过深厚描述的方法，去解读和发现这个意义的脉络。
在戴维斯（N. Z. Davis）《马丹·盖赫返乡记》中，讲述了马丁·盖尔在参加同西班牙的战争回家后，发现他的丈夫位置被他人取代的故事。
其中特别解释了他的妻子在接受这样一个冒充者时，是怎样对日常家庭结构、婚姻结构的意义进行感受的。
对她来说，这是摆脱孤独窘境的唯一体面的方式（戴维斯2000，参见伯克2001:206）。
中国人类学中早就有了讲故事的传统，林耀华先生的《金翼》（The Golden Wing, 1947）作为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开启了中国民族志讲故事的先河。
80年代以来，在华南的人类学和史学研究中，讲故事的学者大有人在。
作为一种深描的方式，讲故事越来越成为新叙事的时髦。
3、他者文化与地方性知识。
早在马林诺斯基的研究中，就已经注意到当地人的想法（native think），在60年代认知人类学中曾经引出很多辩论的主位（emic）和客位（etic）研究法，至今仍然是一代代学者讨论的东西。
盖茨的《地方性知识》（The Local Knowledges,1983）则强调了对当地人想法的研究。
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站在当地人的观看立场，盖茨作为解释人类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解读。
伯克认为：“历史是对过去…他者（otherness）‟的理解，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相反的思考，并且是一个…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和…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补充过程。
首先，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史学家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看作有疑问的和需要说明的，并因此摆脱被人称为…本地盲（home bl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