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极限：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内容提要：三角洲经济与流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类。

领开放之先，珠江三角洲现实占优，得开放之利，长江三角洲潜力巨大，三角洲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极。

对外开放的意义，不仅是引进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装备，提升了产业结构，而且引进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科学管理方式，提升了人力素质，更重要的是为体制改革提供了参照系。

实践证明，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方能相得益彰。

但因行政体制等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三角洲的“扩散”效应不明显，更制约自身的进一步增长。

未来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突破现存的制度性壁垒，以加快三角洲和流域资源的整合；取决于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以充分利用境外和境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取决于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机制，逐步将可持续发展建立在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基础上。

关键词：增长/三角洲
经历了二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业已形成三个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圈，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

由于集中了大陆最优秀的人才，最雄厚的资本，最先进的技术，三大经济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中国大陆平均速度，尤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为甚，成为大陆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在21世纪上半叶，其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陆现代化目标的进程。

任何经济体的成长都会受到内生因素的制约和外部条件的局限，因内生因素和外部条件的不同，简单的类比通常并不恰当。

本文仅通过对内因与外件的比较分析，试图较客观地描述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现状，研判两地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一、地缘经济条件与整合前景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属区域经济，但尚无统一认定的区域范围，本文取两经济圈内各自较普遍使用的口径，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指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15个省辖市以上城市「1」，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则是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等14个市、县「2」。

因为区域经济通常是开放性系统，若评价其增长的潜力，不能囿于三角洲地域的局限，应考察其地缘经济的条件与发展前景。

（一）三角洲与流域经济地理概况
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

流域经济是以江河作通道，以物流为纽带或轴心，通过流域内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形成一定分工协作的经济区域。

流域经济曾经在各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如中国的黄河流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非洲的尼罗河流域，都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文明。

只是近代以降，随着国际贸易和海运的兴盛，使得沿海港口迅速繁荣起来，及至后来现代交通工具及网络发展，内河流域经济逐渐衰落，但各大河流域出海口的三角洲区域则往往成长为现代文明的积聚地，流域经济往往仰赖三角洲的拉动，方得以保持持续的发展。

由表一可见，长江三角洲位于大陆海岸线中部，区域面积99687平方公里，人口7504万，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位于大陆海岸线南端，区域面积41698平方公里，人口2910万，是中国大陆第二大三角洲。

以人均指标考量，2000年，长江三角洲人均gdp18344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967元163.3%，珠江三角洲人均gdp3199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9.16%，珠江三角洲又比长江三角洲高出74.39%，占有明显优势。

而长江三角洲因区域面积广、人口多，所以经济规模较大，区域内经济成长的潜在能力和前景应优于珠江三角洲。

就更大范围的流域经济增长的潜质而言，长江流域更胜出珠江流域一筹。

由表二可见，因为长江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河，流域面积远大于珠江，航道里程也超出珠江甚多。

何况，长江黄金水道与东部黄金海岸在大陆上形如英文的“t ”字，长江三角洲正好位于长江出海口与东部海岸线中端的黄金交汇处，是大“t ”字的结合部，区位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以至有人构想：以上海为龙头，武汉为龙身，重庆为龙尾，珠江三角洲和渤海湾经济圈为两翼，一气贯通之日，便是巨龙腾飞之时。

如果由此得出增长潜力珠江三角洲不如长江三角洲的结论，仍然未免失之主观，因为潜在优势未必一定能变为现实优势，何况区域发展并非仅仅由经济地理条件决定，还需要其他许多条件配合。

（二）“极化”、“扩散”与区域经济发展
90年代起，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核”导出的扩散理论在大陆滥觞，近年来，时而又有不同的声音响起，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根据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谬尔达尔——赫希曼假说（myrdai-hirschman prognosis）”，市场力量的正常趋势与其说是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不如说是扩大区域差异，在著名的累积循环模型中，谬尔达尔指出：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中，不仅仅是劳动，而且资本也会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因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一种下降的正反馈运动，结果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者更穷，富者更富「5」。

表三的数据表明，仅仅是“全民”投资即国有投资，中西部与东部已有不小差距；其中“九五时期”的数据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即国资加上外资和民资，两者的差距更大，中西部所占比例首次降至40%以下。

事实是截止1998年底，西部累计实际利用外资87.65亿美元，仅占全国的3.35%，同期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高达2123.61亿美元，占全国的87.8%，。

表四则反映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增长差距的变化，1990年前仅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但1990年后差距迅速扩大到5个百分点以上。

中国大陆经济市场化进程印证了这一模型给出的基本特征，即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要素流动构成导致缩小差异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 ）或涓滴效应（trckling down effect）并不明显，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要素流动构成导致扩大差异的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 ）或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十分突出。

中国大陆区域经济显现出新的特点，如果之前仅是城市与农村点面经济的差别，而今又凸现沿海与内陆梯次经济的差异。

尽管中西部经济也有进步，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突飞猛进比较，仍然是渐行渐远，差距在持续扩大。

有观点以苏州尤其是昆山接受上海辐射效应作为增长极扩散的实证，可能偏于牵强。

因为上海与苏州虽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但以经济地理考量仍应属于同一经济区域，以扩散效应解释毗邻行政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庶乎忽略了该理论所研究的应是经济区域之间的现象。

张敦福反思大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认为有明显的误区：以为存在一个作为增长极或核心的大城市、工业中心或现代化产业基地，就能够迅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并缩小边远地区和增长极的差异。

所以，在扩散理论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时，有三个要点不能忽略，一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才能带来空间上的经济平等；二是由于回流效应或极化效应的存在，市场力量趋于扩大区域差异；三是只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才会实现。

而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古典经济学的扩散理论及其变种，需要警醒本身抽象化、理想化的特征「6」。

其实，岂止是极化——扩散理论，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多数西方经济理论，因为经济活动的条件和环境截然不同，因为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经济理论难以融会贯通，在中国大陆应用都需要谨慎。

例如，“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观念深植国人的文化血脉中，如果按西方文化背景生成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而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倒是激励人们竞争进取的利事。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游戏规则远未健全，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游戏规则，落后的一方通常也不甘愿遵守。

何况大陆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行政体制虽在逐渐转换，但壁垒尚未打破，因此，无论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扩散理论”，或是“梯度推进”理论，在实践中很难通行。

在长江三角洲，80年代便曾经提出过“苏锡常一体化”、“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设想，均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而今情况应较80年代有进步，至少在省际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
了合作的可能，但依然抹不去那一丝阴影。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曾任宁波市副市长、现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刘福垣，他认为宁波和杭州不合作，和上海也无法开展合作，宁波的北仑港原本就是为上海准备的，但现在上海却又要自己再建一个洋山港「9」。

究竟应如何建港，孰是孰非暂且不论，然而区域合作欠缺无疑是严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