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杜牧、王安石与李清照对项羽乌江自刎的评价说课材料

浅析杜牧、王安石与李清照对项羽乌江自
刎的评价
浅析杜牧、王安石与李清照对项羽乌江自刎的评价
摘要：项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悲情英雄，关于他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这其中又以他乌江自刎最为慷慨悲壮，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咏叹的历史题材。

然而不同人对他的乌江自刎一事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本文主要从咏史诗的特点、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人物性格、身份等角度来分析比较李清照、杜牧、王安石对乌江自刎之评价。

关键词：乌江自刎、杜牧、王安石、李清照、评价
项羽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他的一生悲剧集中表现在乌江自刎这一历史事件上。

人们对项羽乌江自刎一事的看法各有千秋，杜牧的《题乌江亭》和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王安石的《乌江亭》，这三首诗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他们对乌江自刎一事的评价，褒贬不一。

悠悠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遗迹，人物风流，一直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

而不同身份的人他们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处理却是各说纷纭。

艺术家直面现实人生，从对历史事实的思考中生或发出许多感喟许多讽慨，或发出许多联想许多假设。

政治家表现出客观冷峻、诗人则多以其丰富的感情，对历史的研究思考带有更多的情感，即使是同为诗人身份，但受个人性格等的影响，所以在对史实的处理上混入了鲜明的个人色彩，同一史实却受到褒贬不同的评价。

正所谓诗中的“历史‘不必如史书中的’历史”那么确切”、“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的原因。

一代英雄的末路，引起了许多诗人的论争。

项羽应不应该过江东？他对项羽乌江自刎一事的看法各有千秋，到底能不能卷土重来？这些问题
一直萦绕在后世诗人的心头。

杜牧在《题乌江亭》中认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他从兵家的角度，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

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要注重人事。

此诗的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

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

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

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

总之杜牧的《题乌江亭》中，对项羽自刎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他看来，胜败是兵家常事，大丈夫“包羞忍耻”能屈能伸，才算得上是个“男儿”。

如果项羽当初包羞忍耻回到江东、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凭借“多才俊”的江东子弟，重整旗鼓，他日率江东子弟再次“渡江而西”，与刘邦逐鹿中原，那么，他最后的结局不一定就是失败。

而王安石在《乌江亭》中则写到“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这首诗开篇以史实扣题，指出项羽的失败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项羽的霸业以“鸿门宴”为转折，此后逐渐从顶峰走向下坡，到了“垓下一战”，已经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彻底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

项羽失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倒行逆施，表尽人心。

更为可悲的是，他毫无自知之明，至死不悟，“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他临死前的这番话，可为“壮士衰”作注脚，也可为“势难回”作证明。

所以，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深入剖析：“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以辛辣的反问指出：即使项羽真的能重返江东，但对这么一个失尽人心而执迷不悟的人，江东子弟还肯为他拼死卖力
吗？“卷土重来”实在是痴人说梦而已。

此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好的咏史诗，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既是议论而不用议论。

这需要诗人很好地掌握。

对于“史”与“诗”之间的矛盾，作恰到好处的处理。

因为仅将史实重复一启遍，不成为咏史；纯是议论，则变成一篇史论，不成为诗作，这首咏史诗，是王安石对楚霸王项羽躺世的感叹。

诗人在这首七绝之中，既有咏史，又有议论，将“史”、“诗”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

杜诗和王诗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观点，是政治家的咏史。

杜牧作为诗人他对历史提出质疑和假设，假如项羽能够回到江东，能否卷土重来也未可知的事。

杜牧的咏史诗常用翻案笔法，强调历史事件中的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而这些与杜牧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和强烈情感有关。

诗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浪漫与激情，而王安石则显示出宋代士大夫的冷峻与沉矜。

政治家的客观冷静，从军事得失、人心向背等方面分析出项羽失败是历史发展之“势”决定的，非人力所能挽回。

一个是诗人的咏史诗，不能用历史真实来评断；另一个则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不能用艺术成就来裁决。

也就是所谓的“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

由于身份。

个人性格的影响，造成差异是无可厚非的。

杜牧凭着一种诗人的激情对项羽自刎的结局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不满，放言“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而王安石则以政治家的客观冷峻给杜牧泼上一盆冷水，反诘“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杜诗和王诗的虽
然观点截然不同，却都体现了咏史诗———尤其是翻案诗的怀疑旧论、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引人深思的诗歌品质都成为了咏史诗中的名篇，为后世称道。

而对于这一历史。

我国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则又有新的独到之处，她在《夏日绝句》中写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她对用西楚霸王项羽失败后不肯苟且偷生一事给了极高的评价。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些慷慨激昂的高度气节的诗句出自婉约派的代表李清照的笔中，也许这有悖于常人的理解，但是从她的性格以及此诗的写作背景不难看出，这确实是李清照的一个转折。

写此诗的一个导火索是当时丈夫赵明诚被任命为京城建康的知府。

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知府的赵明诚没有恪尽职守指挥戡乱，而是悄悄地用绳子缒城逃跑了。

清照深为丈夫的临阵脱逃感到羞愧。

当京城已陷，他和丈夫往江西方向逃亡。

行致乌江，站在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李清照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激荡。

面对浩浩江水，随口吟就了这首诗。

同时，她也借此诗鞭挞南宋当权派的无耻行径。

她的性格多愁善感却刚强正直、勇于追求。

在她的很多诗词里，流露出她在离别、家亡、国破后的感伤，让人感觉到一个“人比黄花瘦”的才女在乱世中的消沉。

她始终爱国关心政治。

对时局的思考和分析远远地超过了当时一介妇人所能企图的深度。

看到山河破碎，朝庭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

北宋末年，当她还是一个阅世未深的青年女子时，就对国家的日趋衰败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警告。

也可以说她借古讽今，指责了宋朝皇帝的荒淫奢侈，抨击了权奸们的腐败误国，表现了清醒的政治眼光。

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人生道路，也就有了作者不同的思想观点，丛杜诗和李诗可以看出。

杜牧出身名门，是宰相杜佑之孙，少有大
志，文武兼备，尤其善读兵书，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晚唐，他很想重整河山，在他看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以建功立业为重，所以他对项羽的自刻乌江不赞同，甚至不屑一顾。

而李清照处在金兵近逼的南宋，当时南宋统治者偏安于江南一隅，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毫无骨气。

而李清照对朝廷无能，害得百姓遭殃，特别是自己流离失所，更是心生痛恨，不由得想起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气节来。

她是多么希望当时南宋王朝能像项羽那样刚强不屈与中原土地共存亡，使百姓免遭背井离乡之苦。

其实，历史本身的是是非非在咏史诗中已经变得并不重要，因为写诗毕竟不是写史，重要的是诗人对历史传说的题咏是否有超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是否能从陈旧的史实中生发出新意。

正所谓“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

其实杜牧、王安石、李清照他们的这三首诗都是不泥于历史定说的创新之作。

由于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的人物身份、性格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了他们对乌江自刎这一事件的褒贬不一。

但我认为项羽乌江自刎充分体现了他的刚烈性格和英雄本色，也充分体现了项羽的侠义精神和仁爱情怀。

正如鲁迅所言“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和毁灭给人看”，在我看来项羽的项羽的乌江自刎，是他悲壮激烈的英雄主义绝唱，是他英雄人生的一种完美谢幕。

参考书目：
1、陈向春：【国古典诗歌主体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丁启阵：【诗歌与人生】东方出版社
3、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4、师晓晖；【唐诗.宋词鉴赏】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