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农村粮食下降的原因分析

西部农业滞后的原因之我见开县政协委员：赵树国在我国西部农村，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土地荒芜，粮食欠收，严重影响农业发展”。

其主要现象我想谈其自己的观点：一、观现状我去过云南、贵州，到过四川，亲临重庆。

看到了遍地良田沃土已成荒山。

西部的粮食产业还存在自然依赖性，其粮食生产依托的土地资源有限，耕地面积在逐年递减，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基本上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而且粮食生产仍严重依赖自然气候条件，仍处于“靠天吃饭”阶段，受以上这些条件制约，西部的粮食生产供给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又由于生产周期长，供需弹性小，很难在短期内迅速调整供给量，极易出现供给数量的不足。

此外西部农户粮食生产规模普遍较小，粮食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基本无利可图，按资本流动规律，投入粮食产业的资本越来越少，不断流向外部，特别是近几年西部农业生产基本处于投入多产出少的状况，粮食经济到了不可持续、农业到了不可维持的境地。

所以，造成大面积田地荒芜。

特别是2012年重庆地区实行了土地储备，政府投入大量财力（12万/亩）、物力，推掉山区无人居住的旧房子让其房地变为耕地，结果几个月后，大部分复耕地又变成了荒山。

二、究原因原因之一：粮食价格的上涨与行业工资上涨的不协调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民承包了集体土地，种粮积极性非常之高。

因为当时其他行业人工资收入普遍较低，一个工匠的日工资为1--1.2元，拿财政工资的各类人员月平均工资不到40元，当时的粮食价格为每公斤玉米、水稻1元，大米为1.4元。

每亩种植的粮种、化肥、农药等开支不过50元左右。

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工匠的日工资为100—150元，拿财政工资的各类人员月平均工资为3000多元，基本上是80年代初的100倍，而现行的粮食价格为每公斤玉米、水稻3元，大米为4-5元，只有30年前的3倍。

每亩种植的投入为种子40余元，化肥200余元，农药20余元，也是当时投入的5倍多，雇工工价就更不用说了。

原因之二：种粮收入具有负增长性。

在刀耕火种的西部，一个全劳动力每年最多可耕种三亩土地，大、小春两季亩产最高可达750公斤，生产粮食总量为2250公斤，按现实市场价格每公斤3元计算，可获毛收入6750元，三亩土地投入费用为：种子186元，化肥900元，农药90元，需工日为200个，按劳务输出工价日工资100元计算，总工价为20000元，一年辛勤劳作后为倒亏14426元。

由此看来，谁愿去种粮食呢?即使粮食丰收了原因之三：农民种粮存在信息闭塞性。

我国粮食生产供给领域，由于粮食商品大体上由2亿农户提供，而且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户又不完全掌握粮食市场信息，粮食价格不能够完全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搏弈，而是倾向于对需求方有利的市场格局，粮食价格难以真正反映市场价值。

这些都决定了农民在单纯依靠市场的条件下，依靠增加粮食产量是难以提高收入水平的，也享受不到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三、论直补（一）、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扩大种粮面积的意愿影响较弱。

就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民种粮面积的影响我们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按照农业土地实有面积发放补贴，则农民种不种粮都可以获得补贴，所以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没有特别的鼓励作用；假说2.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最优的种植结构，如果农民在种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之间是无差异的，按照农业土地实有面积补贴，每亩增加的30元左右作为边际增量，如果能够达到某一临界点，从而打破原有的均衡，可能会促使农民种植更多的粮食。

补贴后产量增加，粮价有可能降低。

（二）、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每亩粮食生产投入量影响甚微。

我国2011年粮食生产获得丰收。

另外，2011年我国化肥、种子销售总量上升，农民投入增加。

那么，是不是由于粮食直补带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户每亩投入量增加，因而导致粮食单产上升呢?农户种植粮食的投入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械作业费用、雇工等。

由于近年国家进行农村电网改造工程，逐步促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在近几年煤电价格上涨的前提下，仍然保证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不变，因此灌溉费用基本不变；另外农村的机械作业费用和雇工费用明显增高，农机在粮食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也较低。

为简化问题，我们主要调查农户每亩土地上种子、化肥的投入，以了解农户投入数量和金额的变化。

我们共获得46个玉米投入的配对样本，统计平均每亩种子和化肥的投入量，结果见表。

20010年、2011年平均每亩玉米种子、化肥投入量(元/亩)年份玉米种子费玉米用肥费2010年36 1802011年42 200从表可以看到，从2010年到2011年，每亩玉米投入量的平均值变化不大。

因此，2011年农民每亩粮食生产投入额的增加与粮食直补政策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与农民税费负担减轻、粮价上涨也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主要是源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从全国范围看种子、化肥投入总量的增加，应当是由于粮价上涨，农民扩大了种粮面积，其实质并非如此。

（三）、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局限性。

粮食直补资金直接发放到每一个种粮农户手中,政策目标一是要促进农民增收,二是要扩大粮食生产保证粮食安全。

国家的粮食储备主要来源于种粮农户留够自用粮后向社会供给的粮食,种粮农民的收入也主要靠卖粮,其实,由于粮价较低,仅靠出售粮食获取的收入仅能够用于维持家庭必需品的消费,如果考虑到满足农民的妥善就医、农民子女受教育经费等问题,该收入还有较大的差距。

微薄的直补资金不足以促进农民扩大粮食产量。

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来,全国范围内，平均到每亩地大约10元左右,这样,每户家庭大约能获得直补资金50到100元左右。

而增加粮产需要在耕地质量、水资源等多方面投资,每户所得100元资金用于改善这些生产条件远远不够,况且农业生产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农业投资有很大的风险,即使粮食丰收了,粮价也难以保障。

在当前农民收入很低、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存在重大收入缺口的情况下,所得少量的直补资金会直接用在其它消费上,粮食产量不会由此而增加。

（四）、地方政府的补贴负担与其粮食安全贡献率不对称。

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

直接补贴资金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

从1994 年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建立粮食风险基金。

从1999 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比例是1:1.5，缺口部分按1:1 分担。

在这样的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内生产的粮食越多，其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越多，地方政府辖区生产的粮食越少，其承担的补贴基金也越少。

生产粮食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大的地方政府也是其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负担越重的地方政府。

生产粮食少、负担补贴资金少的地方政府却享受着与生产粮食多、承担补贴资金也多的地方政府同样程度的粮食安全系数。

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补贴资金效益外溢到了非主产区。

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资金的外溢性不能获得补偿，那么，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是补贴资金不到位或尽量地减少补贴资金支出。

在比较利益下，生产粮食农户收入因缺乏补贴收入下降后，农户会自觉地减少粮食生产。

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受到威胁。

直接补贴的初衷——稳定粮食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五）、补贴模式存在着农户补贴所得与粮食生产不对称。

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

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

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西部地区一般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的土地面积发放，不与农户当年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

如果按照农户申报种植面积补贴，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户的种植面积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种植相应的粮食数量，更有一些农户是获得申报补贴后，根本没有按照补贴范围种植粮食。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在开始生产前没有申报，在实际生产上种植了符合补贴范围粮食产品没有获得补贴。

这样，获得补贴的农户没有完成应该种植的产品，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却种植了符合补贴的产品。

补贴并没有补贴给真正应该获得的农户。

如果按照面积补贴，无论是种植什么项目，农户都可以凭借其使用耕地数量获得相当的补贴。

有多少地能获得多少补贴，不管耕地是否种植了粮食作物。

补贴获得量完全取决于耕地量，与粮食生产与否、多少无任何关系。

这样，补贴并没有让真正的粮食生产农户收入提高。

补贴政策的运行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也低效率。

这时，无论是种粮农户收入的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深化，还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预期目标都难以实现。

（六）、农户的“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缺失。

实施“清洁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特别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质量安全。

而粮食“清洁生产”的实现一般是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为前提的。

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农药自然要减少产量，降低收入。

如果农户因“清洁生产”而减少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补贴，农户就会终止“清洁生产”。

到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可能改善。

（七）、粮食直接补贴不能取代价格支持。

要保护粮农的利益,重点是要解决粮食过剩时农民“卖粮难”和价格下跌的问题,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价格机制本身就为农民带来了利益,如2011年我国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虽然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有相关性,但粮食价格上涨的相关性可能更大。

所以对粮农的补贴不能只有固定的支付,政府还必须提供必要的保护,保证农民在价格下跌时的合理利益,同时解决农民粮食的变现问题。

如果农民的粮食不能变现,而只得到一点补贴,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八）、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完善的措施。

总的来讲, 我国农业支持水平相对比较低, 按WTO 协议计算口径, 把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支出、粮棉油糖价格补贴计算在内, 1996- 2000 年, 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 083 亿元、1 267 亿元、1 826 亿元、1 709 亿元和2 200 亿元, 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

按照相同的口径, 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达到30%-50%。

在WTO 规则允许的12 种“绿箱”政策措施中, 我国使用了6 种, 即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

“黄箱”支出在1996- 1998 年计算基期内年均为297 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1.23%, 与谈判允许的8.5%( 1 740 亿元) 相比, 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还有1443 亿元。

我国农业和粮食补贴的可利用空间是很大的,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适当增加一些财政补贴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直接补贴只具有给农民“输血”功能, 而不具有“造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