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将军在鲁西
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战斗序列
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战斗序列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三四三旅全部及三四四旅一部，从１９３８年６月到１９４０年７月，先后进入山东和冀鲁豫地区。
（一）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１９３８年８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率旅机关一部从山西出发，于９月２７日到达冀鲁边区乐陵城。
旋整编部队，成立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辖第五、第六和津浦支队。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华，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
第五支队１９３８年初，由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扩编而成。
２月２４日，第五支队奉集总命令，由正太路到达晋东南，归一二九师指挥。
随后由徐向前率领进入冀南。
７月东进冀鲁边地区，９月编入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
辖第四团，团长褚连三，政治委员朱廷宪；第五团，团长龙书金，政治委员曾庆洪；第六团，团长张策平，政治委员赖国清。
第六支队由冀鲁边平津支队编成。
支队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支队长冯鼎平，参谋长程正杰，政治部主任王辉球。
辖第七团，团长李子英，政治委员崔月南；第八团，团长杨柳新，政治委员陈德；第九团，团长杨铮侯。
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王育民、潘寿才。
部队整编后，分散发展，配合地方党开辟新区工作，到１９３９年上半年，又陆续成立了津南、泰山、商河、乐陵、鲁北、阳信、宁津等地方支队。
１９３９年９月４日，集总指示一一五师，肖华区粮食困难，敌之封锁严密，应以一部转入鲁西。
据此，肖华率挺进纵队机关及第五支队第五团于９月下旬转移至鲁西。
１９４０年后，第五支队编入一一五师新三四三旅运河支队；第六支队第七团编入鲁南支队，主力留在冀鲁边区坚持斗争；津浦支队调归山东纵队。
（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到达湖西地区单（县）丰（县）边八大庄一带。
１９３９年１月，六八五团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大队。
梁山凯歌——1939年8月鲁西大捷
铁流东进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将主要兵力由正面战场转入敌后战场。
与此同时，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
12月，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命率师直和343旅全部从山西分两批东进苏鲁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
343旅685团改为苏鲁豫支队，挺进山东湖西地区。
随后，陈光、罗荣桓带师部和686团以东进支队名义跨过平汉铁路，经老黄河于1939年3月到达山东郓城县境，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开始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
鲁西，概指津浦铁路以西、济（宁）荷（泽）公路以北地区。
黄河贯穿其间，将其分为南北两区。
其中，黄河南以运河为界又分运（河）西、泰（山）西两部分，梁山战斗就发生在运西地区。
115师进入郓城后，首先拔除了樊坝伪军据点，歼敌500余人，使115师声威大震。
“老八路来了！”的喜讯迅速传遍鲁西大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
不久，686团分兵，以团部一部带第1、2营随师部继续东进，进入泰西，连续打击日伪军，直接威慑日军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和津浦铁路的安全，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慌。
5月上旬，日军第12军集结8000余人，分9路向我泰西根据地发起◆八路军115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将军。
围攻。
115师和山纵部队奋起抵抗，实施著名的“陆房突围”，毙伤日伪军上千人，一时震动全国。
战斗结束后，陈光、罗荣桓带师特务营和骑兵连转战鲁西，活动于梁山地区。
而115师留在运西的部队，分散在郓城、鄄城、寿张、梁山等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员参加抗战，扩编部队，很快就打开了当地的抗战新局面。
686团团长杨勇率留下的团部一部和第3营于5月编成115师独立团。
7月初，独立团和以115师师直2个连为基础在郓城扩兵组成的鲁西游击第7支队、以686团2个连为基础组成的东汶支队合编为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杨勇，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下辖第1、2、3团（补充团）。
张国华：军政两全的将军
张国华：军政两全的将军作者：郭晓平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3年第7期20世纪80年代，我为撰写张国华传走访不少老同志。
张国华的夫人樊近真、秘书党雨川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为《军政两全的将军——记张国华同志》。
这是我最初将“军政两全”与张国华联系起来。
20世纪末，我又接受《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中张国华的的立传任务。
在充实完善传稿的过程中，我对张国华将军“军政两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张政委到张司令员张国华的履历表有一个特有的现象。
从1929年不满15岁投身红军，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其间的36年里，张国华在军队的主要任职，尤其是正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即以解放战争为分界线，之前他以任政治职务为主，之后他以任军事职务为主。
加入红军队伍早期，张国华担任过青年干事、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等职务。
除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第三营第九连任指导员时，因连长牺牲，做了短时期的连长，其他时间主要做部队的政治工作。
1933年在红军大学学习后，张国华担任的主要职务如下。
1934年至1946年：工农红军汀州教导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政治部教导队政委，河东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宣传队队长兼战士剧社社长，第三四三旅第七支队政委兼运西军分区政委，黄河支队政委，教导第四旅政委兼湖西军区政委，冀鲁豫第四军分区政委、第九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七纵队副政委。
1946年至1965年：豫皖苏军区司令员（1948年6月军区升格，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兼任司令员，张国华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军长，西藏军区（1955至1968年为大军区）司令员。
张国华在回顾豫皖苏边区的经历时说，这时我由政治工作转为军事工作。
由于单独在敌后坚持斗争，又是初做军事工作，因而在工作中感到吃力；另一方面对自己独立工作，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上、战术上的锻炼，是比较大的一次。
开国中将张仁初
开国中将张仁初开国中将张仁初蒲德生开国中将张仁初是好友张保军的爸爸1909年12月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高桥区张家塆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武装组成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任红4军班长、排长、第12师警卫连副连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
在川陕苏区，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通江分局保卫队队长、保卫团2营营长。
红三十三军第98师第294团营长、团长。
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任红一方面军第1军（红1军团改称）2师4团营长，在突破国民党重兵防守的甘肃南部要隘腊子口战斗中，率部担任突击队，指挥所属对敌进行6次强攻，后与迂回部队前后夹击，胜利夺占天险腊子口，为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上打开了通路。
到陕北后，任第2师4团副团长、第5团团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等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营长、副团长，参加了平型关、广阳、午城井沟、薛公岭等战斗。
1939年春随115师师部到鲁西，会同团长杨勇指挥部队首战樊坝告捷，后任第686团团长。
同年5月，第115师师部和中共鲁西区委、泰西地委机关被日伪军8000余人包围于肥城县陆房地区，他指挥部队沉着应战，连续打退敌人9次冲击，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歼敌1300余人，掩护师部和地方机关胜利突围。
后率部转战鲁南，任鲁南支队支队长，参加开辟以抱犊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曾参与指挥白彦等战斗。
1941年起，任第115师教导2旅副旅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山东军区特务团团长、滨海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张仁初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滨海军区警备第10旅旅长，鲁中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参谋长、司令员，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洛阳、淮海等战役。
1948年6月在豫东战役中，率8纵与3纵组成开封之战的攻城集团，指挥部队首先突破新南门，继与3纵密切配合全歼守军3万余人。
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26军军长，参加渡江、上海等战役。
杨勇简介
杨勇简介
（1913-1983年）
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人。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零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副司令兼教导第三旅旅长，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纵军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萧华和朱德的将帅情
萧华和朱德的将帅情萧华上将是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红小鬼”。
他在人民军队的成长进步，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的关心和提携。
其中，作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对萧华的成长进步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萧华对朱德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
中央苏区多交往1928年底，12岁的萧华投身革命以后，多次听到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红四军军长朱德的传奇故事，心里十分崇敬仰慕，可惜的是，自己一直没有机会亲眼见到他。
1930年6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根据中央命令进行北上战役，来到了江西兴国。
7月中旬的一天，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师大会。
随着全场热烈的掌声，刚成立的红一军团的总指挥朱德（不久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等领导登上了主席台。
毛泽东，萧华早已见过数次，而朱德则是他头一次见到。
在新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萧华的想像中，这位指挥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大人物，该是英气勃发、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指挥，却和想像中的形象无法吻合：中等个头，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下穿着一双草鞋，身体瘦削，脸带着憨厚的微笑。
在那个年代，萧华所见到的国民党军队里，哪怕一个小小的排长都是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而工农红军的总指挥，竟是这样的平易可亲，沉稳憨厚！不久，经毛泽东介绍，萧华认识了比自己大了整整30岁的朱德。
多年以后，萧华回忆起那天同朱德谈话的情形：“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老总，我对朱老总讲，我刚从地方调到部队，是一名新战士，对部队工作不熟悉。
朱老总笑着说，这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有军委的同志帮助你，搞一个时期就熟悉了。
朱老总说话时声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亲切。
他留给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和蔼可亲。
”在萧华担任红一军团青年部部长、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后，与朱德的接触就逐渐频繁起来，经常有机会聆听他的教导。
那时，为了提高和巩固部队的战斗力，红军青年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
惨烈的苏村阻击战：八路军牺牲123人仅8人生还
同仇敌忾生死与共
中午，当敌人的包围将要合拢的时候，军区留守处打来的电话：命令特三营向西北方向撤退，同接应部队会合。说话之间，电话线被敌人切断了。钟营长准备组织部队突围。此时敌人已在苏村周围布满了汽车和士兵，用轻重机枪封锁了所有的退路，整个苏村被围得水泄不通。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突围已经无望。钟营长当机立断：依托阵地，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
苏村在朝城西南的平原上，距敌人据点17公里，当时有百多户人家。与呈望、马集成品字形，距离均为一公里左右。村内街道为丁字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东通朝城，西通马集，南通呈望。村西有一条抗日沟，再朝西不远便是徒骇河。该村原有围寨，朝城县发动群众破寨时，把原有的土围子扒得剩了四尺高，正好形成环形防御阵地。
按照军区命令，我特三营指战员冒着凛冽的北风，星夜兼程，马不停蹄，于清晨来到苏村后，立即察看地形，布置岗哨、划分防区，构筑工事。苏村的老乡们听说要在此打仗，在村支部的带领下男女老少一齐忙开了，给战士们做饭，煮地瓜、蒸干粮、熬米汤，忙着卸门板、扛木料，帮助部队构筑工事。
敌人的合围完成以后，集中了所有的轻重武器向我方阵地进行猛烈的轰击，大小炮弹、轻重机枪、步枪子弹像雨点一样向阵地倾泄，整个阵地天昏地暗，硝烟滚滚。炮火轰击约一个小时，鬼子的步兵分别从东、北、南三面发起进攻。我军战士们士气高昂，高喊着“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的口号，以密集的子弹和手榴弹回敬敌人。阵地前沿，鬼子的死尸像谷个子，一个挨着一个。
敌人的后援部队迅速赶到，数十辆汽车停在几百米以外，几百名日军跳下汽车，在几十挺机枪和几十门小炮的掩护下蜂拥而来。
邯郸文化脉系——红色文化
《邯郸文化脉系》丛书之《红色文化》邯郸的红色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它是邯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的一种历史文化。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及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的积极加入和英勇斗争，是这一历史时期内红色文化的主题。
韩国、朝鲜、美国、印度等国际主义战士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增加了邯郸红色文化的悲壮色彩。
这种文化承载着邯郸现代革命的血与火的历史，反映着邯郸现代革命的峥嵘岁月，是邯郸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
一、抗日战争时期血铸丰碑冀南革命之兴起邯郸位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是华北的南大门。
她北望京畿，南眺黄河，西依太行，东据平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危机四伏烽火连绵的“四战之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南北呼应东西交汇的“四达之城”。
邯郸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大名七师、永年十三中等革命知识份子聚集的地方传播，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1年，磁县知识青年王子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磁县的张学孔、张兆丰，大名的郭隆真、冯品毅等一批进步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2月，邯郸第一个党小组在磁县成立；1925年，王子青在磁县西小屋建立了邯郸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磁县特别支部（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1926年，邯郸第一个中共县委——磁县执行委员会（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成立。
与此同时，中共大名特别支部、中共大名县执委会也于1926年、1927年相继成立，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影响和领导下，六河沟煤矿、峰峰煤矿、彭城小车社等产业工人登上政治舞台，与军阀政府和买办资本进行斗争，农民运动时有发生。
土地革命时期，大名、磁县、邯郸等14县党组织隶属于中共直南特委（1930年在磁县成立），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壮大了党的力量。
王子青是邯郸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第一个中共县委书记、第一个中共特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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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将军在鲁西作者：李春光来源：《中华魂》 2017年第1期文／李春光1938 年12 月20 日，115 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遵照党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奉命率师直属队和343 旅686 团等部近5000 人，代号“东进支队”，离开晋西，奔赴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此间，杨勇将军任686 团团长兼政委。
一、打樊坝旗开得胜1939 年3 月1 日，“东进支队”抵达鲁西平原。
刚到郓城县城以北的状元张楼，郓城开明人士便推选孙厚甫、傅仲华等20 多人为代表，跋涉数十里，冒雨去迎接。
他们还纷纷向“东进支队”控诉伪鲁西自治军师长兼郓城县长刘本功依仗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淫掠、横征暴敛的种种罪行；并说离此不远的樊坝，是刘本功据点中最大的一个，由刘本功之弟刘玉胜率领1 个团驻守。
他们希望八路军拔掉这个钉子。
3 月2 日，中共郓城中心县委书记梁仞仟也赶往状元张楼，向陈、罗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并介绍了当地敌情。
罗荣桓和陈光为顺应民意，同时也为了迅速打开运河以西地区的抗战局面，鼓舞群众抗日斗志，决定打下樊坝伪据点，消灭伪保安团，作为对山东父老乡亲的见面礼，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686 团。
当时，由于部队从晋西到鲁西长时间行军，风餐露宿，非常疲劳；加上刚进入新区，敌情、地形不熟，又缺少平原作战经验，有些指战员对打好这一仗信心不足。
杨勇发现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思想动员工作。
于是，他亲自主持召开动员会，详细介绍樊坝伪军情况，具体说明打好这一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全面分析部队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着重指出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办法。
最后，他强调：我们686 团在山西打出了威风，在山东也同样要打出威风来，要使山东的日伪军一听到686 团的名字就头痛，就心惊胆战！师首长在期待着我们，人民在看着我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一番话，把全团士气鼓得足足的。
3 月3 日（农历元宵节的前两天）下午，杨勇率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军，到达樊坝附近。
他亲自带领营连干部察看了地形，研究了作战方案，随后分配了战斗任务：整个参战部队分为两个梯队，第 3 营负责主攻，从北、东、南三面夹击；第2 营辅助，并准备打敌之增援；第1 营作为预备队。
黄昏时分，部队占领了樊坝以西的制高点，并活捉了一个伪军哨兵。
随后，有“夜老虎”之称的第3 营第10 连让那哨兵带路，沿敌人交通沟首先摸进樊坝。
这时，由于“东进支队”行军神速，樊坝伪军还不知道八路军已到郓城，更不知道他们兵临城下。
直到他们被团团包围，还都蒙在鼓里。
所以，仗打得非常利落：经一夜激战，全歼伪军1 个团570 余人，活捉刘玉胜，并击退郓城日军100 余人的增援。
此外，还缴获小炮1 门、轻机枪13 挺、步枪400 余支，解救出被抢去的妇女30 余人、被监禁的村干部20 多人。
捷报传出，当地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声威在鲁西平原很快传播开来。
为争取和瓦解伪军，杨勇遵照罗荣桓的指示，亲自找刘玉胜谈话，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希望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刘玉胜非常感激，遂在杨勇秘书吕儒琦帮助下写了一份告同胞书，表示要“重整旗鼓，报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这份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很大。
半年后，刘玉胜给杨勇写来一封信，说他已在旧部拉起一支300 多人的队伍，希望八路军给他派干部加强领导。
杨勇遂派吕儒琦等人去刘部工作。
后来，这支部队在抗日斗争中表现不错，被正式命名为“鲁西独立团”，扩充到500 多人。
为此，当地一度流传着这样一段民谣：正月里来正月正，东进支队到山东，罗荣桓陈光领兵马，杨勇将军为先行。
二月里来杏花红，奔袭樊坝是杨勇，活捉伪军五百七，义释团长刘玉胜……樊坝一仗，初步打开了运（河）西局面。
罗荣桓、陈光按照原计划，准备率部继续东进。
但是，临行之前，中共郓城县委和当地群众纷纷去找罗荣桓，恳求将杨勇团留下。
为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作为挺进山东的立足点，罗荣桓、陈光决定由杨勇率领686 团的3 营和团教导队留下来，组成东进支队第1 团；加上师直两个连，坚持鲁西的抗日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余下的1 营、2 营，重组686 团，由副团长张仁初任团长，3 营教导员刘西元任政委，随师部继续东进。
二、斗顽杂马到成功杨勇留在鲁西时，鲁西地区的环境非常复杂：日伪军占领着济宁、郓城，气焰嚣张；国民党军不战而退，散兵土匪到处都是；一些地方顽固派，也在乘机扩充势力。
杨勇分析形势后，在全团干部大会上提出：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武装问题，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扩大武装，提高质量，加强党的领导；二是政权问题，要争取鲁西行政上的统一，改善民生，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帮助军队。
随后，他组织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做群众工作，他自己也亲自带一个连队到寿张六区等地开展工作。
由于群众拥护和中共地方组织支持，工作进展顺利，局面很快打开。
短短几个月，郓城、鄄城、寿张、范县、汶上、梁山等县，便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游击组、自卫队、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成立，大批青壮年纷纷参军抗日。
到处出现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兄弟俩争着参军和双双参军的动人情景。
有些村的青抗先成班、成排、成连地参军；有的村的青年参军人数占青年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鲁西抗日工作的迅速开展，使当地一些顽杂武装不能为所欲为，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甚至生存空间。
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在各地大搞“磨擦”，使团结抗战的形势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为团结进步力量，打击顽固势力，杨勇利用日、伪、顽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正确运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开始了反顽斗争。
反顽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痛击国民党山东保安第11旅齐子修部。
该旅拥有5000 余众，乘日军“扫荡”之机，经常骚扰民宅，烧杀抢掠，与八路军闹“磨擦”。
4 月间，在当地群众支援下，杨勇指挥部队在郓城东北连续同齐子修打了几仗。
尤其是在肖皮口一带消灭其一个团，接着又在寿张集附近消灭其一个团，打得齐子修叫苦不迭，迫使他带着残部逃到黄河以北的茌平、博平、堂邑一带。
反顽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是打跑国民党鲁西专员卢义之。
卢义之兵力不多，却凭借国民党“正统”身份，到处制造谣言，诬蔑共产党的抗日纲领，还下令各地不准供给八路军粮食及其他物资，企图通过这些手段把杨勇部队挤出鲁西。
开始，杨勇看着他是国民党专员，为利于国共合作，总是以礼相待，甚至还派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专程赶往鄄城与他晤谈，争取他一道抗日。
然而，卢义之却把他的诚意当成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杨勇预先做好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在4 月打击齐子修部之后，又集中一部兵力给卢义之以狠狠反击，迫使他率残部灰溜溜西逃菏泽。
反顽斗争的第三个回合，是赶跑了泰西行政督察专员冯寿彭。
冯寿彭曾任国民党29 军宋哲元部少将旅长，1938 年底被委任为保安18 旅中将旅长兼泰西行政督察专员。
他的部队兵力大，有轻重机枪50 余挺，兵力数千之众，自称“山东独立第四旅”，主要活动在梁山附近。
杨勇鉴于他也横行一方，被老百姓恨之入骨，遂顺应民意，将他赶了出去。
三次反顽斗争，次次“马到成功”，保证了鲁西抗日根据地的稳固，部队也日益壮大。
1939 年5 月1 日，686团第3 营扩编为115 师独立团，师直两个连扩编为第7 支队。
7 月7 日，两部在梁山县黑虎庙村扩编为115 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段君毅任副旅长。
独立旅下辖两个团：第1团，由独立团改称；第2 团，由第7支队编成。
8 月，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鲁西军区成立，由独立旅机关兼军区机关，杨勇兼军区司令员，段君毅兼副司令员，下辖３个军分区。
三、反“扫荡”痛击日伪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引起了日伪军惊恐不安。
6 月30 日,日军第114 师团师团长沼田德重中将在对鲁中大“扫荡”之后，又窜到鲁西，企图在各部的策应下寻115 师主力部队作战，并对泰运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7 月11 日, 沼田德重亲率800 余步骑撞入我独立旅旅部驻地郓城县肖皮口附近。
结果，被独立旅迎头痛击, 歼其150 余人, 缴获战马10余匹。
损失惨重的日军草草收兵, 在沼田德重带领下退到聊城休整。
7 月底，日军第32 师团１个大队及伪军一部共400 余人，由汶上向梁山进犯。
8 月2 日，115 师直属队预先设伏，以一部兵力将他们诱至梁山南麓前集附近伏击地域后，实施突然袭击，毙伤其大部，余者退守梁山西南的独山庄。
当夜，独立旅第1 团第3 营会同师直属队向独山庄发起猛攻，激战至3 日拂晓，歼日军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以下日伪军300 余人，俘日军24 人，缴获野炮2 门，九二式步兵炮1 门，创造了在敌我兵力相等、我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全歼日军1 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受到集总表扬。
日军损兵折将，恼羞成怒。
8 月4 日又从济南等地调集5000 重兵、30 辆坦克、100 多辆汽车，对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杨勇指挥独立旅避其锋芒，化整为零，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与日伪军周旋；并抓住战机，以劣势兵力和武器，在梁山、大小安山、大小凤凰山等地袭扰日军。
日军的疯狂“扫荡”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反而损兵折将，丢盔卸甲，不得不败兴而撤。
在此期间，谁也未曾料到，杨勇属下一个连竟干了件国人虽不知晓却震惊日寇上层的大事：在聊城东门外，击毙了从肖皮口败逃聊城的沼田德重！那是杨勇和段君毅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曾令属下在反扫荡期间“分散游击，连自为战”。
7 月16 日上午, 沼田德重在聊城稍事休整后匆匆率部撤往济南。
他们刚到聊城东边徒骇河上的小石桥, 突然遭到埋伏在大路两侧的八路军部队猛然袭击。
没等敌人醒过神来组织反击, 这些游击健儿已在青纱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日军已伤亡200余人，沼田的胸部、腹部数处中弹，生命垂危，立即被送往济南市日军陆军中心医院抢救。
由于天气炎热，沼田德重的伤口及胸腹腔内都已感染，无法医治。
8 月12 日，这个双手粘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恶魔死于济南！沼田德重是我八路军击毙的日军4 个名将之一。
我军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理当大张旗鼓地欢庆一番。
但是，却长期无人知晓。
直到数十年过后，才经聊城大学、聊城军分区、聊城市委党史办等有关部门多年调查研究，使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所以如此，除了日方刻意封锁、114 师团撤至济南后即回国解队之外，还可能出自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伏击日军的是一支“以连为单位分散作战”的小部队，他们以小击大，以少胜多，必须在猛打一阵后快速退出，根本不容观察敌寇死伤情况，因而没有估算并上报战果。
二是当时战斗频繁，休整很少，加之战场上的伤亡情况没有来得及统计，所以没有把这次战斗总结成典型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