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之间：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困局——基于ICA国际化发展以及论文录用的相关分析

东西方之间：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困局———基于ICA 国际化发展以及论文录用的相关分析柯泽，李荣（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122）［收稿日期］2018-07-24［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Ｍ０１３［作者简介］柯泽（1964-），男，湖北大冶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与业务研究；李荣（1993-），女，陕西宝鸡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一、国际传播学学会（ICA ）的国际化发展（一）全球最大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国际传播学学会当今欧美国家传播学教育和研究除了在大学、研究机构内进行之外，还在大量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内展开，几乎各个国家都成立有为数众多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学会，这些学会一般都办有自己的刊物，并且每年都在世界各地举办自己的年会，成为欧美学术活动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始创于1950年的国际传播学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 ）无疑是欧美各类传播学研究学会中规模最大、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民间专业组织。

迄今为止，该学会在世界各地共举办了68届年会。

（二）国际传播学学会国际化发展以及动因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传播学学会启动了国际化发展战略，并且迅速付诸实施。

尽管目前该学会注册会员绝大多数仍然来自欧美国家，但是来自南美、亚洲、非洲等国家的注册会员也已经占到19%，在学会32个分会和兴趣小组共计63名主席、副主席中，多人为非欧美裔学者，其中刚刚卸任的学会主席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彭华安（Peng Hwa Ang ）教授，是该学会成立以来的首位亚裔学者，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学会的国际化发展。

国际传播学学会的国际化发展具有以下背景：其一，全球化背景。

欧美学术界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的欧洲学术关注的主要是本土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欧洲海外殖民活动的展开，欧美学术也逐渐走出本土视野。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是在欧美主流社会成员中，西方中心、白人至上、文化优越的心理坚冰也开始逐渐消融。

就新闻传播这一特殊业务和研究领域而言，伴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际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以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频繁展开，国际间的传媒合作、内容开发、受众分析、市场经营成为新的传播应用和研究领域，这些新传播领域的出现也使得一部分欧美学者意识到传播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欧美本土，必须具有全球眼光。

他们一方面主动关注非西方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借助于学术合作交流，接纳来自非西方的学者，听到来自非西方的声音和观点，国际传播学学会国际化的实践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摘要］国际传播学学会（ICA ）近些年来的国际化发展打开了东西方传播学学术交流的大门，越来越多的非欧美国家，包括中国学者注册为该学会会员，参与该组织管理决策层，参加一年一度的年会。

但是从最近几年传播学学会年会以及《传播学学刊》论文录用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作品仍然来自欧美国家，东西方之间传播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仍然面临许多障碍，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障碍尤其严重。

这一现实需要我们正视和反思。

［关键词］国际传播学学会；《传播学学刊》；国际化；本土化［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2－0156－09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3月第46卷第2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r.，2019Vol．46No．2DOI:10.13793/ki.42-1020/c.2019.02.025第2期柯泽，等：东西方之间：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困局157当然，也应该看到，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仍然非常不平衡，国际传播学学会主导的学术活动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例如，学术规则、学术评价标准完全由学会制定；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基本上由欧美学者主导。

在具体学术活动中，不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尽量减少彼此交流的障碍，而是强化这类障碍，这突出地体现在语种选择和使用等方面。

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本身应该绝对高于语种使用的意义和地位。

其二，学科性质背景。

传播学既是一门研究信息生产、流通和接受规律的科学，更是一门研究信息如何作用于具体的个人，使之发生认知、情感、心理和行为改变的行为科学。

从某种角度来说传播本身是一种劝服，是一种要尽量面对大多数人，面对人种、族群和文化差异，通过信息传播获得某种共识的社会行为，也就是一种“俘获和征服人心”的专业化操作；与此相关，传播学研究的的天性应该更为关注人、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性，应该更加关注本土以外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

全球化正在使欧美传播学研究逐渐回归到传播学学科本性。

一方面，一些具有人类利益共同性的新的传播研究领域正在被拓展，如人类传播、全球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另一方面，体现出文化差异性的一些传播现象领域也开始受到重视，形成了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等新的研究领域。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欧美传播学研究的这种差异性关注特别变得更为明显。

例如，许多研究开始关注异域文化中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产生的社会效应，关注网络游戏、手机在异域文化中的文化心理影响。

与此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传播学学会所属的5份专业期刊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近些年来该学会设立的一些研究分会和兴趣小组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变化趋势，它们包括全球传播与社会变化分会、健康传播分会、政治传播分会、组织传播分会、环境传播分会、跨文化传播分会、传播中的伦理与种族分会、群际传播兴趣小组以及传播与技术分会、游戏研究分会、手机传播兴趣小组等。

其三，运行经费原因。

作为一个规模庞大、常年运行的学术研究机构，国际传播学学会的日常开资非常庞大，有限资金需要支付学会数位专职执行管理层成员和带薪员工的薪酬，还要维持学会5份学术期刊以及《国际传播学学会年刊》的编辑、排印、发行以及稿酬等费用，需要支付的费用还包括各种年度学术奖励、奖学金项目、贫困学生参加年会的旅差补助等，每年举办年会发生的旅差费用、租用场地费用等更是巨大，这也是学会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际传播学学会国际化发展为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提供了机遇国际传播学学会启动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向世界各国学术界，也向中国传播学界敞开了大门。

但是考察最近几十年的相关情况，中国传播学界与国际传播学学会的对接仍然非常薄弱。

有限的几次较大规模正式接触包括：2012年5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与ICA合作，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召开“中国新媒体传播与互联网社区”专题论坛；2013年1月9日至10日，ICA以“传播与社会转型”为题在上海举行区域性大会，这是ICA成立64年来首次到访中国[1]；2014年10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ICA在上海举办“2014年国际新媒体高峰论坛”[2]。

以下主要从国际传播学学会年会以及所属旗杆刊物《传播学学刊》论文评审和录用角度，介绍国际传播学学会的学术规则，对比分析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华人圈参与国际传播学学会相关学术活动的情况以及差距。

同时倾听来自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的声音，为今后中国传播学界更为积极、主动、有效参与国际传播学研究提供一点基础思考。

二、ICA年会论文评审规则以及相关数据分析（一）国际传播学学会评审规则简介国际传播学学会标志性学术活动是其每年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年会，作为年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会前的论文投稿、评审以及会议上的论文宣读发表。

每年年会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各个分会和兴趣小组有时也会对当年年会投稿论文提出大致研究领域。

投稿论文一般应该大致契合年会主题，符合各个分会确定的研究领域，但是完全契合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

年会论文的最终录用要经过在线投稿、匿名评审、在线公布结果、收取录用通知、赴会宣读等几个阶段。

年会鼓励在校学生，特别是博士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6卷158生投稿，年会论文的录用率大约为44%。

按照严格的学术评价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录用率，年会旨在积极鼓励最大多数的学者、学生积极参与年会活动。

无论如何，踊跃参与ICA年会，积极投稿，力争年会录用并在会议上发表是中国传播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此，有必要对相关情况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二）中国大陆等华语圈学者参与国际传播学学会年会的数据分析2017年第67届年会在美国圣迭戈举办，根据ICA会员服务部提供的数据，共有51名中国学者注册参加这次年会。

ICA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圣迭戈年会共录用论文3090篇（含专题组），其中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几个重要华语圈学者的录用论文分别为28、45、3和53篇。

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四个主要华语圈中，新加坡学者提交年会的论文录用数量最多，为53篇，占年会全部录用论文的1.72%，这些论文主要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提交，该大学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历年来学者们参与ICA年会都比较踊跃，该校彭华安（Peng Hwa Ang）教授当选为ICA上届主席应该也与此有关，他也是ICA成立以来唯一一位具有亚裔背景的当选主席。

其次是香港，录用论文总数45篇，占全部论文的1.46%，反映出香港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些论文主要来自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大陆学者录用论文为28篇，占全部论文的0.91%，这个数量明显高于往年。

根据笔者获得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仅有25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注册ICA会员，向ICA年会提交论文的作者应该有一些人不是注册会员，这当然并不影响学者投稿和参加会议，这也反映出中国大陆学者年会投稿的意识在增强。

台湾学者年会论文的录用量最低，仅为3篇，反映出台湾传播学研究界国际化程度并不是太高。

以上四个主要华语圈年会录用论文总数为129篇，仅仅占年会全部论文的4.2%，这也说明亚洲华语圈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明显偏低。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闭幕的第68届国际传播学学会布拉格年会以“回眸40年：中国传播学人的声音”为主题开辟了一个专门论坛，论坛共收到海内外传播学者268篇投稿，经过匿名评审，录用106篇，录用率为39.5%；130余名参与论坛的学者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3]。

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参与国际传播学学会年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国际传播学学会年会论文评审具有严格程序，由于投稿论文数量巨大，评审专家基本上都是志愿者，各个研究分会主席确认专家意愿后，将相关论文分配给评审专家，评审专家在规定时间内登录ICA网站论文评审系统，进行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