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法治

韩非子的法治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著有法家思想的书流传后世。

法家思想的继承者在后世出现了很多，法家学派的传人现在遍布全世界。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思想。

把政治、社会、经济等等一切纳入法治的管理范畴，是保障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井然有条的重要思想武器。

国家与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按照法律这一规则来运行，这个国家就能“大治”。

但是如果权力侵犯法律，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稳定。

为什么秦始皇的政权只传了二世就灭亡了呢？秦朝不也是法治吗？这里要解释一下，秦朝的法律是严刑酷法，这些法律是针对下层百姓的，而且胡亥当皇帝时，国家很多制度法律已经被太监赵高破坏了。

赵高不但是政府总理，而且还掌握着皇权，可以左右政局。

赵高设计除掉了原政府总理李斯后，还导演了“指鹿为马”的闹剧。

这时的胡亥，权力已经被完全驾空了，只是个傀儡皇帝。

国家法律已经名存实亡了。

随后，陈胜吴广起义。

几年后，强大的秦国在起义的烟火中灭亡了。

法家的始祖或者叫创始人，我们都习惯性地把法学家韩非子公认为法家第一人。

韩非子是韩国的上层贵族子弟，按现今的标准，也就是高干子弟，从小喜欢“刑名法术之学”。

韩非子认为法学起源于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核心思想。

韩非子口吃，讲话不太流利。

但是会写文章，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与李斯都是当时著名大学者荀卿的学生。

李斯认为自己的学识与才干不如韩非子。

韩非子看到韩国国家衰败，就多次上书写合理化建议提醒韩王。

提意见，古时称之为“谏”。

韩王并没有重视韩非子，更不用说重用了。

韩非子认为当时治国没有法律制度，管理混乱，不知道任贤用能，儒家学派只会用文乱法，只会讲一堆大道理或者观点来管理国家，却忽视法律的作用。

侠者，却以武力犯法犯罪，国家没有办法管理。

国家在没有内忧外患的时候，就宠信社会名流；有内忧外患时，就动用军队。

韩非子觉得这都不是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于是他把他的一些观点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写了出来，著《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共十余万字。

以下为《说难》的译文：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够阐明我的意见，更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

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

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

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

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米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

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

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

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

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嗦而冗长。

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

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其所自耻之事。

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

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

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

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

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

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

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

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饰，说他没有过失。

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

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

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

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

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

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思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

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

”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

后来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

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

”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

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

这个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

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汪意的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

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

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

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罪。

”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

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

”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

”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

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

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

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当然，这些书有人复写了并把这些书传到了秦国。

秦王嬴政阅读了《孤愤》《五蠹》这两本书，发出了感叹：我要是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连这位后来的秦朝始皇帝都被韩非子的才华吸引，情愿只要能与韩非子结伴而行，听他教诲，就算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了。

李斯在旁边说，这是韩非子所写的书。

秦国因吞并韩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

韩王嫉妒韩非子的才能，就是不肯重用韩非子来管理国政。

最后，因秦国攻韩很急，韩王只好派韩非子作为使节出使秦国，要秦国放韩国一马。

秦始皇见到了韩非子这位法学家才子，很高兴，只是未有信任与重用。

因为秦始皇把这位韩大使滞留下来，把此人任命作客卿高官，而李斯与姚贾两位宠臣，害怕韩非子留在秦国，得到秦王的信任与重用，更怕韩非子得到秦王的宠信。

他们合计诋毁陷害韩非子，说韩非子是韩国的王室之员，现在秦王你要吞并诸侯，韩非子最终会为了韩国的利益而与秦国为敌。

这是人之常情。

现在王你不用他，久留而又放虎归山，韩非子了解我们秦朝的情况，回韩国后如果得到韩王的重用，将是我们秦国的后患，不如借故杀了他。

秦王觉得有道理，就安排司法官吏治韩非子的罪。

李斯就送毒药给韩非子，要韩非子自杀。

韩非子想要见秦王，为自己辩解，想要证明自己愿效忠秦国，但是李斯与姚贾不会让韩非子翻身的。

李斯设计害死了韩非子。

后来李斯又被赵高如法炮制地设计杀害了，有点因果报应的味道。

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赦免韩非子，韩非子已经吃毒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