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汇总

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汇总热点时评：诚信与“实名制”同样重要相较于完美无瑕的制度，一个因诚信而立的社会同样值得期待北京少数水果批发市场最近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个别不法商贩在苹果纸箱夹层中灌入水泥，以增加成箱苹果的重量。

面对这种造假手段，职能部门只得以“实名制”来监管苹果的流向。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有了苹果“实名制”，也未必能确保非法逐利的冲动不会突破制度的防线。

当年，“阳澄湖大闸蟹”为了防伪，给每只螃蟹的脚上挂上地理标识，但随后各色湖塘出产的毛蟹都穿上了“防伪标志”，一度令消费者真假莫辨。

“实名制”的苹果或许能减少虚假的分量，却无法驱散人们的忧虑。

客观地说，市场失范既是制度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不讳言诚信的意义和价值——这当然不是推卸监管部门的责任，但我们也当看到，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监管的效能终归有个限度。

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道德自律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成熟的市场经济应当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

历史也一再证明：没有诚信等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迟早会引发无可规避的灾难。

经济领域如此，社会领域也不例外。

最近的“深圳保障房事件”引起多方关注，审查工作历时一年，从初审、复审到终审，三次审查三次公示，相关部门的确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最后仍“有确凿证据证明大概有20余户申请者隐瞒了房产、自有用地”。

我们在反思制度缺陷、监管乏力的同时，也该反思：为什么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市民毫无愧色地与困难群众去争保障房？公民应有的诚信意识与悲悯情怀去了哪里？民无信不立。

经济社会越是发展，越是需要诚信有序的人文环境。

一方面，诚信是市场秩序的保障，有了公平公正的买卖，才有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诚信是文明进步的基石。

它不仅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且有助于弥补法令制度的缺陷。

这些年，社会上不乏“制度依赖”、“立法依赖”等工具理性思维。

出了问题就骂制度，有了纰漏就怪法律不严密。

其实，即便制度建立健全了，一些症结也未必能得以有效纾解。

道理很简单，我们往往忽略了诚信的力量，忽略了诉诸道德的“良方”。

打击假冒伪劣也好，反腐倡廉也罢，制度固然要硬起来，但作为制度规制对象的人，也须构筑起诚信的防线。

相较于完美无瑕的制度，一个因诚信而立的社会同样值得期待——而制度与道德两相契合，也正是社会和谐的方向。

热点时评：抵制“金币诱惑”才能杜绝“血铅事件”面对一些涉铅企业的“金币诱惑”和“摇钱树功能”，光靠环保部门监管必然独木难支新年伊始，安徽省怀宁县发生血铅超标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近几年，血铅事件一次次牵动人们的神经。

2009年发生了6起较大血铅事件，2010年发生9起较大血铅事件。

这些事件大多呈现这样一条轨迹：当地群众尤其是儿童身体受到损害——医院检测，证实血铅超标——媒体曝光，引起舆论关注——政府采取经济补偿和医疗措施，安抚群众——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上级部门介入——政府处理责任人，关停污染企业——事件淡出舆论视野……对于这一轨迹，人们质问：血铅事件为什么屡屡发生？“前车之覆”为什么没能成为“后车之鉴”？毋庸讳言，血铅事件是粗放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

当前，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着不少工艺水平落后、污染严重的铅冶炼、铅回收和铅酸蓄电池企业。

在当地一些干部眼里，这些涉铅企业是高利润、高税收的“摇钱树”，从而在招商引资和日常监管之中，给予种种照顾。

血铅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是企业环境意识淡薄、长期违法排污所致，根源还在于企业受到地方“特别保护”，有恃无恐。

不少国家都有涉铅企业，问题在于，涉铅企业具有很大的环境风险，一个地方引进这类企业，既要严把源头准入这一关，也要严把日常监管这一关。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地方发生血铅事件，恰恰是由于两个关口都没把住。

有消息称，怀宁县的那个污染肇事企业，居然还是县环保局帮助引进的，没通过环评就开始了试生产。

就职能而言，县级环保局本来就不应该承担招商引资职能，退一步讲，考虑到地方发展的现实，如果一定要给环保局摊派招商引资任务，也应该要求它引进先进的、环保的企业，怎么能“捡到篮里就是菜”呢？当然，即便引进了先进生产力，也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环境监管。

陕西某地工业园引进的企业铅冶炼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2009年仍然引发了血铅事件，其主要原因就是环境管理未能同步。

在一些国家，对涉铅企业污染源控制以及对厂区周围水、空气中铅的监测有着严格的要求，但国内有的企业却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值得深思。

应该看到，涉铅企业很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方环境执法能力严重不足，多数县级环保局不具备监测铅及其化合物的能力，这就要求环保部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严格监督，履行环保责任；同时更要看到，面对一些涉铅企业的“金币诱惑”和“摇钱树功能”，光靠环保部门监管必然独木难支，更需各级政府树立科学发展理念，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走出发展“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切实维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

热点时评：遏制“土地违法”须打破“利益格局”保证土地管理形势的持续好转和真实可控，需要强化财政制度、土地管理问责制度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措施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2010年违反土地政策供应的现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项目上，今年将对约60个全国重点地区进行例行土地督察，目前已有20个县市一把手被土地督察部门约谈。

一些地方存在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仅是房地产市场无序发展的主要推手，而且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率，加剧了征地用地矛盾，损害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留下了不法寻租的巨大空间。

治理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仅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需要。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利益盘根错节，治理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会遭遇强大的阻力。

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和GDP崇拜情结，让一些地方对于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既缺乏监管自觉，也缺乏查处动力。

在政绩考量下，地方擅自调整土地总体规划占用基本农田，非法批地，重点工程占地边报边用、未报即用等情况并不鲜见。

事实表明，保证土地管理形势的持续好转和真实可控，不仅需要强化单兵突进式的土地整治行动，还需要强化财政制度、土地出让金管理和土地管理问责制度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措施。

其一，通过财税制度改革平衡全局利益和地方利益，减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其二，把监管的边界扩大到资金上来。

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创下新高。

土地交易的繁荣固然标志着经济向好，但也可能包含着不当收益。

这种收益体现在地价上，就是地价的非理性上涨，并会最终体现到房地产价格上。

此外，一些地方对于土地出让金中保障房提成部分的足额缴纳执行并不积极，这同样会增加解决住房需求的难度。

因此，将监管边界延展到资金上来，将土地出让金的收取和使用置于法律法规监管之下，是提高督察效果的必要环节。

其三，问责要及时透明。

国土管理部门的问责权限是“既处理事，又处理人”。

根据要求，如果地方违法违规土地面积达到当年新增建设用地面积15%以上的，其行政首长就要被问责。

土地清查治理进展到了哪一步？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土地面积超越“红线”需要问责的现象？问责程序如何展开？执法程序透明，问责才能真正落地，法律尊严和政府公信力才能真正体现。

从根本上说，治理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应是打破违法违规利益格局、转变地方行政方式的重要部署。

而严肃纪律、改进监管方式，才能让这一步扎实地走下去。

热点时评：不要随意动用警力参与拆迁一旦警察参与征地拆迁，很多本属商业关系的矛盾就会转化为被拆迁人和地方政府的矛盾1月10日，湖南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李江明确表示，严禁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同日，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强调，在进行征地拆迁等工作时，不得动用警力参与。

在征地拆迁不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背景下，有的地方明令禁止警察参与拆迁工作，这既是对中央精神的认真贯彻，也是符合实际的明智选择。

早在201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查各地违法拆迁行为，对随意动用公安民警参与强制征地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党政领导的责任。

如此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一是鉴于一些地方征地拆迁中发生了死伤事件，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二是考虑到征地拆迁问题的敏感性及其与群众利益的攸关性。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和法治化的推进，一方面，土地作为资源要素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有关利益方围绕土地的矛盾日益激烈，征地拆迁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恶性后果和连锁反应。

问题如此敏感，不等于不要征地拆迁，而是说，征地拆迁必须建立在一些基本原则之上——如尊重群众合法利益、商业拆迁必须严守公平自愿、公益拆迁应当严格依法依程序进行、行政和司法权力应该保持中立并超脱于任何利益方。

拆迁中随意动用警力，危害很多。

首先，对商业拆迁而言，警察的介入打破了应有的平等协商格局，往往削弱了被拆迁方的谈判能力；其次，警察职责法定，介入拆迁事务往往师出无名；再次，警察参与拆迁，让拆迁方有了更多“牛气”，更容易侵犯被拆迁方的合法利益；第四，一旦警察参与征地拆迁，很多本属商业关系的矛盾就会转化为被拆迁人和地方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应当看到，警察参与征地拆迁行为，往往是被迫而为。

要真正禁绝此类现象，就需要地方自觉贯彻执行中央精神，杜绝滥用警力，真正保持政府权力的利益超脱。

热点时评：重视消除“百慕大”现象唯有从制度建设的本源入手，才能从根本上防范职务犯罪，消除所谓“百慕大”现象有人把十余年来某地交通厅长的“前腐后继”，形容为“百慕大”现象。

其实不确，自然界的“百慕大”独一处而已，某些特定领域腐败的“百慕大”，却时有所闻，不独一地。

要致富，先修路，改革开放之后，各地修路热情高涨。

中国的各级道路，特别是高速公路等迅速铺展，投资往往数千万甚至过亿元，其间蕴含着巨大的利润空间。

不法承建商向官员行贿的出手也很“大方”，制衡与监督机制又严重缺失，让一些既有审批权又有工程指挥权、拨款权和验收权的官员情不自禁，贪欲丛生。

曾有查办过多起交通腐败案件的检察官感叹：利润丰厚，且建设资金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双重效应的叠加成为引发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则新闻让人深思。

河南禹州一农民用两台运沙车假冒军车，8个月内在高速公路上通行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元，被河南平顶山市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

不言而喻，偷逃国家税费应该惩处。

然而各地道路的超载超限和千方百计“节省”过路费的现象屡禁不绝，和腐败在某些领域多发联系起来，其间或许存在一定的关系。

物流成本的高昂，表明各地收回道路建设投入的急迫。

然而，多处道路早已过了当初承诺的收费期限，仍然照收不误，这里面的“账”，究竟有多少肥了承包商，并从他们手中进了多少人的私囊呢？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是否全然合理，是否需要重新考量？交通物流一向被视为国民经济顺畅运行的润滑剂，甚至有命脉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