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与朴趾源的讽刺作品比较

基金项目：此论文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重点资助项目相关成果。

作者简介：陈冰冰（1981—），女，安徽亳州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古典文学博士。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生论文专刊第38卷2011年5月吴敬梓与朴趾源的讽刺作品比较陈冰冰摘要：讽刺文学是批判时代和社会的矛盾与不合理现象，并对此间接地予以声讨的文学形态。

吴敬梓与朴趾源分别是中韩两国讽刺文人的代表，他们都以封建社会中的儒生为讽刺对象，揭露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社会矛盾。

他们的文学作品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而文学传统、创作个性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又使两位文人的作品在深度与广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吴敬梓；朴趾源；讽刺文学；讽刺比较《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讽刺小说，该作品是吴敬梓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通过犀利的文笔，对封建科举制度下腐化堕落的读书人的丑态进行的揭示，从而实现了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鞭挞。

小说直接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作为讽刺对象，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也符合讽刺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即符合生活的真是，使读者信服首肯而身临其境，从而才能达到更加直接而强烈的讽刺效果。

与此内容相类似，韩国文人朴趾源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李朝社会的种种弊端为批判对象，尤其是对虚伪的封建道德和趋炎附势、道貌岸然的两班贵族的讽刺。

朴趾源一直被称为朝鲜时代最杰出的讽刺文学家，而作为实学家，以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和事为依据，通过朴实的语言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则是朴趾源文学创作的最突出特点。

本文主要是以吴敬梓和朴趾源的讽刺作品为比较对象，从讽刺对象、讽刺手法、讽刺风格三方面分析其异同及原因。

通过这种比较初步探讨中韩两国讽刺文学所独具的民族特色和两位文人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

一、讽刺的对象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吴敬梓与朴趾源作为优秀文人的代表，他们把揭露社会黑暗面，抨击阴暗腐朽的社会风气，嘲讽封建制度下日益腐化堕落的知识分子为己任，将这些丛生的矛盾记录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以此作为对世人的警示。

吴敬梓与朴趾源的讽刺作品均是以封建制度下的知识分子为讽刺对象，而这些人物往往具有双重的人物性格，这也是当时代社会背景下的真实情景，复杂的社会矛盾也造成了人们在身份上、心理上的种种矛盾，而吴敬梓与朴趾源正是抓住这一显著特征，将人物刻画的更加真实形象。

《儒林外史》为我们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儒生，也让我们看到了所谓儒林的种种丑态，他们或是为科举耗尽大半人生，虽侥幸进学而精神空虚、知识贫乏，如范进之辈；或是在科举的道路上由淳朴孝顺腐化堕落至无耻势利之徒，如匡超之徒；或是打着孔孟入学的幌子欺世盗名、横行乡里，如王仁、严贡生等。

而其中杜少卿这一人物的出现则成为整部作品的亮点。

在众多的儒生中，杜少卿应该算是一个极好的人物，而封建的卫道者们却骂他为“败类”，他看破八股取士的弊害，决然辞却科举，并且还劝说其他的儒生罢考，对封建官宦权贵不媚不敬，甚至横眉冷对，这与他的身份是完全不符的，所以遭到封建官僚的排斥。

但是，他轻财好士，广交朋友，每遇贫困急难者求助，不论“知与不知，皆尽力资之”。

真儒名士称他为“海内英豪”、“千秋快士”、“儒林豪杰”。

杜府老管家娄太爷病了，杜少卿把他养在家里，并亲自服侍。

从刚卖田的银子中拿100两给娄太爷孙子让其回家做小生意，以为日后营生打算，后又拿几十两银子合具寿器，交与娄家儿孙买地安葬娄太爷。

杜少卿经常拿大捧的银子与人用，而自己却不得不出卖祖业，典当衣物，而尽管自己面临段因绝食的困境，依然还要尽力资友朋，杜少卿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正是因为他眼中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也没有尊卑秩序。

不仅如此，杜少卿对女性也非常的尊重。

他陪妻子逛园游山，携手同行，这一举动在当时来说是极为大胆的，是完全与封建礼教中所强调的“三从四德”、“妻受命于夫”相背离的，所以才会“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而他对沈琼枝的态度则更不能上当时的封建社会所接受。

沈琼枝遭骗婚之后不甘为妾，携财出走，刺绣卖诗，自食其力，这一行为是严重违反封建礼教的，而唯独杜少卿同情她的反抗精神，并大加赞赏她的逃婚行为，并称之为“豪侠精神”。

杜少卿反对纳妾，认为娶妾的事最伤天理，这种否定男子特权和多妻制的行为，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挑战。

杜少卿的妇女观、夫妻观不仅在那个时代，在当今社会也是较为进步的思想境界。

但吴敬梓毕竟是封建社会儒林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并不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思想的解放，虽然他强烈反对纳妾制度，但是出于宗嗣观念却为朝廷立法，“四十无子，方许取一妾”。

—25—与此类似，朴趾源《许生传》中创作的许生形象同杜少卿有很多相似点。

许生也是个儒生，曾经为寻找真理“十年寒窗，攻读圣贤”。

但因家庭贫困不得已走上了从商的道路，五年之后获利百万，却又将钱财分与边山群盗，安置他们在无人岛生活，建立理想国，而“富贵共之”则是建立理想国的目的。

当然许生并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提出了建立理想国，并指出了维系这个社会发展的方法，即经商和贸易，甚至提出了要同日本建立国际贸易关系，把朝鲜的粮食靠运输手段卖到日本长崎，所以说，许生的理想国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幻觉，也不是浪漫的乌托邦，而是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是朴趾源实学思想的又一体现。

这一想法在18世纪经济并不太发达的朝鲜实为难能可贵，在同时代的中国也是较为进步的。

但是许生作为朱子理学下的传统儒生，他的身份也决定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性。

如，他将盗贼安置到无人岛之后，投银五十万于海中，仅留够每日生活所需，在他看来，小岛现已丰衣足食，过多的钱财只会最终造成贫富分化，腐蚀小岛的风气。

其实，许生虽然对这批流浪百姓同情关心，愿意为他们建立理想国，但是却觉得他们只能“伐树为屋，编竹为篱”，考农耕生活。

这就表明，在许生眼里，这些百姓的认知能力有限，不能很好的发展商业经济，也谈不上以后的正德，也就是说，只有熟读圣贤的儒生才具有发展国家经济的资格。

这种想法和朴趾源本身的两班贵族身份是有关系的，他虽然能够提出一些进步的思想和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最终却无法超越当时的社会现实。

二、讽刺的手法讽刺的手法有很多种，有的人喜欢夸张虚幻的描述，有的人则采用怪异荒诞的表达，而吴敬梓和朴趾源的讽刺作品中却多采用白描的手法，以生活中的人和事作为讽刺的对象，通过冷峻严肃的语调达到更加直接而强烈的艺术效果。

鲁迅曾说过，“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上的价值。

”并且将《儒林外史》的语言评价为“蹙而能谐，婉而多讽”。

吴敬梓善于运用作品中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虽不多加评论，却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

《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一节，是比较精彩的一段，吴敬梓在这里只是采用白描的手法，用平实的语言进行客观的描述，并未加以议论，而却将马二迂腐的性格特征表现得透彻无遗。

面对西湖“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马二完全不能领略，只是走马观花一般，心思全然不在赏景之上，最后却发出莫名其妙的感叹，“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而在碰到游湖的女客时却又低头不敢仰视，“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

马二先生其实是一个让人可笑又可悲的角色，他虽然心地善良、仗义疏财，但却是腐朽的科举取士下的书呆子，满身迂腐气。

作者对他采用的是善意的嘲讽，让人产生一种既怜悯又厌恶的复杂情感，不禁对造成马二这类人物出现的社会倍生憎恶之情。

朴趾源一直提倡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特别是讽刺文学作品，文中不需要拖沓庸长的描述，只要抓住讽刺对象的核心问题，即使用只言片语也能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

“苟能单辞而挈领，如雪夜之人蔡，片言而抽綮，如三鼓而夺关。

”在朴趾源的作品中很难找到华丽的辞藻和壮大的场面，但是朴趾源正是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创作出了一篇篇经典之作。

《两班传》中的没落两班，虽然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却整日无所事事，只得靠借贷官粮度日，而在“积岁至千石”之后，因无法偿还，“两班日夜泣，计不知所出”。

作为一家之主，尤其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平时只知手捧书卷，好逸恶劳，而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却只知道哭泣，作者虽然没有过多的描述和评论，仅用简短的两句话就将两班士大夫的无能与寄生的丑态形象地描绘出来。

而两班妻子对两班的骂语则更为经典，“生乎好读书，无益县官粜，咄，两班，两班不值一钱。

”作者还对两班在将自己的两班身份卖掉以后的行为进行了描写，读后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伏涂谒”“顿首”“俯伏”这些简单的词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曲学阿世、诚惶诚恐的小人相。

老舍曾经在《谈简练》一文中指出，“一个作家应当同时也是思想家。

他博闻广见，而且能够提出问题来。

……思想不精辟，无从写出简洁有力的文字。

”另外，吴敬梓在作品中还经常会使用对比的艺术手法，在刻画作品人物时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通过前后鲜明的对比，让读者自己去感受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特征，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

这也是《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最显著特点。

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对市井人物胡屠户的刻画，作者主要通过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态度的变化，来描绘该小人前倨后恭、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丑陋嘴脸。

如，范进中举之前被胡屠户描述为“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被称为“现世宝”；而范进中举之后他对范进的态度却发生九十度的转变，一口一个“贤婿”“老爷”不说，还把他夸为“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

这种判若两人的对比描写，形象地揭露了胡屠户势利小人的秉性。

不仅是市侩小人，就连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张静斋也特意前来拜访，本来和范进从未有过来往，而范进中举之后竟然同范进成了“犹如至亲骨肉一般”，又是送银两，又是送房子，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世态炎凉、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

朴趾源的讽刺作品中则较多的使用了比喻的讽刺手法。

他在作品中运用丰富、新颖、贴切的比喻对没落两班，以及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深刻犀利的讽刺，准确、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

《闵翁传》中闵翁的夫人讽刺每年都在墙壁上书写经书的闵翁道，“翁，今年书乌未？”，在她看来闵翁每年无所事事，只是靠在墙壁上书写经书度日的生活是极为无聊的，而他们所书写的经书也如同乌鸦一般，毫无生趣，这是对儒学者们无为徒食生活的极大讽刺，另外作者还借闵翁之口，将两班阶层比喻成“头黔目荧”、“口大运拳”、“身长七尺”、“损稼害谷”的“蝗虫”。

这一比喻则更加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两班阶层的形象，所谓的两班贵族只不过是一群好逸恶劳的寄生虫。

—35—朴趾源的另一篇讽刺经典《虎叱》中也不乏比喻的运用，而这里更凸显了作者新颖独特的比喻手法，朴趾源利用汉字的谐音将“医”比喻成“疑”，“巫”称作“诬”，而“儒”则成为“谀”，即所谓的医者只不过是一群多疑之辈，仅凭猜测对病人的病情妄加判断；而所谓的巫者只不过是诬神惑民之徒，每年妄杀良民数万；而将朱子理学奉行为儒家经典的儒生们只不过是攀强附势，曲学阿世之流，揭穿了儒学者们伪善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