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救济是指在权利人的实体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

权利救济是指在权利人的实体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由有关机关或个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消除侵害，使得权利人获得一定的补偿或者赔偿，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权利救济的主要方法权利救济的主要方法：法律救济所谓法律救济，是指依据法律方式或者类法律方式对当事者受到损害的权利进行救济。

笔者以为，法律救济方法主要包括司法救济、仲裁救济和行政司法救济。

(一)司法救济司法救济，又被称为司法机关的救济或者诉讼救济，指的是人民法院在权利人权利受到侵害而依法提起诉讼后依其职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补救。

司法救济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救济范围具有广泛性；第二，救济方式具有受动性；第三，程序具有法定性；第四，结果具有强制性；第五，效力具有终局性。

正是因为司法救济具有以上特点，所以我们将司法救济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最正式的权利救济方式，发挥着社会减压阀与平衡器的作用。

司法机关依靠一系列公正且严谨的程序以及法官的人格魅力和职业专长，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其中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这是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其他机关所难以比拟的。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司法救济被称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构成现代权利救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司法救济是法律救济的核心。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在现代社会，司法仅仅是实现权利救济的渠道之一，在大力弘扬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不能片面地把一切纠纷和社会矛盾都纳入法律渠道来解决，这样是对法治的肤浅理解。

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主张通过社会自治能力的强化来解决各自纠纷，从而使司法机关可以专门解决其他渠道解决不了，需要提交司法程序的问题。

总之，司法为核心并不意味着一切纠纷都要由法院解决，也不意味着提交法院解决就一定是处理纠纷的最佳方式，而且也没有必要让法院来担负这个职责。

(二)仲裁救济仲裁救济是法院外提供的一种救济方法，其意是指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仲裁契约，把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而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的处理，委托给法院以外的第三方进行裁决。

这种救济方法历史悠久，民商事仲裁渊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首长对内部纠纷的居中公断，其作为一项制度最早为政治国家所接受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依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记载，早在古希腊，仲裁就很盛行，很多城邦国家都设有公共仲裁人。

在雅典，人们经常任命私人仲裁员根据公平原则解决争议，以减轻法院的压力。

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救济方法被保存下来。

在西方的工业化社会，法庭外的救济方式远比人们所认识到的为经常。

一般来说，大型企业对于它们之间或它们与公共权力机关的争议，只有当不能自行解决时，才将其提交法院系统。

所涉及的经济利益越大，经过仲裁解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与诉讼相比，仲裁的功能特点在于程序简便、结案较快、费用低廉、不具备行政特色、能独立公正和迅速地解决争议，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治权；同时具有客观性、灵活性、保密性、终局性和裁决易于得到执行等特点。

而且，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人们对救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渴望救济的获得更加高效率、低费用及意思自治。

总之，仲裁是在审判之外发展起来的又一条权利救济途径，一方面它可以弥补诉讼的弊端，与之形成互补，另一方面又与诉讼展开竞争，互相牵制。

这对于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提高办案效率，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都是不无裨益的。

(三)行政司法救济行政司法救济是指行政机关作为救济主体为权利人提供的法律救济方式。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救济的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近现代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

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性不仅仅指纠纷在数量上的增多，而且纠纷在性质上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也越来越强。

如果把这类纠纷直接诉诸于法院，会产生两大问题，一是增添“讼累”，二是不利于简便、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由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以及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保证提供公正、合法、效率的救济。

同时，这种救济方法与司法救济适当衔接，保证了办案的质量和法律效力。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权利救济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

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最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裁决制度，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纠纷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相类似的，我国的行政司法救济也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两种形式。

简论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所谓被雇佣人员的权利保障是指暂时或长期离开农村土地到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而身份或户籍仍是农民的劳动者,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等基本权利及其依法获得的利益。

农民工权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宪法确认并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

这是作为公民所不可缺少的权利。

二是农民工作为城镇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还应享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劳动者的权益。

因此，以公民基本权利和劳动者的劳动权为核心，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根本出发点。

一、农民工权益受损原因的法学分析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受损和缺失的现象，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给。

第一，缺少保护的基点和制度支撑。

导致农民工权益的法益缺位、权利受损、救济不畅,表面上是现行法律政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作为限制公民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合法存在。

没有法律保障下的迁徙自由，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

农民工即便进入城镇，其择居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存在诸多限制。

第二，法律条文的制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劳动法的许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

有关违反《劳动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偏轻，对违法行为惩处不够严厉，使《劳动法》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面前显得执行不力。

第三，从法律体系上来看，目前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

由于与《劳动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欠缺，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导致劳动者权利受损后寻求救济困难重重。

2、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

首先，执法体系的城市主位倾向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对农民工流动、进城就业实行限制。

近几年，情况虽有好转，但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环节仍然存在问题。

其次，在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往往尽不到依法查处的职责，更少有事先预警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

司法保护是农民工权益实现的最后保障手段。

但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的司法保护却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保障功能。

其一，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争议处理的需要。

其二，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使农民工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

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4、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

农民工权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权益代表主体缺失。

农民工由于缺少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为自己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得农民工权益保护中话语权较小。

目前我国各类企业的工会只有少数农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被发展入会。

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各谋其策，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维权合力。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路径选择与机制完善第一方面：立法保护——加快制度创新。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

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农民进城的一道门槛，户籍世袭制度不仅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使农民失去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

因此，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

要将农民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体系通盘考虑，有关部门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如以居住地登记制度或身份证管理制度替代户籍管理制度，把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等，清理针对农民在城镇就业、上学、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等，让农民逐步融入城市。

其次是构建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

现行《劳动法》对农民工权益的一些规定相当笼统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从而给有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

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具体的劳动立法中加以细化。

其中如下几方面迫切需要解决：一是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禁止包括劳动力城乡歧视在内的一切与能力无关的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

二是加快制定《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强化农民工利益的形式保障和手段保障。

三是抓紧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

四是尽早制定《社会保障法》，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畴。

第二方面：执法保护——制约行政权力。

要确立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或者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制度。

我国法律对行政权力制约的乏力，造成一些人滥用行政权力，行政工作人员侵犯农民工权益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因此必须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

要加强劳动监察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配备和支持，加强劳动处罚力度。

劳动行政部门执法不力是导致农民工权益问题不断的重要因素。

所以，应加大劳动执法力度，明确劳动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

第三方面：司法保护——确立司法特护制度。

设立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事劳动审判。

借鉴国外劳动争议司法机构的做法，设立由专业法官和兼职法官组成的特别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按照特殊的劳动诉讼程序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劳动法律关系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劳动关系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因此，用民事程序解决劳动争议并不恰当。

建立专门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有利于提高法院处理案件的专门化程度。

同时加快案件审理的节奏，缩短案件审理周期，逐步建立相关案件的快速裁判机制。

规定较为特殊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不同，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在现有的诉讼制度基础上制定特殊的规则。

第一，改变现有的“先仲裁，后诉讼”的制度，建立类似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制度，以便节约成本，提高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

第二，扩大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加重在各种资源上均占优势的用人单位举证责任。

第三，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以法定方式明确规定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一律缓交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改由判决时由败诉方一并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