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红学”的知识谱系

论“新红学”的知识谱系陈维昭内容提要“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与实录合一”。

胡适以“科学精神”演述乾嘉学术方法，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去演述传统的史学实录观念。

实证研究体现一种科学精神，实录观念则是一种反科学的观念。

一、“新红学”的本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注：《红楼梦考证》有过初稿和“改定稿”，初稿附于1921年5月出版的亚东初排本卷首，改定稿写成于1921年11月，附于1922年亚东本的再版卷首。

在初稿中，胡适相信袁枚《随园诗话》所说的，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并在文后附录了《寄蜗残赘》一则，其中称嘉庆年间逆犯曹纶是曹雪芹之孙。

后胡适查阅到《雪桥诗话》中敦诚的诗句，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

真正在红学史上产生影响的是改定稿，故谈及胡适此文时一般指改定稿，而且以它为1921年的产物。

）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1922年顾颉刚在与俞平伯的通信中称胡适的红学为“新红学”。

从此，“新红学”一词被用以指称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种研究现象。

然而，“新红学”一词就如“红学”一词一样，并不是一个有着严格科学界定的概念。

它只是标明胡适等人的《红楼梦》考证有着迥异于索隐红学的现代学术品质，而不能显示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整体面貌。

“新红学”究竟“新”在何处呢？这个“新”究竟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价值概念？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历来的研究者都是在兼而有之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称谓。

但这两层尺度之间却是互有矛盾的。

历来的红学史论著都是首先在时间意义上描述“新红学”，指出胡适《红楼梦考证》（或五四运动）之前的红学为“旧红学”，之后为“新红学”。

（注：如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稿》、韩进廉的《红学史稿》。

胡邦炜则干脆把五四运动之后的红学称为“新红学”，见《〈红楼梦〉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视为“新红学”的开端，此前的其他红学划入“旧红学”。

那么，胡适的“新红学”比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新”吗？比成之、叶小凤、王小隐的红学观点“新”吗？“新”在什么地方？《红楼梦评论》等是一种意义阐释，胡适的“科学方法”则是一种实证研究，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新”或“旧”的可比性，胡适的“新红学”中唯一的意义阐释则是“自传说”，那么，“自传说”比王国维等的观点更“新”、更现代吗？郭豫适在把王国维归入“旧红学”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胡适……对文学作品特点的认识，实际上还跟不上清末的《红楼梦》评论家王国维”。

（续稿P38）那么，这样的“新”、“旧”划分又有什么意义呢？显然，从价值的角度考察、描述“新红学”，才能真正揭示“新红学”的本质。

要揭示“新红学”的精神实质，就必须首先对“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

“新红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一书作序时说：“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

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注：顾颉刚《顾序》，见俞平伯《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旧红学”指的是“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浮浅的模仿出于《尚书》之学，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附会的考证出于《诗经》之学。

”由于顾氏并未作具体的说明，他的所谓“模仿”、“批评”究竟是指哪一类评红现象，不得而知；他所说的“附会的考证”则是指索隐红学。

也就是说，“新红学”就新在它不是牵强附会，新在它的实证方法。

这的确揭示了“新红学”崭新的一面。

但是，考证方法并不是胡适的新发明；把严谨的考证方法运用到《红楼梦》研究上，胡适也不是第一人。

苕溪渔隐的版本研究、姚燮的年表研究，钱静方的小说考证，都可以视为《红楼梦》考证的先驱者。

实证方法并未能揭示“新红学”的主要精神。

“新红学”不仅是一种科学方法的实践，它还在《红楼梦》的意义阐释方面提出重要的观点，这就是“自传说”。

“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研究”与“自叙传说”。

更多的研究者则注意到了“新红学”在作者与版本的考证方面的成绩，又指出了胡适“自叙传”说的错误。

但“自叙传”说与“新红学”是什么关系？郭豫适指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的真价值在于它的…自然主义‟，可以说是新红学考证派评论《红楼梦》的两根理论支柱。

后来某些新红学家，不管承认与否，实际上都是沿袭了这样的命题而去从事《红楼梦》的考证和研究的。

”(P37)实际上，这里只有一根支柱，这就是“实录”。

郭氏等人把胡适的“自然主义”引向杜威的“实验主义”，却忽略了胡适与传统注经学的关系。

胡适的“自叙传”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观念？胡适自称来自杜威的实验主义。

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也从这个角度对其进行批判。

这种批判并未真正捕捉到胡适“新红学”所归属的真正的知识谱系。

实际上，“自叙传”说来自传统注经学的“实录”观念，所以，“新红学”的基本构成即是“实证与实录的合一”。

它的本质就存在于这种合一之中。

那么，“新红学”的实证与实录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潘重规在描述胡适以来的红学史核心问题时说：总之，自从蔡胡论战以后，一切新材料的访求、发现和探索，都是希望求得红楼梦写作的主旨，究竟是否寓有反清复明的意志，还是如胡氏所说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抑或两者都不是，而是另有涵义的著作，或者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一部单纯的言情小说。

六十年来，红学的主要活动，大概都是环绕此一目的而进行的。

[1]可见，在“新红学”中，实证与实录的关系被理解为材料与主题的关系。

“自叙传”说是内在于“新红学”之中的。

忽略了“新红学”的实证与实录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认清“新红学”的真面目。

韩进廉说：“这个…自叙传‟说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比之索隐派不着边际的猜…笨谜‟，则比较切近《红楼梦》反映的社会生活，从而把…红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2](P223)这个“反映论”尺度实际上模糊了“新红学”与索隐红学的内在联系。

从现代学术理念的角度看，“新红学”的学术形态是怪异的；但从传统注经学的角度看，实证与实录却是相统一的。

“新红学”所属的知识谱系不仅有其西方渊源，更有其传统注经学渊源。

二、“新红学”的知识谱系当我们捕捉到胡适身上那种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的知识累积、交汇过程的特点时，我们就不难揭示出胡适的“自叙传”究竟来自何种知识谱系。

就如那个时代里一切一流的学人一样，胡适的思想是多元的；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则是他的多元的具体构成。

与那个时代的“全盘西化”论者一样，胡适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这些教育成为他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成为他接受现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底色”。

换一个角度说，胡适总是以现代学术精神去挖掘传统文化中他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他总是以现代学术话语去演述他认为有价值的传统文化。

胡适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

他以“科学精神”演述乾嘉学术方法，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去演述传统的史学实录观念。

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把考证名物、典章、制度作为重要的经世手段。

至乾嘉时期，考据学成为重要的治学方法。

清代乾嘉之学是在中国学术传统的延续中作为宋明玄思学风的对立面而成为清初、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潮的。

在胡适看来，这种“务实”、重客观、重例证的治学态度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有其相通之处。

这种相通之处，便是科学精神与客观态度。

留美回国之后，他发动了一场“整理国故”运动，他把他的科学方法论具体运用于这一运动中。

他的《红楼梦》考证工作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整理国故”的运动凝聚着他对传统学术与西方文化的看法。

尽管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清算，但文明发展有其承传性和阶段性，所以“新思潮的意义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3]“科学”的时代精神的映照之下，乾嘉方法获得了现代的生机。

王国维在文史考证方面所使用的“二重证据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以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献）为证据进行历史文化考证，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品格。

胡适把这种品格贯彻到了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上。

在《红楼梦》研究方面，胡适正是借重于文献的搜集、发现，以文献为依据，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作出考证，提出了六点重要结论。

尤其是1927年，他意外地得到了重要文献甲戌本，进一步证明或修正了他原来的结论与推断，并提出新的结论与推断。

1933年，他读到另一重要文献庚辰本之后，写出了《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一文。

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建立起《红楼梦》文献考证的基本构架，提出了文献考证的基本命题：曹雪芹家世（包括江南家世）研究、曹雪芹生平、生卒年研究、佚稿研究、脂砚斋研究、版本（两大系统）研究等等。

科学精神正是胡适“新红学”的现代性之所在。

然而，胡适由曹雪芹的家世考证引出“自叙传”的结论，把《红楼梦》的主题概括为：“《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

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2年亚东本《红楼梦》再版卷首。

）这里，胡适所强调的不是文学上的写实，而是传统史学上的实录。

他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

”这个“自叙传”仍是20世纪前后西方的霸权话语之一。

20世纪初，西方的自传文学思潮成为西学东渐狂潮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

在这股思潮中，“自传”一词已经蕴含着价值取向，已经是一种价值尺度。

当人们考察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点的时候，发现传统小说基本上是以第三人称叙述，而西方当时的自传性文学潮流又使中国人确立了这样的观念：第一人称叙述是一种现代叙述方式。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看来，“自传”代表着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精神。

于是，胡适便运用“自传”这一现代文学话语、价值话语去演述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

胡适、俞平伯、鲁迅等人都特别关注《红楼梦》的“自叙”性质。

鲁迅所理解的“自传”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所说的“典型论”、“生活素材的真实性”等，而胡适、俞平伯的“自传”则借用当时这一霸权话语以表述传统史学、注经学的“实录”观念，正所谓陈仓暗渡、瞒天过海。

于是，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便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效应。

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把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其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实践，是以他的演述一出，便一呼百应，风随景从。

追求现代精神者在胡适的演述中感受到时代的气息、现代的理念；而固守传统者同样雀跃欢呼，在胡适的演述中感受到传统的生机，传统的学术理念正倚仗着现代学术话语而获得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