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修道院制度、基督教精神与理性思维
外国教育史经典笔记：第五章 西欧中世纪教育和阿拉伯的教育
外国教育史经典笔记：第五章西欧中世纪教育和阿拉伯的教育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近1000年，通称为“中世纪”（Middle Age s）。
这是西欧封建制度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历史时期。
西欧中世纪教育就是指这一时期的教育。
在整个中世纪，教会学校是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机构，与教会学校并存的主要是世俗教育。
第一节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教育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基督教会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它在意识形态上居于独尊的地位，并且垄断了中世纪的教育。
一、教会学校在中世纪，西欧的教会学校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修道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堂区学校。
在这三类学校中，修道院学校因其藏书丰富、管理严格等特点而成为最重要的教会学校。
1.修道院学校修道院学校主要是指设在修道院内的教育机构。
就其发生而言，修道院学校是基督教修行制度（或称寺院制度）的产物。
修道院学校分为两部分。
一为“内学”，主要负责对准备充当神职人员的学生的教育。
一为“外学”，负责对不准备担任神职的学生的教育。
修道院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服从、贞洁、安贫等品质。
修道院学校以圣经为主要学习内容。
通行的教材为《教义问答》，是基督教教会对初信教者传授基本教义的教材，用问答体裁写成。
神学加上“七艺”构成了修道院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而神学则成为其他学科的“王冠”。
修道院学校的教师多由修道士和其他神职人员担任。
教会学校对学生的管教极为严格，棍棒和鞭条是学校的必备品。
2、大教堂学校和堂区学校大教堂学校又称主教学校或座堂学校，一般设在主教的所在地，其性质和水平同修道院学校相近，学校设备和条件比较好，学科内容也比较完备。
堂区学校一般设在牧师所在的村落，是对一般居民子弟进行初步教育的一种形式。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思想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是西欧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和大学教师。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体制与修道院文化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体制与修道院文化在欧洲中世纪，封建体制和修道院文化是两个重要而不可分割的方面。
封建体制是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而修道院文化则是宗教和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探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和修道院文化，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封建体制。
封建体制是一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
在封建体制中，封建领主拥有土地，并从农民那里收取一定的农产品作为租金。
农民则在封建领主的保护下从事农业生产，并为领主提供劳动力。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形成了封建体制的基础。
封建体制还包括封建等级制度，其中君主位于最高等级，而封建领主和农民则位于下层等级。
封建体制的出现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在这个时期，欧洲的中央政权相对较弱，君主的权威受到挑战。
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君主将土地赐予封建领主，并与他们建立了互惠关系。
封建领主则通过拥有土地和农产品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势力。
同时，封建体制也为农民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在封建领主的保护下从事农业生产。
与封建体制相伴而生的是修道院文化。
修道院是一种宗教组织，修道士和修女在这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致力于祈祷、研读圣经和从事慈善事业。
修道院也是欧洲中世纪的知识中心，许多重要的文化和学术成就都与修道院有关。
修道院的修道士和修女通过手工艺和农业生产为修道院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教育和医疗服务。
封建体制和修道院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首先，封建领主通常是修道院的赞助人，他们为修道院提供土地和资源，并在修道院建立学校和图书馆。
这些学校和图书馆为修道院提供了教育和文化资源，培养了许多重要的学者和文化人物。
其次，修道院的修道士和修女也是封建体制中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农业和手工艺为修道院提供经济支持，并为封建领主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封建体制和修道院文化在欧洲中世纪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浅谈基督教神学文艺观
浅谈基督教神学文艺观第一篇：浅谈基督教神学文艺观浅谈基督教神学文艺观摘要：基督教作为中世纪的代表，其神学思想是当时思想的根源。
作为统治思想，它在很多方面都对世俗社会做出了规定。
在基督教的不断发展中，为保其思想的统治性，出现了教父哲学，其代表人物就是圣·奥古斯丁。
之后诞生了经院哲学，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
本文将重点对这两个人物的神学思想做一下简要分析。
关键词：基督教；神学思想；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引言：中世纪作为欧洲的封建时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督教的诞生。
基督教声称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必须通过赎罪才能进入天国，这种思想符合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
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完善基督教教义、压制异教思想的延续，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也不断发展变化着。
一：圣·奥古斯丁的文艺观（一）：上帝意志主宰世界奥古斯丁作为神学大师，他的神学思想不仅对教会，而且对整个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文化思想影响很大，成为中世纪欧洲统治的思想。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从歌颂天主出发，肯定善的普遍性，从而充满乐观向上精神。
他说天主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
”奥古斯丁把天主视为创造人间一切的主宰。
说“天主，万有的创造者”。
奥古斯丁眼光开阔，把天主不是看成为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所独有，而是看成为全人类的主宰，世界万物的创造者。
奥古斯丁认为由上帝创世开始的人类历史过程，不过是上帝的神圣计划的实现过程，人只是实现上帝的神圣计划的手段和工具，历史是上帝的作品。
在奥古斯丁那里，只有上帝才是历史的主人。
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再次阐述上帝至高无上，创造一切。
这种以神学为基础，以上帝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观，把上帝奉为崇高的形象，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上帝具有永恒性和本体的绝对不变性，上帝的意志与本体同在。
基督教与经院哲学
基督教与经院哲学一、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1、基督教的产生同大多数宗教—一样，基督教产生于对现实的绝望，确切地说，它产生于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人，基督教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分离教派。
“巴比伦之囚”后，在波斯人的羽冀下，犹太人建立了处于依附地位的祭司神权统治。
不久，厄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身上，在空前的绝望中，基督教产生了。
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灭波斯，其间有不少犹太人被充军或放逐到亚历山大城，从此形成了巴勒斯坦本土犹太人和希腊化地区客籍犹太人两大派系。
公元前二世纪，犹太人在反抗希腊人统治的马加比起义中与罗马结盟，建立了哈斯蒙尼安王朝。
公元前63年，罗马攻打耶路撒冷，把犹太变为罗马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
以后，罗马叙利亚总督克拉苏和朗吉努斯再次屠杀、洗劫犹太人。
公元前40年，罗马扶植希律为巴勒斯坦国王，对犹太人的统治更为血腥残酷。
公元6年，犹太人居住地区又被划为罗马的直辖行省，对犹太人的盘剥和屠杀变本加厉。
犹太民族掀起一次又一次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但遭到更为酷烈的镇压。
公元66至70年，“第一次犹太战争”期间，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攻陷后，据犹太史家约瑟法斯说，共有119．7万人被杀，塔西佗估计则为60万人①。
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犹太民族在空前的黑暗中进入全民族的大期待时代。
希望藉救世主的降临，摆脱罗马与世俗的苦难。
几乎所有这时期的犹太文学都有这些内容。
许多著作都采用启示录的形式．把黑暗悲惨的过去当作神所启示的未来胜利之前奏。
宣扬末世论，预言理想的“千年王国”即将到来，这些构成了基督教产生的最直接的思想动因。
在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中，犹太人由于各自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分裂为许多教派和政治派别，主要有4大派和若干小派。
撒都该派。
由祭司贵族组成，为犹太教的当权派，主张服从罗马统治。
法利赛派。
是犹太中产阶级和宗教知识分子的派别，非当权者，主张不与罗马人合作，保持传统的文化和宗教。
奋锐党。
犹太下层无产者，主张以暴力推翻罗马统治，建立上帝之国。
意大利修道院：理性与心灵的归宿
意大利修道院：理性与心灵的归宿作者：黄艳红来源：《文学教育》2018年第05期内容摘要：翁达杰的《英国病人》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小说以宏大的背景，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多条情节交互缠绕的叙事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一首瑰丽、壮阔的爱情史诗。
书中的主人公奥尔马希深陷于求而不得的不伦之恋，汉娜痛失亲友后抑郁寡欢，卡拉瓦焦在战争中身残志毁，基普在宗主国文化的阴影下自惭形秽。
带着各自创伤的四人狼狈地逃进破败的意大利修道院进行疗伤，相互舔舐伤口。
文章以创伤理论为视角，从个体创伤、战争创伤和文化创伤三个方面分析修道院里的四个主人公。
关键词：创伤弗洛伊德《英国病人》治愈《英国病人》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著作，该书于1992年荣获布克奖。
著名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在1996年将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搬上大荧幕，并在当年斩获九项奥斯卡奖，创下了好莱坞的又一神话。
小说以广袤无垠的北非沙漠为背景，谱写了一曲浪漫的爱情童话。
奥尔马希和凯瑟琳的爱情故事感人肺腑，似乎给狂乱的世界增添了一丝宁静。
但在二战阴影笼罩下的外面世界无序而疯狂，人们逐渐丧失理性，心灵漂泊无依。
在二战结束前夕，年轻的加拿大女护士汉娜自愿留下来照顾被严重烧伤的奥尔马希。
奥尔马希因从着火的飞机上坠落而失去记忆。
他们独自住在一个废弃的意大利修道院，后来又来了两个拜访者：一个是加拿大小偷卡拉瓦焦，另一个是锡克教工兵基普。
他们四人带着各自的创伤在这个暂时的避难所逐渐找到理性和平静。
卡鲁斯认为大量的创伤会排斥所有的表征，因为普通的意识机制和记忆都被暂时性地破坏了，但它们却会以一种闪回、创伤性噩梦以及重复式的现象延迟性地再现。
（Caruth，1995：4）因为战争的无情和背叛，奥尔马希被当作德国间谍受到逮捕而错失救助凯瑟琳的机会，但他一直铭记自己的承诺——回到游泳者洞穴。
他深知这个世界是无序的，战争已经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原有的道德伦理体系已经分崩离析。
随着沙漠探险的终结，凯瑟琳成为他生活中的唯一信仰。
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文化与学术传统
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文化与学术传统在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文化与学术传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修道院是信仰基督教的修士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以默默无闻、离世为善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修道院内，人们不仅追求精神与灵魂的满足，更致力于知识的追求。
本文将从修道院的起源，其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以及修道院学术传统等方面进行探讨。
修道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基督教信仰开始深入民众的生活。
修道院往往建在僻静的地方，有时是山间林中，或是建在天然的洞穴之中。
修道院生活从早到晚被音乐、祷告和念经所包围，修士们会沉浸在默契的祷告声中，与宇宙和神对话。
在这个独特的环境下，修道院的文化从诗歌、音乐、建筑到美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修道院文化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修道院的建筑风格被认为是后来哥特式建筑的起源，体现了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追求和对上帝的敬畏。
修道院内的手抄本艺术和装饰艺术经久不衰，成为中世纪欧洲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道院也成为了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之一，培养了许多重要的文人墨客和学者。
在修道院内，修士们致力于学术研究，探索人类的知识边界。
修道院学术传统的核心是经院哲学，旨在通过逻辑和辩证方法来研究宗教和哲学问题。
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辩证法的运用，这种方法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修道院学者主张将信仰和理性相结合，通过理性推理来解决宗教信仰和哲学之间的矛盾。
修道院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对中世纪欧洲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修道院学术传统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文学创作。
修士们通过散文和诗歌的形式表达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热爱和对世俗生活的拒绝。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修道院诗歌，这些诗歌既表达了修士们对上帝的赞美，也抒发了他们对世俗的批判。
修道院诗歌以其简洁、华丽的语言风格，以及对自然和神秘事物的描绘而闻名。
修道院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兴起和发展对欧洲的知识和文化积累产生了巨大影响。
修道院图书馆成为了知识与智慧的重要守护者，大量珍贵的手抄本保存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
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和它们的文化影响
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和它们的文化影响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大约从公元5世纪一直延续到15世纪。
在这个时期，教会在欧洲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修道院是教会内部的组织形式之一，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来探讨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和它们的文化影响。
一、修道院的起源和发展修道院最早起源于基督教早期的奥古斯丁修会。
在修会的成员中，有一些信徒因为想要更全面地学习圣经和履行教育使命，便决定把自己隔绝在世俗社会之外，生活在单独的小团体中。
他们认为自己不仅需要祷告和节制，还需要工作和学习。
随着修道院的逐渐发展，它们成为了教会内部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
修道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修道院通常由一群修士组成，他们按照某种规律生活。
这种规律包括定时祷告、斋戒和节肢，修士必须遵守规律中的各项要求，包括规定的工作、休息和睡眠时间。
修道院的内部管理也有严格的制度，包括会长、监督和院长等。
修道院通常都会建有教堂、园圃、农田和静修室等设施，用以支持修士们的生活和工作。
二、修道院对文艺复兴的影响修道院是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这里，修士们会进行学术交流和文化创作。
修道院的图书馆通常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修道院的修士们会对文化知识进行搜集、整理、保护和传播。
修道院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影响主要是涉及人文主义和艺术复兴。
修士们通过研究古代的文化著作，推广梵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
他们根据古代文化的精神内核，重新编纂和翻译古代经典，将古代文化的知识传递给了后世人们，为欧洲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此外，修道院对艺术复兴也具有重大影响。
修道院是欧洲中世纪最主要的建筑物之一。
修道院的建筑风格往往非常考究，无论是建筑的外观还是内饰，都非常讲究美学。
修道院的修建方式和建筑风格也会对外来建筑风格产生影响。
例如，哥特式建筑风格在英国的修道院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表现。
这样的影响到了现代，这些特征还可以在现代建筑中看到。
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文化与教育制度
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文化与教育制度在中世纪欧洲，修道院文化与教育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修道院既是精神中心，也是教育中心。
修道院内通常有图书馆、教堂、书房等设施，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学习环境。
在修道院里，人们可以学习神学、哲学、文学等各种学问，同时也可以接受实用性的技能教育。
一、修道院文化的背景中世纪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被重新发掘，弗罗斯特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这些都推动了欧洲文化的进步。
同时，基督教的深入影响者欧洲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欧洲人民信仰上帝的重要象征，也让人们产生了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
修道院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和当时的大多数教育机构不同，修道院鼓励学习和思考，推崇知识和智慧。
修道院内有很多著作被保存了下来，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二、修道院文化的内容修道院文化涵盖了很多领域，包括神学、哲学、文学、科学、历史等。
修道院鼓励学习和思考，并使学习成为修行的一部分。
修道院内的学习通常分为两个层次：普遍学习和专业学习。
普遍学习包括拉丁语、基础的文学、历史、宗教礼仪等知识；专业学习包括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等知识。
修道院也是文学的重要场所。
修道院内通常有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修道院也是许多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场所，如黑格尔、达芬奇、但丁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受到当时的欧洲人民的欣赏，而且至今仍广为流传。
三、修道院教育制度修道院的教育制度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
初级教育通常包括拉丁语、基础的文学和基督教信仰教育等。
学生在这一阶段学习的时间长短不一，紧接着就会进行高级教育。
高级教育则包括神学、哲学、科学、医学、法学等基础和应用学科，用来为成为神父、修士或学者做准备。
许多修道院也提供一些技术类的课程，如农业技术、工艺技术等，这些课程用来为修道院自给自足打下基础。
在修道院内学习的学生通常是年轻的男性。
他们被先锋志愿加入修道院，并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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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修道院制度、基督教精神与理性思维修道制度保存和传承了基督教文化，其对后世的贡献不言而喻，在近千年的中世纪文明中，以修道院文化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充斥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修道院不仅为基督教会提供了大量的神职人员，还对教会改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启蒙运动后过度强调理性带来了道德沦陷，人心浮躁，环境污染等后果。
所以，从现实中看，修道院和基督教提倡的抵制拜金、谦卑与和平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通过浅述修道院对基督教文明的传承作用以及基督教文明的道德合理部分，以期在当今社会中理性可以更多掺杂道德成分。
标签：修道院；中世纪文明；理性主义修道制度以及其所隐含的修道精神，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骨架。
当整个西欧笼罩在基督教之下时，修道院的作用隐性而又不可或缺。
在大教堂和大学出现之前，它几乎集中了全部基督教文明的精髓。
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的灭亡，使西欧发达的文明支离破碎。
基督教不仅充当了临时的制度重建者还传承了罗马的文化传统。
罗马帝国灭亡前，一些曾受到教育的贵族纷纷加入教会，以求得保护和免除赋税。
而修道院在西欧创建初期，其创建者大多是有知识有能力的贵族，院长也是由具备文化修养的人士担任，所以修道院从东方传入西欧就是文化的聚集地。
一、修道院与中世纪西欧文明血脉相连修道院是应对社会严重危机的挑战而出现的，隐修制度最早是由东方传入西欧，其社会背景是罗马帝国正处于全面危机之中，日薄西山。
这时的隐修制度表现出了东方宗教的性质，以个人的超脱和修行为主要表达方式。
这种方式不止是为了反抗罗马腐朽而专制的统治，也反对基督教内部的混乱。
东方的隐修生活传入西欧后，与基督教永恒的危机观念相结合，逐渐成为教士们普遍的生活方式。
修道生活不再是个人的、孤寂的，而是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集体生活。
公元4世纪基督教神父们从神学和教义的角度解释和提倡修道院制度，为其在西欧的广泛推行扫除了舆论上的障碍。
同时，那些修士出身的主教们在自己教区的实践，也使修道院制度在西欧迅速的传播[1]。
修士们不再像他们先辈那样，执著于折磨自己的肉体来贴近基督，而是用顺从、服从和有规律的生活、劳作、抄写经书等方式来实现对上帝的虔诚。
他们坚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于是在生活方式上无限地接近基督，模仿基督。
从修道制度和修道院院规来看，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也有其合理之处。
圣本尼迪克院规首先强调的是院长对修道院的权威管理权，院长在行为方式上要起到带领和表率作用，以此来树立个人威望。
在修道院里，任何人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不能与院长争论。
这种服从源于对基督的崇敬，它解决了当时西欧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废墟上以榜样的姿态重建了有序的社会组织。
修道院用耐心的、安静的手段重塑在现实和精神都已倒塌泯灭的世界。
修士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只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其余的后果都是不自觉产生的附带品。
但正是这些附带品，产生了比虚幻的宗教理想更严重的社会影响。
修道院最初追求的是完美的基督生活，是对世俗教会的离弃，不是单纯的出世入世。
而这种理论式的生活一与西欧破碎黑暗的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反而成为了整个社会恢复生产的主力。
由于不反对世俗贵族大量的捐赠，修道院的私有化出现并日趋严重。
修士入修道院，从发愿这天起，他的全部私有财产包括其身体本身，都属于修道院支配。
但修士的贫穷并不意味着修道院的贫穷，通过包括王室赐予等方式，修道院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财富。
谁把持了修道院院长的职务，谁就享有对修道院财产的支配权和使用权，这是从修道院服从精神延伸下来的后果。
另外，由于认定懒惰是灵魂的敌人，修士们还亲自参加劳动，组织开垦土地。
修道院的管理者较有文化知识，包括三圃制在内的许多农业技术，常常是在修道院领地先行和推广[2]。
无疑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是有十分浓厚的功利成分的，其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应是他们能直观地看到修道院在经济上起到的重要作用，简单的手工业、粗犷的农业生产对于居无定所的日耳曼人无疑有致命的诱惑，这一事件对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
基督教重视宗教依据，重视文化对宗教发展的影响，并热衷于用文化丰富宗教。
蛮族入侵后，城市受到极大摧残，文化衰微，而地处偏远地区的修道院，却大多得以保存。
文化中心逐渐偏转到修道院。
基督教原始观念、隐修理论和罗马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新一时期的基督教理论。
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后，宗教信仰和道德文化的新思维开始由修道院发端。
日耳曼人重武轻文，甚至连查理大帝都不会书写拉丁文，文化为教会和修道院所垄断。
由延续罗马文明到垄断西欧文教，修道院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把自己的观念灌输到整个西欧文明的根茎之上。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方世界文明的先驱，但作为传承者，修道院和其所代表的基督文化有权利打上自己的烙印。
另外，修道院在西欧中世纪的前几个百年中，一直是文化中心。
控制经济和文化命脉，使修道院帮助基督教控制住了整个西欧社会的思想。
基督教文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其持续性和连贯性在于它把物质财富与思想统一到神学之下，直至商品经济对它发起冲击。
以修道院为中西的基督教文明步伐缓慢并且曾长期以荒诞死板的经院哲学为核心，但却不可否认，近代的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正是与其生长于同一片土壤之中，却又在着上盛装后把自己摆到黑暗落后中世纪文明的对立面。
二、基督教信仰与理性思维的辩证中世纪是基督教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时以修道院为文明源头的基督教反对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倡导“基督教是穷苦人的宗教，而这些人的穷苦既是物质上的穷困，也是文化上的贫瘠。
物质上与思想上的质朴是它提倡的美德，资本主义经济所倡导的价值至上原则却与之相悖，文艺运动之后，西方文明的发展走上了一条与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的道路。
西方资本主义最早的积累应该源于12-13世纪中世纪的城市化，这一时期正是市民阶级与王权联合起来驱逐教会势力的阶段，甚至会认为教会的说教阻碍了市场经济。
基督教教义要求人们远离家庭亲情、尘世野心和财产的追逐，主张通过这种方式来接近基督。
神学认为经济活动本身的目的应该是人，而不是利润。
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应该为拯救人灵魂这一目的而服务，而不应被夸大为单纯地追求利润。
基督徒们甚至认为知识是上帝的礼物，传授知识若以利益报酬为目的，则是远离教义的行为。
因此大批教师加入修道团体以获得生活保障，避免职业失败的危险。
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对高利贷和利益经济的批判无疑是乐观且难以实行的，但其中宣扬的神性至上原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寻找的对道德缺失的信仰补充。
教会认为赚取商品差价是不道德的，是违背基督教义的行为。
对基督的崇拜和对财富的崇拜本就应是不相兼容的，基督教只允许一元崇拜。
上述美德并不是中世纪的传说，西方文明同样有其发光的部分，宗教崇拜的作用就突出的体现于此，它可以用信念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弥补过分强调理性所带来的裂痕。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理性意味着面对世俗生活，亲身观察、独立思考。
理性解放自由，个人的自由却又受到了理性的干扰。
在资本和价值的领域，理性就不能适用于一切，它必须要下放自由。
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在追求资本上的严重道德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它作为一种信仰并不具备约束全部社会内容的能力。
中世纪神学对基督的信仰无疑是盲目的，它用天国来说明人世间的不平等现象合理以及否定人的存在价值，是其致命的非理性根源。
封建制度在西欧确立后，“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在缓慢的前行，人们的创造力和精神状态使人们看到了人自身的价值，于是出现了过分强调理性思维的启蒙运动。
这种敢于追求、敢于创新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发源于基督教本身。
从反抗罗马迫害到成为国教，政教之争再到十字军东征，无一不是基督教本身对权力的争取、对社会的抗争活动。
西方的民主制基础，正是先由教廷限制王权才逐渐过渡到议会手中的。
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之后，基督教的传统美德成为批评对象，《国富论》打败了《圣经》，重金主义带来了一系列暂时无解的社会问题。
中世纪虽然存在种种不平等的现象，但人们却不会认为唯利是图才是文明社会最显著的标志。
从文明传承来看，文艺复兴并非是中世纪文化发展进程的中断，而是它的延伸[3]。
宗教哲学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虽然在对待科学、宇宙、善恶等方面分歧较大，但无疑都是当时社会约束下形成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通的作用。
两者都是社会思想的主导，其差别主要是在认识深度和广度以及视角上面。
从知识更新和知识积累上看，两者都必将成为新知识的踏脚石。
所以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要停留在宗教迷信的角度。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也不能指导一切活动，应同样看他它们为文明带来的后果，也仅仅是一种暂时性思潮。
如果说人文主义者因呼唤新生活而唾弃其身后那个时代情有可原，我们今天继续附和这个论调则是错误的[4]。
道德信仰像一根线，无数次地把西方社会拉回即将偏离的轨道。
精神信仰和物质崇拜一直同在一座天平，此消彼长。
社会的进步以物质丰富为显性标准，而历史证明，纯理性主义和纯宗教信仰都不应是最好的社会状态。
两者之间互为因果、相互扶持地在历史中寻找着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文明都存在于这个平衡的后果之中。
文化的积累和物质的积累本就不是齐头正步行走，文化是被祖先撒进血液中的东西，物质传承的风险性显而易见。
现今我们正生活在过分强调理性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社会现实中，从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我们比西方更多地承受了理性主义的硬着陆。
所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础上，道德也要有强健的体魄与之同行。
参考文献：[1]王亚平.修道院变迁[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9.[2]陈曦文.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77.[3]陈曦文.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4]王凯.西欧中世纪修道院与人文主义[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