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

中日文化差异

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特点。其特点都有浓郁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分不开的。中国自古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势众，民族复杂，文化多元。这些造就了中国人的个性，谁都无法逃避。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势众，古代史来都是个首屈一指的强国。因此中国人有着自大甚至是自恋的心理。对外没有危机感和压迫感，因此中国的文化大多都是对内的思考，对人的自省。

日本人身居岛国，民族单一，地小人多。为图自存，造就了日本人奋发图强，崇尚集体主义，坚韧不拔的个性。但因为是岛国且民族单一，日本人的文化缺乏内涵，缺乏包容与博大，缺乏理性的思维和对世界终结关怀的博大精深。因此日本人很容易偏激，因为过于执著往往会变得偏激，而且往往会自不量力，殊死一搏。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日本是一番景象,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又是另一番景象。

就家庭说开。日本很开放,但日本也很保守。日本至今都很保守-----在女权束缚的弊病下。日本至今保留着妇随夫姓的习惯,而且日本非常保守的那些女子,对于丈夫之恭敬只能以乖戾视之。对于自己的丈夫,甚至于临睡前上妆,房事时仍带着尊敬称呼。在日本女性结婚后一般就失去自己的工作。而且这种“失去”还往往是带着主动的倾向。就算开放些的女子,在结婚后也从此消失在“工蜂”的舞台,一心尽为妻为母的职责。这和新中国成立前非常相似。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已作为旧习废除了。在现今中国,这样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是的,在中国,也许在农村,在台湾地区,还有此般现象。但是,远远不成风气,更不及日本这般“普及”。

由于和日本的社会性质不同,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价值取向也完全迥异。中国由于过去特殊的历史原因,丢失了很多民族特有的价值取向,而是随着改革开放,吸收西方文化后诞生一种融合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人在全面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对新鲜事物有了很强的学习欲,个性开放指数也比计划经济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同时必须提醒的是由于之前的历史原因,中国人的性格中同时掺杂着传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综上,造成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的不稳定和易动摇。如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热”,“股票热”,在这一系列的积极背后,同样必须承认它们给人带来的盲目,主见差的危害。而这些-----盲目地追求、不强的判断力,是中国人价值取向里不能予以肯定的地方。

前面说了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坚忍的民族,这一点促成了他们在科技、艺术里较多领域的繁盛。同时也造成他们民族性格里的残暴气质。二战时成为法西斯三国之一与这脱不了干系。至于日本人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比较“纯”。众所周知的原因:二战后的日本百废待举,一切归零。也许在很长的美国管辖时间里,他们遭受着文化侵略。但是,这样的文化清洗同时也是使之脱胎换骨。日本的文化,由于战后的历史,使其在本身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得到了更强有力的血液。甚至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兼并下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因此日本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地域窄小的日本要想不被挤压出资本主义的大客车,只有积极,进步,强大。

有人曾说过中国人就像一盘散沙。中国人喜欢讲集体主义，但却是最没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取而代之的是家族的小团体主义。而家族式的小团体主义必然面临着分崩，即家族的基业逐渐被子孙瓜分，力量只会减小不会增大，而且以血缘关系的为纽带的集体往往重人情轻纪律。但大一统的思想还是深入人心的，当对外无忧时，中国人擅长窝里斗。当面临外强时则会很快的团结起来维护整个集体。因此也有人说，当中国被外在压力压的透不过起来时，则会紧紧团结起来，碾碎外来侵略。

日本崇尚集体主义。对内日本有其一套看起来很礼貌的制度，人人彬彬有礼，团结友善，但这也是日本等级制度的侧面反映，对于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其礼遇也是不一样的，就连鞠躬

的幅度也因人而异。靠着这种金字塔式的集体协同模式及严格的纪律，其集体的力量被很大的发挥，但也易因整体方向错误，误入歧途。日本对内友善并不代表其国民高尚的道德。其对外政策就可以反映出一二。二战前日本好媚强凌弱，战后日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都带有其他的功利作用。

中国人自古接受这专制主义的熏陶，因此有着极强的奴性，至今如此，其吃苦耐劳之能力是旷世罕有的。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部分知识分子的开始改变思想。但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改革开放，中国人始终无法彻底改变这种奴性。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世界的民族。而与之带来的是对自身肉体的轻视。日本人对于为国献身相当的狂热，远超中国。日本在战争中投降的人数的比例是世界上最少的。因为他们不怕死，为了他们的精神，死反而是一种成就自我的手段。如同樱花即盛即凋之美，日本人喜爱樱花与此也是有莫大的渊源。

由于中日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很多人认为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具有极其相似的文化特性，甚至把因为中国文化曾经是日本文化的老师，就认为共同的文化渊源使得中日两国之间不应该存在什么文化壁垒，彼此之间应该很容易沟通理解。但是我认为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越是认为中日文化相似，越是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方按照己方的行为模式为人处事，在现实中反而越容易四处碰壁，遭到对方的强烈反感和排斥，遇到很多完全预想不到的困惑和不解。那是因为越是强调中日文化的共性，就越容易忽视对方文化的异质特性，缺少对异己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也越容易用己方的价值观念来判断对方的行为方式是否适当。在现实中遭遇许多文化冲击和挫折后，又受到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先入为主观念的干扰，不能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所遇到的文化冲击和挫折，反而把这种挫折感诉诸于情感：中国人指责日本人自私、冷漠、狭隘、排斥异己和斤斤计较，而日本人反过来抱怨中国人马虎、拖拉、不拘小节、假公济私和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相互指责埋怨不断升级，严重伤害了两国国民感情。在文化的表层，比如像汉字、插花、茶艺、节庆风俗等，中日文化确实存在很深的渊源和相似性，这种表层文化常常是动态的，容易相互借鉴和学习，也容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是文化中的“深层结构”，也就是另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为这种类型的文化，而不会成为其他类型的文化基因则以稳定为常态。“深层结构”往往不像表层文化那样，容易被人察觉，但是它却作为支配人们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法则牢牢地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人们往往把日本文化比作是各种外来文化熬成的一锅“大杂烩”，或者是一张白色的画布，上面由外来文化涂抹成的各种颜色和图案就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总体。但是我却认为可以把日本文化形象地比喻成一锅“西红柿汤”，不管这锅“西红柿汤”中加了多少其他材料，其基础依然是“西红柿味道”。或者说如果日本文化是一首交响乐曲，它的主旋律固然是外来的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但是这首交响乐曲的低音和声却始终都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乐曲主旋律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低音和声部分听起来虽然不像主旋律那样明显，但是它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并“执拗”地反复出现，牢牢地控制着交响乐曲的基本风格底蕴，规定着曲子的行进方向。所以说，日本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日本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当然也决定了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性。

以上，我说了很多关于中日文化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文化差异？

我个人认为造成这样的文化差异有诸如以下这样的因素：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历史原因等等。由于这些差异，中日人民之间有很大的代沟，常常怀有敌意。就比如很多朋友称呼日本人为“小日本”“日本鬼子”。然而，我认为，中日就如同两把尺，不管再怎么抱有成见，他们还是尺有其短，寸有所长的。

如今，日剧在中国已经很泛滥了。然而日剧中所展现的日本只是片面的，我们应当从其他方面更努力的去了解关于日本的一切，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

习。

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渊源，但却造就了相当不同的民族精神。中日两国的恩恩怨怨也许是历史的命运，但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挺过来了。在经历的火与泪的洗礼后，我深信我们的民族精神会重新振作，重新散发出大唐时代夺目的光芒!

中日文化差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0年03月21日 20:26 https://www.360docs.net/doc/775578307.html, 【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核心提示：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以来，中日关系总体上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但过程却迂回曲折。至此，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来研究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在两国关系的处理上，这些因素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中日的文化差异来研究中日关系交往中的问题，并对中日关系健康良好发展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历史悠远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1.1孕育中国文化的地缘因素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大多依托黄河，深居内陆，对外交往相对较少，这样一种半封闭的大陆大河环境，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

而黄河流域有利的农耕地理条件是中国地缘文化产生的主要根源。良好的农耕条件，致使统治者向来重农轻商，“民以食为天”成为统治者的执政政绩的唯一考核标准，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方式成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亘古不变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因此中国文化的一系列传统特征就由此派生出来。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远远超过了周边大陆国家，而对更远的海洋国家一直以来知之甚少，随着所谓的“九州”观、“天下”观逐渐膨胀，使得其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既然没有外敌压迫的紧迫感，又没有物质缺乏的困境感，那么中国人所具有的温和、平实、“兼爱、非攻”、求安定的性格也就不足为奇了。“安居乐业”，以及对和平的渴望自古就移植于农业民族的中国人身上。

1.2概说中国文化的特点

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使得中国文化有着深厚底蕴，在这里，结合孕育中国文化的地缘因素，来概说一下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

第一，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揉舍各家学派的观点，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适应，和为贵、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的政治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

第二，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自然界、人

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的本质概括。它指“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和而不同”“和为贵”、“和合”相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和原则。后来，“和合”人文精神发展为“和合”文化。“和合”人文精神是“和合文化”的核心。而“和合”文化思想，又集中体现在了中国儒家提倡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伦理思想中，更加系统地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二、不失本性但又不断吸收创造的日本文化

2.1日本文化产生的地缘因素

与中国不同，海洋性地理环境是日本地缘文化产生的基本生态条件。对于日本而言，其地理特征较为单一：四面环海，因而其战略选择自然以开发海权为主。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便开始对其海军进行重点发展。尽管资源有限，但单一的地缘环境决定日本战略选择的单一性及由此而带来更高的战，略意志，使日本在发展海权方面远比中国更为专注。

梁启超先生曾言：“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累生焉。”日本作为典型的海洋国家，享有海运之便，由于这些地区的岛屿或半岛腹地都较狭窄，不似中国一样南北跨度数十纬，享有丰富多样的物质资源，便促成了人们朝海外开拓的野心。作为海洋民族来讲，长期靠海而生，面对海洋随时随地不可预知的异变，譬如台风、暴雨、暗礁、骇浪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海洋民族的生存毅力，于是征服海洋、征服自然的斗志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形成了勇猛、开放、外向、尚勇好战的民族性格。同时也造就了日本民族对外扩张侵略的民族目标。

2.2日本文化特点

日本特殊的地缘环境也造就了日本特殊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集团主义是日本文化的集中体现。集团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历来习惯以集团的原则行事，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日本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但相互协调只是集团内的协调，对集团外并不存在协调关系，所以实质是以集团形式表现的利己主义。

第二，吸收性和创新性是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日本东边是太平洋，北边是朝鲜海，南边则是南中国海。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正适合吸收外来文化，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欧美文化也直传日本。纵观日本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吸收性是日本地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日本人又善于对外来文化进行创新，为己所用。

三、文化特性下的两国外交政策

3.1不同儒学思维下的中日矛盾

如前所述，中国地缘，经济和封建统治的特点，提供了儒家思想发展的温床，当然，儒家

思想在中国的统一和安定团结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吸收性的日本文化特点，使得日本在结合本国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中国文化(主要是孔孟的儒家之学)。同时基于其创新性的特点。在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上，却与中国的儒学又有差别。

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儒学传入日本后，其核心思想的排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仁”的思想；而日本儒学作为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的精神。

如此可见，虽同出自儒家思想，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这些文化差异的特点典型表现在两国外交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日本传统文化下的道德观，使日本人不愿对那场侵略战争作真心忏悔，倒是试图尽快将其忘却。中国人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丢掉是非原则，更不能忘记战争带给自己民族的深重灾难。因此，对日本政府批准出版篡改侵略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日本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侵略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也坚持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的原则。由此可见，多年来日本屡次出现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为侵略历史翻案，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国民“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把名誉看得比正义、普行更为重要”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

总之，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旷日持久的交锋，是以本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作背景，短时期内是不会偃旗息鼓的，中日之间的这种矛盾也不会立刻消失，这将是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的根本。因此，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明确的表明态度并承担自己的责任，共同努力确保中日关系的健康良好发展。

3.2“和而不同”与“集团主义”的外交政策

“和合文化”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和而不同”。封建时期，虽以“天朝上国”自居，但是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遵从礼数，没有凌辱过任何小国。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仍然采取“和而不同”的外交政策。

日本的“和”文化虽也来源于中国的儒教文化，但与中国儒教文化主张的“和而不同”相区别，日本的“和”文化是建立在强调高度同质性的基础之上，是以牺牲多样性和首创精神为代价的。强调整体利益和整齐划一，是“和”文化的灵魂。其要旨就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为家族、企业和国家的和谐和整体利益牺牲自身的个性和利益。否则，就会被视为令人讨厌的、肮脏的另类，为全体社会所不容。这就使得日本武士道精神具体表现为“忠”，对“仁”的考虑倒是其次了。

同时，日本的“和”文化有着两层含义，即对内对外。也就是强烈的等级观念和集团主义。在日本，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等级观念，集团主义色彩非常之重。同样，这种文化的底蕴必然也会在其外交政策中表现出来。外交方面，日本人通常把世界上的国家按实力排序，针对不同实力的国家采取不同态度。他们认为，弱者服从强者，强者支配弱者实属天经地义。纵观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总是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与当时实力

最强者结盟，并对它们俯首帖耳。一战时期的。日英同盟”，二战时期的“日德同盟”，以及战后的“日美同盟”，就是日本人这种“强者支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意识在外交方面的最好体现。

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的集团主义在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即他总是热衷于“结盟”，和另一个团体合作以充实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又由于他还有一种对内的集团主义，又使得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很强的“家国”意识，也可以说是日本主义，任何涉及到日本个人命运的外交事件，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整个日本深深卷入。也正是这一对内集团主义决定了日本难以与别国建立真正符合国际规则的契约关系，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不可能变成日本人，而日本人又难以通过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单纯的权力关系，即征服一反征服、侵略一反侵略、支配一反支配的关系，而且日本政府也是乐此不疲。具体的就是在世界的舞台上，日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追求政治大国的梦想，认为日本应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日本应确立对世界的霸权。为此，日本政府试图积极加入常任理事国，以提高本国在世界中的政治地位，成为政治大国来支配其他国家。

四、文化差异与中日关系新发展

正如前所述，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各方各面的。在新形势之下，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由中日文化差异引起的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而且这种差异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被放大，因此，为使两国关系以后朝着更加健康，更加互信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首先要改变一些自己的价值判断偏差，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通过对话，互访的交流方式，“求同存异”，共同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