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天津港企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天津港企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者：刘瑞卿来源：《运输经理世界》2009年第04期天津港，一片拓开沉泥淤滩、撩动渤海之滨崛起强音的创业热土，一个书写百余年沧桑、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国际水陆枢纽。
从1952年重新开港，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五、中国第三，连续七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吞吐量超过3.5亿吨的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
天津港一路风霜雨雪，一路开拓创新，从孱弱嬗变成伟岸，从过去走到现在奔向未来。
历史回望——积淀深厚的企业文化底蕴天津港的企业文化源于地域文化，“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
天津港于1860年辟为对外开放口岸，至今延续了近150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海洋、海河、船舶、码头孕育了天津港的企业文化，加之中外文化在港口不断交流融合，使天津港企业文化从历史上就带有地域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显著特征。
1952年-1978年，创业期文化初步形成。
1952年天津新港重新开港后，百废待兴，天津港人凭着一腔赤诚之心，发扬艰苦创业、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硬是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起了中国最大的人工港。
天津港人胸怀宽广、忠厚坦诚、吃苦耐劳、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溯源于此，创业期“手钩、垫肩、破棉袄”的“三宝”文化初步形成。
1978年-2001年，成长期文化日渐丰厚。
1978年以后，天津港的生产建设进入了全面恢复时期。
尤其是1984年天津港成为全国沿海港口体制改革破冰先行者，实行“双重领导、地方为主”、“以收抵支、以港养港”政策以后，市场开发意识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要求日益强烈，员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等、靠、要”的固化思维被彻底打破，拼搏奉献、力争上游的时代精神不断突显。
1988年，港口吞吐量突破2000万吨，跨入国内沿海港口前列。
逐步形成了形成了“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务实进取”的企业精神和“优质服务是天津港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的服务宗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乘国际国内经济提速发展大势，天津港打破“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的思想桎梏，着力实施深水化战略，广大员工发扬“精卫填海”精神，使港口等级从5万吨级提升到15万吨级。
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实施方案
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实施方案一、背景介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圈子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文化形式，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圈子文化以共同兴趣、共同爱好或共同目标为纽带，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圈子。
而码头文化，则是指在特定场所或特定社群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社区感。
二、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实施方案1. 创建圈子文化交流平台建立一个圈子文化交流平台，为不同兴趣爱好的人们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促进圈子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通过该平台，可以发布圈子活动信息、分享圈子经验，还可以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圈子文化的讲座和交流，丰富圈子文化的内涵。
2. 开展圈子文化推广活动通过举办圈子文化推广活动，吸引更多的人们参与到圈子文化中来。
可以组织一些主题活动，如摄影展、手工艺品展示、音乐会等，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圈子文化中来，增强圈子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3. 打造码头文化体验区在特定的社区或场所，打造一个码头文化体验区，展示当地特色的码头文化，让人们亲身感受和体验。
可以通过搭建仿古的码头建筑、展示传统的渔民生活方式、举办民俗文化活动等方式，让人们感受到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社区文化。
4. 加强圈子文化教育通过开展圈子文化教育活动，提升人们对圈子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讲座，开设圈子文化课程，组织圈子文化考察活动等，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圈子文化中来，推动圈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5. 建立圈子文化保护机制建立圈子文化保护机制，加强对圈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设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开展圈子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等方式，保护好每一个有价值的圈子文化，让其得以传承和发展。
三、总结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实施方案的推行，将有助于促进圈子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
通过以上方案的实施，可以为圈子文化的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推动码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社会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码头文化常识高考知识点
码头文化常识高考知识点码头是连接陆地和水域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一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交通运输的发展，码头地位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这篇文章将介绍一些与码头相关的文化常识高考知识点，希望能够对考生有所帮助。
一、码头的历史与发展码头作为水陆交通连接的重要场所，起源可追溯至古代。
当时人们利用自然的港湾、滩涂等地形进行货物的装卸和船只的停靠。
随着工业革命和贸易的发展，码头逐渐形成了现代交通枢纽的模样。
码头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同国家的码头发展水平也有所差别。
二、码头的功能与特点码头不仅仅是交通运输的枢纽，还承担着其他重要的功能。
首先，码头是货物装卸和仓储中心，是物流运输的重要环节。
其次，码头也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城市的海港码头成为了知名的旅游景点。
此外，码头还承担着海关、边防等国家重要机构的职责。
码头具有几个特点。
首先，码头通常位于沿海地区或内陆水系交汇处，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
其次，码头需要有足够的深水和宽广的堤岸，以便停靠大型船只和进行货物的装卸。
最后，码头通常拥有完善的设施和设备，如起重机、码头平台等。
三、码头文化的内涵与传承码头不仅仅是物质交流的场所，还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文化记忆。
许多码头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
比如中国的泰山港、青岛码头、香港港口等，都是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地方。
这些码头见证了国家的历史变迁，也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传统的码头文化包括了许多方面，如商业贸易、航海文化、民俗传统等。
在这些码头文化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传说，如渔民的渔歌、码头上的市井生活等。
保护和传承码头文化不仅仅是对历史遗产的珍视，更是对城市文化多样性的呈现。
四、码头文化的保护与利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老旧的码头逐渐被淘汰和拆除，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遗憾，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损失。
保护和利用码头文化成为了许多城市规划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码头文化招商方案
码头文化招商方案1. 项目背景码头文化是指位于沿海地区的具有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码头建筑，是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近年来，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旅游的兴起，码头文化也成为了各地旅游招商的热门项目之一。
2. 招商意义码头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通过弘扬海洋文化，可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和旅游，进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此外，通过与当地的其他旅游资源结合，可以打造特色旅游品牌，提升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发展规划在推动码头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方案。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3.1. 保护与修缮对于已有的码头建筑，应该加强保护和修缮工作，维护其原有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此外，可以适当地对其进行改建和升级，提升其游客接待能力和旅游体验感。
3.2. 文化展示通过丰富的文化展示和体验活动，将码头文化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向游客展示，并引导其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当地的海洋文化。
例如可以开设码头博物馆、举办传统渔家乐等活动。
3.3. 旅游服务为了更好地向游客提供服务，应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停车场、餐饮、住宿等设施的建设。
此外，可以引进各种旅游项目和活动，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
3.4. 品牌推广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向社会推广码头景区和旅游项目，建立品牌形象，并不断提升其知名度和影响力。
可以通过参加各种旅游展会、开展线上的宣传推广等方式。
4. 投资回报码头文化旅游项目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一方面可以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可以通过门票、衍生品销售、租赁收入等方式获取收益。
5. 招商合作为了更好地推动码头文化的发展，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
可以通过招商引资、股权投资、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合作共同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同时，我们愿意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服务和支持，以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
码头文化文档
码头文化引言码头作为一个交通和物流的重要节点，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了具有实际功能和经济价值外，码头还承载着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
码头文化是指以码头为背景的文化现象和传统，反映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人文和生活方式。
本文将介绍码头文化的定义、特点和影响，并探讨码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码头文化的定义码头文化是指以码头为核心的一系列文化元素和活动。
它包括了码头的建筑、设施、管理和经营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
码头文化还涵盖了与码头相关的民俗、风俗和传统，以及码头周边社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活动。
码头文化的特点1.多元融合：码头文化融合了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例如，一些国际性的港口城市的码头文化融合了多种语言、音乐和美食，展现了跨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特点。
2.代表性建筑：码头通常会建造一些代表性的建筑，如仓库、码头大楼和灯塔等。
这些建筑不仅具有实际功能，还成为了城市的地标，代表着码头的历史和地域特色。
3.创意产业：一些码头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转型为创意产业的聚集地。
例如，一些老旧的仓库被改造成艺术家工作室、设计公司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吸引了大量创意人才和企业。
4.活动丰富：码头常常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音乐节、海洋文化节、手工艺市集等。
这些活动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也吸引了游客和外地居民前来参观和体验。
码头文化的影响码头文化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1.经济发展：码头作为物流和交通的重要枢纽，对城市的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
而码头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则为城市带来了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
2.城市形象：具有代表性的码头建筑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城市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和品牌。
这种形象可以吸引游客和投资者，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3.社区凝聚力：码头作为一个社区的核心，码头文化对社区居民的凝聚和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码头文化活动，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加强了社会联系。
码头文化措施方案
码头文化措施方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码头文化逐渐在城市中崭露头角。
码头作为连接水陆交通的重要交通枢纽，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通过对码头地区的文化资源和特色进行挖掘、保护和开发，可以为城市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为了充分发挥码头文化的地域特色，提高城市吸引力和文化品位，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码头文化措施方案。
一、文化设施建设在码头地区建设一批符合现代化文化需求的设施和场所，例如博物馆、美术馆、艺术中心和文化展览馆等，可以为城市吸引更多的文化爱好者和游客。
通过这些设施和场所的建立，可以展示码头区域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建筑等特色文化景观，达到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效果。
二、文化活动策划文化活动是传播和弘扬地方文化的重要手段。
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艺术表演、文化节庆、文化论坛等，可以让市民和游客更好地了解和感受码头文化。
此外，结合时代发展和区域特色，策划具有时代性和特色的文化活动，如摄影比赛、文学创作、电影分享等，增强市民的参与性和体验感。
三、文化商业化文化商业化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有效途径。
可以在码头地区发展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如文创产品、文创餐饮、旅游服务、手工艺品等，以文化为纽带，打造具有本地特色和品牌意识的商业化项目。
这样可以提高码头区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支持和推动本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四、文化教育普及文化教育是培养和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
可以在码头地区设立文化教育机构，如美术学校、舞蹈学校和音乐学校等，提供文化艺术教育服务。
此外，还可以开展文化课程和文化讲座等文化活动，加强市民的文化教育普及和文化素养提升，以达到文化传承和教育的目的。
五、文化建筑修缮文化建筑是表达城市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载体。
可以对码头地区的传统文化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筑相结合，力求在保护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同时，满足现代城市化需求和市民利益。
通过文化建筑的修缮和保护，可以展现码头地区的文化特色和历史风貌。
六、文化志愿者服务文化志愿者是传播文化，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
码头文化 (2)
码头文化
码头文化是指与码头相关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习惯。
在许多沿海城市，码头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和文化象征，与渔业、海洋、海运等密切相关。
码头文化有以下特点：
1. 海洋生活：码头上居住和工作的人经常与海洋产业有密切联系，比如渔民、船员等。
因此，码头文化往往具有浓厚的海洋氛围和海洋生活方式。
2. 民俗传统：码头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常常是海上贸易、渔业活动的集散地。
在码头上，人们会举行一些传统的庆祝活动和仪式，来祈求海洋的安全和丰富渔获。
3. 船舶文化：码头是船只停泊和交流的地方，船舶文化也是码头文化的一部分。
码头上的人们对船舶和航海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崇拜，同时也保留了许多与船舶相关的传统和习俗。
4. 地方文化：每个码头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和民族特色。
在一些地方，码头文化与当地的民俗、音乐、舞蹈等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码头文化不仅是沿海城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
现在，一些城市已经将码头改造成为文化艺术中心、休闲娱乐区等，希望通过保护和发展码头文化，促进城市的发展和文化传承。
谈谈宜昌码头文化
谈谈宜昌码头文化谈谈宜昌码头文化傍晚练步磨基山巅和滨江的沙滩广场，常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感。
且听江岸，丝竹歌唱、轻绕岸柳；十里画廊，休闲文化、体育健身等群众文化活动蔚然兴起。
于是想到了几年前，人大和政协的众多的代表和委员力陈宜昌历史文化底蕴,酝出了一个欧阳修广场、张自忠将军纪念亭等等。
欣尉之际，又似乎觉得宜昌还缺少点什么？是不是被人们忘却或者日渐淡化了的三峡文化或宜昌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宜昌码头文化。
自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辟宜昌为通商口岸的一百多年的近代，宜昌文化的主流始终是带有三峡地域特色的码头文化。
宜昌古称夷陵，“江水至此而夷、高山至此而陵”，扼三峡东口、称川鄂咽喉。
宜昌开埠前，“三关八码头”，江上“日有千人扶手（摇橹）、夜有万盏明灯（桅灯）；开埠后更是码头争荣：继大东门、小东门（陆运码头）、大南门、小南门、中水门、镇川门、小北门和大北门等码头之后，溯江而下，又相继续建了招商局、二码路、大阪洋行、日清公司、隆茂洋行、下怡和、下一马路、大碑巷、验关房和盐局码头；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煤油公司还建有专用码头，“宜昌的江面飘着万国旗”（郭沫若《初出夔门》）。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宜昌由于航运业快速发展，由此而产生的力行、帮会更有“九帮三十六码头”之说。
江西、汉阳、武穴、黄孝、襄阳等外来人口在码头形成帮派、袍哥把持的同时，又将江南文化、荆楚文化与三峡文化融合；京剧票房应运而生，聊社、韵声、逸社等票房相继成立；寰球、寰星电影院和留园露天电影院、莎乐美电影院先后开张；宜昌沿江街巷码头和沙滩平坝，打鼓说书、小曲评弹、枪刀杂耍热闹非凡。
至三十年代，码头工人达四千人众，加上航运船员木驳船驾更是万众余。
码头工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用血汗钱养家糊口的同时，也于繁华之地籍以聊解苦疾、以悲亢的码头号子倾泻胸中苦闷。
在三四十年代抗战中宜昌的码头曾呈现万人跪扶抗日英烈张自忠将军灵柩登轮的悲壮场景；曾呈现千万码头工人和民众响应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为首的民生、招商、三北、强华等航运公司为主的数十江轮和数千木船抢运下江囤宜的工矿设备、抗战军火物资和大批军政工商人员入川撤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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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摘要
为了适应水陆运输的需要，乾隆时期汉口的码头逐渐建立，后来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继汉口通商后，码头林立，各种帮派也随之建立，码头成为兴盛一时的主要货物和人员的集中地。
除了保留初建时的货物运输等需要，码头的客运量逐渐增大，而搬货卸货产生的劳动号子更是层出不穷。
同时，作为“火炉”的武汉，人们纳凉的首选地便是这依托长江水的码头边，万家灯火为码头这粗犷的轮廓增添一份细腻。
这样，码头文化便在这亦商亦娱的功能中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随着城那市化的发展，码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势必为这九省通衢的武汉更增添一份活力。
关键词：码头码头文化长江
（一）汉水改道与汉口镇
明朝中叶以前，武汉一直都是武昌、汉阳的地理位置的统称。
那时候，我们现今所熟悉的车船林立，人潮拥挤的汉口只是一个四周芦苇丛生，人烟稀少的荒凉地。
每每到洪水暴发的季节，犹如一片汪洋，看不见陆地，而到了洪水退潮的季节，更是野草丛生。
这样的蛮荒之地怎么会是现在的汉口？这一切，都要感谢“汉水改道”。
汉水发源于山西宁强县大巴山系，自西北向南流入湖北，是长江最大的支流。
如此，就可以理解在洪水时期，犹如一片汪洋的原因了。
大概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70），汉水的下游连年大水，堤防总是决口，而这就使汉水下游的水文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他入江口淤塞，形成了一个主河道入江口，汉水流至汉阳县西排沙口，郭茨口间集中水流，径直而下，经过龟山北麓注入长江，形成今天的景观。
“汉水改道”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飘忽不定的历史。
新的水口的南岸仍称之为汉阳，而北岸，后则成立为汉口镇。
新的水口两岸地域开阔，港湾水域条件良好，再建立坚固的堤坝，很快便成为“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
（二）近代港口和码头
明确记载的民船码头是在乾隆元年（1736），天宝码头。
从此以后，在汉江沿岸的硚口到龙王庙一带，人们陆陆续续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码头，像杨家河、老水港、彭家巷、小硚口、五显庙、大王庙、龙王庙等，多达20多处。
但是，这些码头都是根据自然坡岸而建，设备非常简陋，如缆桩，跳板都是直接取材，少有坚固加工，安全性也小。
值得欣慰的是，伴随着轮船事业的兴起，受长江水位变化大，风浪大的影响，轮船码头也出现在世人眼前。
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汉口建立了宝顺栈五码头-----第一座洋行码头。
1871年，即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的第三年，在汉口经营砖茶的俄国茶商在汉口专
门建立顺丰茶砖栈码头，即汉口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
1897年，汉口马家墩建立了第一座民族工业专用码头----燮昌火柴厂码头。
这些近代船码头，和汉水、长江原有的自然坡岸码头相比，码头泵船的设置，不仅扩大了码头的规模，而且使逐渐都具有了客货两用的性能。
同时，近代的库场也随之兴起。
由于轮船相比之前民船落后的技术，载重量大，一座轮船所载的货物可以满足十几家甚至是几十家的货主的需求，要加快轮船的周转速度，就必须要有周转的设备，而库场便是随着轮运业的兴起而发展的，反之又为轮运业创造了更大的商机。
和库场一样，栈房也是伴随着轮运业的发展而兴起发展的。
最早在汉口设置栈房的人是英国人韦伯，时间是1861年，但是这只是韦伯从居民手中租到一处栈房。
第一个在汉口自主修筑栈房的是美商，金能亨。
他将他所属的金利源仓栈设于长江各口，并给出“十日之内，不计栈租”的优惠条件。
后来，中国航业公司招商局在汉口设栈，1899年俄商在今合作路、洞庭街口新建了新泰栈，一时之间，轮运业风生水起。
这些修建的码头、库场和栈房的设置，以及一些港埠设施，促进了码头的发展，推动了汉口镇的兴繁，同时也构成了近代汉口港鲜明的特色。
（三）汉口码头于秘密社会
码头与秘密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
说到近代城市的秘密社会，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旧中国上海滩上的青洪帮。
而武汉实际上也是一个秘密社会聚集地，比如著名的天地会。
汉口开埠以后，随着租借的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运的日益发展，长江沿岸相继拓建了一批近代轮运码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码头发展到14个，其中8个在租界内，6个在于租界相连的江边。
由外国洋行经营的洋码头，也占据着重要部分。
码头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近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这个近代大都会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
而这个与码头施行的“把头（头佬）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由于各码头对装卸工的需求时多时少，招聘装卸工常常因外商对武汉劳工市场的种种隔膜而难以措手。
外商为经营方便起见，一般通过包工头来招揽码头工人。
这些包工头居中收费“引荐费”，无本起家，形成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一种次生型雇工制，这就是“把头制”。
而这种“把头制”下的封建把头，自然会进行层层剥削工人。
第一，出卖“空扁担”。
随着码头业务的发展，更需要更多的人手，把头门就大肆卖出“空扁担”（即码头工作权）。
这样的话，以码头“肥瘦”（活路多少）为标准，标出价格，卖出。
买的人再次出卖，层层叠叠，剥削系统慢慢成熟。
第二，“吃空名”，所谓的“批股”。
跟股份制类似的，根据头佬的权势大小承认他们在码头上拥有若干名额分账的权利，每个人分得不等的空名字。
而这种情况下，造成实际参加劳动的人远远低于分账的情景。
第三，“雇三筹”。
那时候，那些没有“法定”的工作权，且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的劳动工人便是散筹工人，俗称“满天飞”。
就相当于现在的兼职，没有合同的，再加上，每个把头和包头工再剥削一点，可想而知散筹工人得到的工资少之又少。
在这种“把头制”下，码头头佬与地皮流氓、帮会势力相互勾结，分块割据，把头之间的利益冲突自然而然成为了各个帮派之间的斗争，地方当局根本无法管理。
于是便出现了“打码头”。
“打码头”事件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头与把头之间的争斗，而另外一种则是帮会与帮会之间的群体事件。
近代武汉，码头时秘密社会势力景象登台演出各种黑剧目的大舞台。
大码头上各帮派的冲突、残杀，是武汉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衍生出的变态，这种现象可以说不是什么好的现象，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但是却成为那些年代码头上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码头文化不可抹去的历史。
（四）码头的延伸
码头运作产生的附属产物一方面是这码头号子，另一方面则是这游泳纳凉功能。
劳动号子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而码头号子却是国家的文化遗产。
码头号子以人力搬运的号子为主流，根据搬运方式的不同，分为肩运和扛运两大类。
肩运类的号子又分为搭肩号子、肩运号子和堆装号子；扛运类的号子可以分为扛棒号子、单抬号子和扁担号子三种。
人民音乐家聂耳所创作的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中脍炙人口的《码头工人歌》，就是码头号子的结晶。
过了一闪又一山，层层步步很艰难；汉阳有个鹦鹉洲，日晒黄金夜晒银......”“哎！搬哪！搬哪！唉咿哟喂嗬......”这些充满斗劲，高亢激昂的汉口码头号子，是武汉市首批市级非遗项目之一。
作为汉口码头号子的传承人之一的熊建生曾说过，如果没有人继承下去，这也许会成为“绝唱”。
长江边新建的江滩就是延续了码头的纳凉功能。
码头作为客运工具的时候，一些等待船只的时候，在长江边上席地而坐，本身武汉就是“火炉”，夏天的温度极高，普通人可以在家里呆着，但是作为商人，特别是船商，一年四季就就需要与船为伍，炎炎夏日，也得进出货物。
随着轮运业的兴盛，码头边上的空地上边出现了小商贩，有卖水果的，茶水的，这样一来，本身在水边，湿度也相对马路大，添上商贩，这白天商人可以说是比之前好过得多。
渐渐的，商贩多了，晚上来此地玩水，纳凉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时之间，码头边上也繁兴起来。
大人带着小孩散步，游泳的处处可见，而也是这样，码头更是越来越为人们所知。
码头从兴起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而我们也看到，码头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它的商业化，它的娱乐性，慢慢地在融合升华。
只是渐渐的，城市化脚步加快，科技的发展足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可以享受纳凉的舒适感，更多的交通工具也代替了码头的一些功能。
或许，只有码头商人，码头工人才对码头有着依恋之情。
但是汉口的发展，武汉的发展，码头何时邀过功？就算被人们遗忘，它仍然在不停地运作。
在面对码头工人的时候，与他们交谈时，谈起码头，他们脸上泛起的的一种亲切感。
多少年与码头作伴，与船与这不竭的长江水为伴，他们见证着码头，而码头也一点点地充实着他们的记忆。
俗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当长江与汉水会和的时候，当“汉水改道”的时候，当汉口镇从蛮荒之地蜕变而出的时候，谁会想到如今的繁华与兴盛。
就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历史一般，武汉也不能没有这些码头，不能没有码头文化。
让码头文化和城市化一起走，去填补那些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空白历史，让这个城市更加完整，更加美丽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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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明麻，邹进文. 武汉通史晚清卷（上）（下）[M] .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6.6 皮明麻. 近代武汉城市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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