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11级图专二班徐清致学号2011302480065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

[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

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

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

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

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

”[3]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涉及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专著主要有清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国学概论》，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余英时《历史与思想》，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任嘉禾《考据学新探》等。

而20年来专门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

本文就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在以上著述的基础上作一粗浅的梳理和分析，并结合自己的观点加以评述。

一、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历史基础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

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学术传统。

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在先秦孔子时代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指对人或事进行稽考以取信，如《礼记·学记》说：“中年考校”；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订，《论语·八佾篇》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

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证之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六经为经典的儒家学术逐渐成为学术主流。

但因为时代久远，传抄有误，且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厄难，经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脱谬，或真伪可疑，或典制不明。

因此，为准确理解经典、发掘圣人微言与大义，考订之学遂发展起来。

《史记·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但考订之学发展至东汉后期，却陷入烦琐。

在此背景之下，东汉末年，经学开始向注重“义理”阐发的路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

南学尚说理，北学主义疏。

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建立以后，为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

由唐入宋，三教由相争而趋会通，遂有理学之形成。

宋明理学，注重对经典思想内容的阐说，形成以“理”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体系，在治学方法上则强调“体悟”。

理学家也并不完全否认考订之学，如朱熹就非常重视文献考据。

但自南宋末年起，理学成为官方学说，说“理”、论“性”、谈“心”成为儒学的主流。

明中叶以降，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承、陆九渊心学而起，以“致良知”为目的，强调个人道德体悟，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之学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

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不重视知识的思维发展到极端，导致明朝后期士子空谈心性，将六经束之高阁的局面。

面对理学的泛滥，许多有见识的学者纷纷开始指责理学的空疏。

在此情形之下，考据方法又开始受到重视，杨慎、焦竑、胡应麟等有不少考据学著述。

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

”[6]在该书中，钱穆接着写道：“绝口不言心性……有顾亭林……然其后乃成乾、嘉学风，专走考证一路，则真不谈心性矣。

学风之转移，以渐而至，率如此。

”[6]认为清代学术自“乾、嘉以后，走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路。

”那么，顾炎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何在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顾炎武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在开学风，二曰开治学方法，三曰开学术门类。

顾炎武所开之学术风气，即是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风，所用的方法则是考据的方法，所开的学术门类即包括后来考据学中的许多门类。

该书中多次讲到顾炎武每到一地，则务必打探该处的山川形势之要，他的目的就是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

结果“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

”有的学者沿袭这种思路，干脆把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从顾炎武往上追溯到明代考据学。

认为乾嘉考据学是明代考据学的延续与发展，把清代考据学从清初顾炎武上溯至明代考据学。

”更有甚者，则一直上溯到宋代、汉代一直到孔子。

这种追溯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

不可否认，前代的考据学确实是乾嘉考据学的源头，但是如果我们把乾嘉考据学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来考察，则上述的追溯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还会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2、认为是由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的高压统治政策导致的。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兴“文字狱”，使得文人对政治望而却步，只有一头钻进古代典籍中去追寻先贤的足迹，与先贤交谈。

持这种观点者往往引用龚自珍的诗文“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作为论据。

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以康雍乾三朝之庄氏史案、南山集案、查嗣庭、吕留良、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为证据，认为：异族猜忌，文字之狱屡兴……于是诸儒结舌，乃不敢治近史，性理之学又不可振，然后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而乾、嘉以下所谓“汉学”者以兴。

[6]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

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

[5]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写道：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

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

对这种观点，漆永祥在《乾嘉考据学研究》中通过归纳的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文字狱发生的次数、地域、案犯的文化程度、原因及案犯的社会地位来看，文字狱与乾嘉考据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认为，乾嘉考据学之形成更多的是当时学者心态、师承、家法方面的原因，文字狱高压政策并不能左右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路向。

陈寅恪早就说过：……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悉由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

[7]由此可见，文字狱高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决不是其主要成因。

3、认为是康雍乾时期实施右文政策的结果。

持这种观点者有清代的皮锡瑞及梁启超。

前者在《经学历史》中写道：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

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

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

[8]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一面社会日趋安宁，人人都有安心求学的余裕，又有康熙帝这种右文之主极力提倡，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虽没有前次之波澜壮阔，然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

”这种右文政策包括开明史馆、修四库等大型学术工程。

这些工程均需要浩大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且从方法上必然要求具备扎实的考据功夫，这可以说是乾嘉考据学如日中天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考察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

1、认为是由经济的发展繁荣导致刻书业非常兴盛从而造成传统文献异常庞杂，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语言文字殊异、版本互异、义理乖谬，这就要求必须对传统文献进行整理、考订，考据学时代的来临已成必然趋势。

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从入主中原到1683 年收复台湾，中间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其政权并不稳定，5但此后却获得了三四十年相对安定的时期，社会经济逐步繁荣，传统的手工业也逐渐复苏，刻书业也重新获得了发展，尤其是右文政策的施行，更促进了书籍的大量刻板、印刷、出版。

这种情况固然有利于文化的积极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却产生了相应的消极影响。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

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

”一矿之中，必定杂质纷呈，金子反而很少，故需要进行一番整理打磨的功夫。

比如就文字音韵来说，皮锡瑞就认为：“古人之语言文字与今之语言文字异；汉儒去古未远，且多齐、鲁间人，其说经有长言、短言之分，读为、读若之例。

唐人已不甚讲，宋以后更不辨。

”这种情况使得后人解经犹如瞎子行路，不辨东西。

漆永祥也特别提到，自宋代发明雕版印刷以来，中经元明两代，许多商人为了牟利，私刻、滥刻书籍的现象层出不穷，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文献一方面在数量上猛增，另一方面在质量上却反而下降了。

如果不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恐怕今日已无法读懂古书。

所以钱穆对清儒的考据学之功称赞有加，他说：“盖自有清儒之训诂考核，而后古书可读，诚为不可埋没之功。

其学风之朴诚笃实，亦自足为后人所慕仰。

”由此可见，乾嘉考据学的出现乃是由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其根本的原因之一。

2、认为受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揭开了中西文化碰撞、抗斥、融合的过程。

在这一文化接触中，西学对清代文化主体学术形态——乾嘉考据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但对于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程度到底如何，近今学者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

或强调西学对乾嘉考据学影响很大，认为乾嘉考据学在学术方向、范围、方法甚至思想等方面都直接受到西学的影响[9]；或认为西学对乾嘉考据学影响不大，甚至认为西学对中学没有什么启发作用[10]。

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而有失偏颇的。

由西方传入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用以考史，不仅解决了史书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人们阅读古籍扫清了障碍，而且受天文历法及数学严密推理方法的影响，使之在考证上更加严密，更具有科学因素。

并且，西学的传入并未影响到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其核心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