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免疫学

心理免疫学
心理免疫学(Psychoimmunology)是一门研究人的精神活动与人体免疫系统的关系的学科，它既包括了精神活动对免疫功能的影响,也包括了免疫系统对精神活动的作用，有时也被称为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PNI)。

上世纪20年代苏联的一些学者利用“条件反射”的方法使免疫活动发生了变化。

研究者们发现，被试者如果期望某种免疫反应，尽管这种期望不是有意识的，它也会对免疫反应产生影响。

Strutsovskaya 给14名儿童肌肉注射了γ的球蛋白，在注射之前和注射之后的3小时监视被试吞噬细胞的指数，实验结果表明，前四次的注射均使吞噬细胞的指数增加，可是在第五次注射时，尽管所注射的不是γ球蛋白而是盐水，结果也引起吞噬细胞指数的增加。

本实验的对照组只注射盐水，他们的吞噬细胞指数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免疫反应可以形成条件反射。

1974年，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德(Robert Ader)对老鼠做了一个条件反射学习的实验，获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在实验中，艾德试图通过条件反射教导老鼠将加了糖精的水和反胃产生连结。

在实验的第一天，他同时喂老鼠糖水并注射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一种会引起反胃的药剂）。

在接下来的几天，他喂老鼠糖水但不注射环磷酰胺，并记录老鼠喝水的量。

那些老鼠本来都很年轻力壮，但几天后，它们却开始生病死亡。

艾德当然知道环磷酰胺是免疫抑制剂，除了可以引起反胃，同时也会抑制免疫系统的作用。

他发现，原来老鼠不止将糖水和反胃产生连结，同时也将它和免疫系统的抑制连结在一起了。

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因为一直到那时候为止，医学上仍然认为大脑和免疫系统是两个独立自主的系统，不可能如此互相影响。

艾德很快地和罗彻斯特大学的免疫学家柯恩(Nicholas Cohen)博士合作，进一步探索受到行为制约的免疫系统抑
制。

他们两人杰出的实验，终于使得心理神经免疫学成了一门重要的学科。

后来艾德和一位小儿科医学家欧尼丝(Karen Olness)博士合作，将其观念在人类身上测试。

其对象为一名叫做玛拉蒂(Marette)的13岁女孩，她患了严重的狼疮病，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

为了抑制这个小女孩体内自我毁灭的免疫系统，医生们决定用环磷酰胺试一试。

然而环磷酰胺是有毒的，为了控制剂量以减低中毒的危险，他们决定同时试用条件反射作用。

医生们同时给她服用鱼肝油，由于不确定她较容易受到嗅觉或味觉的条件反射，所以也让她闻一闻玫块的香味。

在如此配合使用过三次之后，医生们开始以单纯的鱼肝油和玫瑰香味，而不用任何的药剂来与环磷酰胺交替使用。

因此在六个月的时间中，玛拉蒂只使用了六次的环磷酰胺，然而她好转的情形和完全使用环磷酰胺所可能达到的效果相同，而这样的结果是令人心动的。

科学家们发现神经和免疫系统会交互作用后，他们随即开始寻找生理上的连结。

经过不断的研究，在1975年发现第一个体内的天然麻醉药，它被称之为内啡肽(endorphin，又称脑内吗啡)。

内啡肽是属于一种较大的化学物质，叫做neuropeptide。

而neuropeptide可能是情绪反应和身体抵抗疾病之间的连结物。

此外，荷尔蒙也是会和免疫系统“说话”的化学物质，它具有帮忙调节体内活动的功能。

譬如说，肾上腺在面对压力时所释放的皮质类固醇(corticosteroid)已经证实会减低抗体和淋巴球的数量及威力。

为了因应内在的压力，个体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做出一些反应。

而心理神经免疫学则有别于个体对内在压力的反应，它是一门研究个体因应外在压力的反应之研究领域；它着重在探讨心理社会历程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活动之间的关系。

心理神经免疫学也强调个体心情状态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例如：有一个关于免疫系统的研究：研究者
邀请九十六名男性报告他们日常生活中正向与负向的事情。

在报告之前，要求每位受试者吃下一颗含有rabbit albumin的胶囊，再测量他们每日的唾液以得知每日的免疫反应之强度。

研究结果发现，令人愉悦的生活事件会带来较强的免疫反应；令人不愉悦的生活事件会带来较弱的免疫反应。

下丘脑整合大多数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是免疫调节的重要中枢。

Besedovsky最早发现免疫接种后最大抗体生成时，下丘脑腹内侧核和海马神经元电发放频率显著增加。

外周和中枢注射抗原或细胞因子都能引起下丘脑活动的变化。

如外周注射LPS引起下丘脑IL-1β和TNF水平升高。

脑调节免疫系统的另外一个重要机制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HPA)。

Besedovsky首先证明了抗原激发后最大抗体生成时的糖皮质激素高峰是HPA轴的激活所造成。

免疫激活后脑内最早的反应是下丘脑NA的活动，导致室旁核神经元合成并释放CRF，从而促进垂体前叶生成和分泌ACTH，导致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正常机体内存在激素、神经递质和神经肽对免疫系统的紧张性控制，免疫活动同样影响神经和内分泌活动。

神经细胞和免疫细胞都可以合成并释放神经递质、激素和细胞因子，这些信号分子成为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对话的共同生物语言。

有人认为癌症是一种心身疾病，近年来心理免疫学的发展更为之提供一定的依据。

如有研究表明，饮食因素及精神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是胃癌的高危因素。

据全国胃癌综合考察流行病学组(1981)指出，与胃癌相关密切的社会心理因素有：①性格特点：社会内向、抑郁、不灵活性; ②生活事件：青少年时期或早期的精神创伤。

张宗卫、郭艳容用自制的肿瘤流行病学研究量表测得，抑郁和不灵活的个性在胃癌的发生中有一定的意义(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北京城区调查表明，“好生闷气”居胃癌各类危险因素之首。

Miller在一篇综述中指出临床上有些肿瘤患者长期存活(15～20年)后突然复发，其原因均为在复发前6～18个月内有严重的情绪应激。

有人将不同疾病人群中出现类似的个性，称为一般性因子(G因子);另外，还有一种界定癌症特定部位和类型的心理神会因素，称为特异性因子(S因子)。

有研究表明，乳癌病人的S因子为：①孩子较小或没有;②难以发泄的敌意和被遏制的愤怒;③信奉宗教或社会的正统规定;
④犹豫不决; ⑤早年生活特征是童年丧失父母形象或由于父母冷淡而使童年期较少保护和爱抚，使之常处于抑郁与绝望心境中。

心理社会因素促进癌的发生、发展应是通过心理生理学途径实现的。

大量的实验表明，电击、创伤性恶性刺激、反复而集中的条件反射实验可引起神经系统的过度或普遍应激而促进“自发的”肿瘤生长。

下丘脑在中介心理社会因素对肿瘤的影响中起重要作用，下丘脑与免疫反应之间可能是通过植物性神经系统及神经内分泌等多种过程共同影响的。

有关的资料包括：
1.内在发怒(anger-in)伴有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外显的发怒(anger-out)伴随去甲肾上腺素的增加。

2.不同类型的应激可引起血、尿中激素发生明显的特异性改变，多数应激反应可致17-羟皮质类固醇、儿茶酚胺、甲状腺激素及生长激素的增加。

3.亲人丧亡(父母、配偶)、防卫应对失败而致精神抑郁时，会发生17-羟皮质类固醇升高或T细胞数减少。

皮质醇水平增高对乳癌病人的预后不良; 应对较好或灵活者，皮质醇水平低，预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