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金戈内容提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

而深入考察基础设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一套完整的全国及省际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

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基础设施投资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对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调整，进而通过永续盘存法分别估算了全国层面1953—2008年以及省际层面1993—2008年各年末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关键词：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投资一、引言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

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Rostow（1960）就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对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部门）的投入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World Bank （1994）对基础设施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减轻贫困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广泛讨论。

Aschauer （1989）通过对美国1949—198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核心基础设施存量（core infrastructure，如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机场、电力设施、输气管道、给排水系统等）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其产出弹性为0.24。

沿着Aschauer的研究，Munnell（1990a）利用美国1949—198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核心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37；Munnell（1990b）使用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的面板数据，得到高速公路和道路、给排水系统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6和0.12。

Finn （1993）则表明高速公路资本（包含其他交通设施）对于美国1950—1989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最显著的正效应，其产出弹性为0.16。

从文献脉络来看，对基础设施资本产出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而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则没有充分展开，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BEA）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供研究者使用，而其他国家则普遍缺乏这样一套完整的数据。

研究者只能借助于基础设施实物存量或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的数据来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Canning （1999）使用57个国家（地区）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电话和电力设施（实物存量）的产出弹性分别是0.14和0.04；Easterly＆Rebelo（1993）使用100个国家（地区）1970—1988年期间的横截面数据，Haque＆Kim（2003）使用15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7年的面板数据，均发现公共T＆C （交通运输及通讯）投资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

Kamps（2006）为OECD国家填补了这一空白。

他运用永续盘存法，估计了OECD各国1960—2001年间的公共资本存量数据。

由于OECD国家的政府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领域，因此这套数据可视为OECD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

国内学者对中国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范九利等（2004a）利用*金戈，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10018，电子信箱：freebluesky2002@126．com。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CJL01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09YJC880089）和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财政学）的资助。

感谢浙江财经学院李永友、朱丹的热心帮助。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1981—2001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表明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4；范九利等（2004b）则使用1996—2000年全国29个省市区的混合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9。

整体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尚不够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是因为研究者缺乏一套完整的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统计数据。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估算时期较短。

如范九利等（2004a）只对1981—2001年的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由于估算期限较短，使得基期的估计值对后期的影响很大，因此整体的误差也就比较大，而且较短的期限也不利于进一步的时间序列分析。

2.统计口径过宽且不统一。

如范九利等（2004b）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8个行业。

而范九利等（2004a）使用的基础设施统计口径则包括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部门。

3.现有研究尚未提供一套完整的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

尽管张军等（2007）对全国各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实物存量变化进行了深入考察，但没有对各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做出估算。

分地区数据的缺乏使得相应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也未能得以充分展开。

本文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利用现有官方统计数据，对全国及省际层面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细致估算，为进一步研究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一套相对完整而可靠的历史数据。

基础设施是一个具有多重定义的概念（Gramlich，1994），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1994———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中给出的权威定义。

根据这一定义，基础设施可以划分为经济基础设施（economic infrastructure）和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两大类。

经济基础设施是指长期使用的（long-lived）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及其为经济生产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具体包括公共设施（public utilities，如电力、通信、管道煤气、自来水、排污、固体垃圾收集与处理）、公共工程（public works，如大坝、水利工程、道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other transport sectors，如铁路、城市交通、港口、河道和机场）等三种类型（World Bank，1994，pp.13，24）。

社会基础设施则主要包含教育和卫生保健（World Bank，1994，p．24）。

根据世行报告及Gramlich（1994）的建议，本文仅对经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下文所提及的基础设施一律特指经济基础设施。

限于原始统计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的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期限为1953—2008年，省际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估算期限为1993—2008年。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并给出估算结果；第三部分则基于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进一步估算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最后一个部分对全文进行简短总结。

二、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1953—2008年我们首先对基础设施的统计口径、测算方法与基年基础设施存量的确定、缺失数据的处理、折旧率的确定、价格指数的选择等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给出历年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年末数）。

（一）基础设施投资的统计范围为了估计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我们需要利用各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

然而，国内各类统计资料均未直接给出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只能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估算。

参照世行报告给出的经济基础设施范围，结合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的可得数据，本文将1953—2002年期间基础设施投资的统计范围界定为经济中用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三个科目的固定资产投资。

严格而言，地质勘查业并不列入世行报告界定的基础设施范围，但由于统计口径的限制，我们只能将其归入基础设施；而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虽然属于基础设施，但没有单独的统计数据，只能将其忽略。

从2003年开始，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通信行业与计算机服务形成一个新的科目，水利管理业与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合并为一个科目，而地质勘查业则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合并为一个科目。

由于地质勘查、科技服务均不被列入经济基础设施范围，因此，我们在统计时将这一科目剔除。

这样，2003—2008年期间基础设施投资的统计范围为经济中用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四个科目的固定资产投资。

①（二）测算方法与基年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估算1.测算方法国内外研究者测算物质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由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如Kamps（2006）、张军等（2003，2004）、范九利等（2004a）。

本文也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全国和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其计算公式为：Kt =Kt—1（1－δt）+It（1）其中，Kt 为第t年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It为该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均按不变价格计算。

δt为资本折旧率。

2.基年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估算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选取的基年为1953年，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提供了从1953年开始的全国分行业基本建设投资数据。

已有文献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和假设估算基年资本存量，如张军扩（1991）、何枫等（2003）根据资本产出比乘以国民收入倒推基年资本存量；贺菊煌（1992）则运用迭代方法进行估计；此外，更多文献，如Hall＆Jones（1999）、Young（2000）、范九利等（2004）、张军等（2004）都运用某一个比例作为分母去除初始年份的投资数据以获得基年的资本存量。

不同的方法和假设得到了不同的基年资本存量，但就如Young（2000）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关心的是较近年份的资本存量，那么初始年份选择越早，基年资本存量数据对近期资本存量数据的影响也就越小。

因而，不管采用哪种方法和假设都不会产生太大问题。

本文接受张军等（2004）的假设，即以10%作为分母去除1953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推算出1953年的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为202亿元（按1953年不变价格）。

（三）关于原始投资数据的说明与缺失数据的处理1.关于原始投资数据的说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提供了2002—2008年的全社会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原始数据，但没有提供2001年以前绝大多数年份的全社会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①本文的统计口径与张军等（2007）使用的口径一致，但比范九利等（2004）的口径小，后者还包括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资本。

据。

①幸运的是，上述统计资料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分行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数据（截至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