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近代中国多重危机交织,改变了中国人长期具有的大国主义和安全心理。
强烈的危机意识及其催生的经世情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诉求。
史学新观念的确立是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旧的世界图景的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进化论与民史观的确立,推动了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科学观念的全面渗透,则最终实现了史学思维方式的近代化。
在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中,致用与科学作为史学价值追求的两极,经常呈现“跷跷板”效应,无法有效统一,这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王贵仁(1967―),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河南开封475001)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功能,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影响时代文化特征的一种稳定的主体因素。
“历史学溯源其萌芽状态时起,就同历史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历史思维的变革推动历史学发展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史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
”[1](P262)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实质上是一次历史思维或历史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并由此建立起了中国近代新史学。
一、危机心理与致用情怀主体的思维方式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存在影响下,由一定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知识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主体思维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影响主体思维方式形成和变化的内驱力,左右主体思维方式的趋向。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大国心理和“天下独尊”的优越感,在历史学观念中表现为“天朝中心”与“华夏文明正统论”。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意识逐渐取代民族优越意识,成为国人社会心理的基本状态。
1841年8月,在广东被革职的林则徐途经京口遇老友魏源,谈及广东情势,说出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2](P348)的忧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开始扩散,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官僚士大夫。
论20世纪的史学
虽然新史学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的，但不是说新史学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中国的，而是说在两种文化的交流背景下，才使得中国的学者反思，反省自身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新史学的研究在中国的诞生。又由于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使得史家将各种文明既做纵向的前瞻，有做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的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由此角度来比较闻名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方法各有不同。于是中国的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广，方法越来越多理性，指导观念也越来越创新。但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得以兴起和完善终究归于以下五点：
3.新史料的发现。近的不备，亦可决定后期史学的途径。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
的局限性
杨艳秋
【期刊名称】《齐鲁学刊》
【年(卷),期】2015(000)003
【摘要】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
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
评析梁启
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总页数】8页(P32-39)
【作者】杨艳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相关文献】
1.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J], 郑先兴
2.论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 [J], 王标
3.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J], 徐国利
4.科学主义思潮与20世纪初期新史学 [J], 赵晓阳
5.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 [J], 侯云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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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经历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性剧变。
西学，尤其西方及日本近代史学的输入，对于中国史学冲破封建旧藩篱、创立近代新史学体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
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着述。
译着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
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
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着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
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着：《英民史略》、《万国中古史略》、《拿破仑兵败失国记》、《增订五洲通志》、《交涉记事本末》等。
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思潮的探索与实践——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为例
［ 摘 要］ 萧一 山是 中国近代 著名清史专家， 也是 梁启超“ 史学” 新 思想的继承者。青年 时期 ， 发奋 著述《 他 清代通 史》， 形 成了“ 民族革命 史观” 并 以之作为贯穿清代近 三百年历 史的主线。其 内涵主要 包括肯定清初郑成功抗 清事业， ， 重视天地
萧一山（９２ １７ ）原名桂森 ， １０－ ９８ ， 号非宇 ， 江苏铜 山 （ 治今徐州） ，９０年人北京大学史学 系 ， 人 １２ 师从梁启 超 学习史学 。学生 时期撰成《 清代通史》 上卷） （ 。其三卷
业 的高度评价 ； 二是重视天地会 的作 用及其对清末革
命运 动的影响 ； 论述太平天 国运 动是民族革命的 三是
成功在历史上 留下的光辉一页。
萧一 山的“ 民族革 命史观 ” 形成 于《 清代 通史》 上
卷和中卷相继完成 的 １２ ９０年代 ， 是在其 长期 深入研究 清代全部复杂历史进程 的基 础上提 炼 、 升华而成 的 ， 它
主要解决贯穿近 三百年清史 的主线 问题 ， 主要事 探讨 件演进之 内在关 系 ， 也涉及 到考察从清初 至晚清历史
［ 关键词］ 萧一山； 史学 ； 新 民族革命 史观 ； 清代通史》 《 《 ； 清史大纲》
［ 作者简介］ 田 园（９ ５ ） 女 ， １７一 ， 湖北省武 汉市人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 ， 主攻 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
［ 中图分类号 】 ０２ ［ Ｋ９ 文献标识码 ］ ［ Ａ 文章编号 】０ ３ ０ １ ２ １ ）２— ０ ０— ５ ［ １０ —７７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收稿 日期 ］０ ９一ｌ ｏ ２０ ２一 ９
试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思潮的主要内容。
试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思潮的主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代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国际史学也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
就西方史学而论，这种重新定向大体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动因，也有其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
整个战后世界形势的急速变化，尤其是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引发对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乃至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涌现一批新史学思潮，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史学流派的兴起,如年鉴派、社会史派、心理历史学、精神史学、结构主义史学、知识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叙述史学、大众史学、比较历史学、追溯考古史学、地理文化史学等等。
由于这些史学流派与传统史学差距甚大,故被统称为“新史学”。
一、新史学的“史学观念”所谓史学观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它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看法，如对现实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对史学研究中主体（历史学家）与客体（研究对象）关系的认识等。
传统史学认为,历史主要就是政治史，历史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搞清政治事件、政治法律制度的背景和后果,主要在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作史料调查,再现和说明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问题。
新史学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有着更广泛的理解，认为历史就是以往人类的全部活动。
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理与情感等方面的关系。
在回答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距离更大。
传统史学是一种记叙与归纳性的描述史学,而新史学则是一种分析性史学。
新史学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描绘过去,而是为了回答问题。
它象其它学科一样,应有理论性思维和方法验证,具体说来,应有理论指导,分析模式,研究设想,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和假设、证实或证伪,以及定量定性分析。
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构建的过程；历史学家写过去，同时也是在写现在，他是以过去来反映当代，亦即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布洛赫所云：“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
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
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
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古代思潮：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时期。
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对社会秩序和个体道德有着深远影响。
2. 近代思潮：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
西方科学、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的引进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潮。
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积极倡导改革，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以发展国家。
3. 革命思潮：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
反帝反封建思潮兴起，华盛顿会议原则、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成为中国思潮的重要代表。
4. 改革开放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倡导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的思潮兴起，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
5. 当代思潮：21世纪至今。
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思潮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知识分子的追求逐渐多元化，一方面继续关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也关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民主权利等议题。
总体来说，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可以看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由传统到现代、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的态势。
2021届高考历史考前复习课件-4.7-全国卷12分试题-提取信息类
苏联解体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等
以上表格中的历史事件体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展变化的诸 多趋势,请从材料中提炼出一个趋势并结合所学的世界现代史知识予以说明。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第一问趋势,根 据材料“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对全国广播,提出‘杜鲁门 主义’”“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两国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以苏联让步收场”“为 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等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最终这届奥运会的参加国只 有80个”,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战后世界出现美苏两极“冷战”对峙和局部“热战” 动荡的局面;第二问说明,可以从全面“冷战”和局部“热战”两方面论证,论证 过程中要史论结合,可以结合美苏政治、经济、军事对抗、柏林危机、古巴导弹 危机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典型历史事件加以论证。
黑人奴隶奋起反抗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为了独立和自由, 手持长枪与奴隶主殊死搏斗,最后胜利出逃。
突出汤姆的阶级觉悟,最后一幕安排他因反抗而遭受火 刑,临死前发表痛斥殖民者罪行和鼓舞被压迫者抛弃幻 想、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演说。
——据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等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 表述清晰。)
答案:示例:论题:西学东渐推动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多元化。 (2分) 论述: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标志着进化论的诞生,梁启超将该理论与史学 结合,推动了“新史学思潮”的出现;新文化运动宣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科学精 神得以传播,王国维主张“二重证据法”与胡适用科学的眼光审视中国旧有之学 术,都推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诞生;十月革命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将其与史学结合,从经济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 郭沫若则从辩证唯物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一步推动了“唯物主义史 学”思潮的发展。(8分)由此看出, 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也受到了近代思想 解放潮流的影响,体现出时代的发展。(结论认识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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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
“新史学”思潮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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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20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
”①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20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
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
实。
但进入20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领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
但是30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
在学术界己往的研究中，关注通史体裁变化、内容多样性的研究颇为集中，②而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演变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
本文拟从20世纪初、20年代、30至40年代三个时间段的观察，探讨中国史学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并由此对“新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仲国通史》写作尝试
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毫无歧义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国门洞开，中国历史、学术文化及价值体系亚须被重新评价，以便让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信力以及前进的方向}鼓“革命”不仅仅于政治而言成为
一种时髦的话语，学术文化领域也不甘落后，从诗歌、小说到史学界无不树立或高举“革命”大旗“史界革命”也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也予以倡导“新史学”若具体到“中国史”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明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
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肪列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①这段话可谓是对《中国通史》编撰兴起原因的最好阐释。
二、“新史学”的方法论转向与通史写作的困境
20世纪20年代，中国通史的观念及写作实践有非常明显的转变。
有研究者将1900一1915年视为中国通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奠定期，②而另有研究者则认为新式中国通史发韧于晚清，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次高潮。
③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则可以发现20年代是中国通史写作的一个相对低潮期。
其中缘由，正在于“新史学”由重史观而转向重方法。
在这一转向中，“考史而不著史”的价值取向与“欲为通史必先做好专史”的操作技术使通史的写作面临着双重困境。
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将科学话语输入中国，“新史学”亦由早期的“求人类公理公例”转向追求专业化与专门化。
在这一进程中，胡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称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蔡元培赞扬其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
④在胡适自己的表述中，其成功则主要归于将“进化观念”转化为“历史的态度”。
⑤胡适进而以方法为切入点，撰写((a青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章，提出“整理国故”的鲜明口号，将中国现代学术在“科学方法”的思维下真正启幕。
胡适之后，其弟子顾领刚进一步提出“疑古”学说。
疑古史学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而这种诊释正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
顾领刚自述说:“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
”而其理想则是以“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
他说:“我很想得到些闲暇，把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弘纲细则根本地审量一下，更将这审量的结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严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学。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实证主义逐渐成为史学主流，以至于出现了论者所说的“新考据学派’，⑤，也有学者称20世纪史学存在着“乾嘉范式”⑥。
在崇尚考据的学风之下，真正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多是专
题性的研究著作。
陈寅J洛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
”⑦这正是科学史学的实证旨趣所在。
三、科学史学反思下的通史写作高潮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在这一背景之下，史学的经世功能被极度彰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①的风气得以改观。
张荫麟对这种现象有比较准确的观察:“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
②现代研究者则指出:“专注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当时民族危机的局势，似乎也相隔太远。
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和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
”
在这一时期，通史出现了一个撰写高潮。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20世纪30, 40年代出现了40余部中国通史著作，而1938 } 1943年间即有20余部。
就连以考据著称的“史学二陈”也分别调整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方向。
1943年，陈垣在致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
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
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
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饱古琦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己。
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螟眩，厥疾弗廖也。
”
④陈垣所谓“有意义之史学”即指讲授全祖望学术，他在史源学授课与研究中也采用全氏的饱古琦亭集》作为教材，这是因为全氏书中多有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名节记载，能够激发故国思想，振起北方士气。
陈寅烙仅有的两部疏通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成书于30, 40年代。
四、结语
通史在20世纪上半叶不同时段的命运正是“新史学”发展螺旋形前进的体狐“新史学”的演变，其实一直处于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的纠结之中。
虽然“科学化”是一种持续的口号追求，但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史学始终不能远离时代，科学求真的“较真”与“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客观理念很难真正持续地贯穿于史学实践中。
同时，通史的写作离不了归纳与疏通的运用，这就会关涉到传统史学中“通”与“专’、“考据”与“义理”之争的问题。
钱穆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前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有一个评议:“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
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
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
其最之口号，厥为以科学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
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
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
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
”钱穆给出的解决之道是:窃谓上述两派之争议，平心论之，亦是各有立场，各有见地，合则两美，分则两损。
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上述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冶之于一炉。
’新式通史是20世纪初期以来“新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如何既能揭示历史的规律，又能立论翔实，经得起推敲，使“考据”与“义理”完美结合，迄今仍是值得每一位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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