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相马与公开赛马

伯乐相马与公开赛马

古时有一个卖千里马的人，连续三个早晨立于市场，却根本无人过问。他找到伯乐，商量了一个办法。第二天，伯乐来到这匹马的眼前，“还而望之，走而顾之”结果“一朝马价十倍”。

伯乐相马之术，一定是十分高明的。从古到今，人们对他赞不绝口，以至推而广之，把凡是有眼力，能识人，识物者都称之为伯乐，就是一个明证。治理之道，首重人才。把一个杰出人才挖掘出来，是一桩大功德!鲍叔牙把管仲推荐给齐桓公，使齐国大治，从而让齐国跻身春秋战国的霸主地位。人才就像千里马，是能够帮助企业家驰骋商场的好帮手。在分秒必争、强者生存的竞争模式中，优秀的人才是众所瞩目的焦点，谁能够洞察时机延揽人才，谁就打开了通往胜利之途的大门，在强手云集的商战中就多了一张制胜的王牌。要知道，正是各种“千里马”使我国发展“春风得意马蹄疾”，从改革开始不过短短时间内就能使我国实力大大雄厚起来。一个时代的兴盛必定是人才的兴盛。扼杀人才竞争，社会就会毫无生机，离衰败也就不远了。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古代，许许多多有能之士常常被埋没、被扼杀。在缺乏公平、公开竞争的社会环境里，“千里马”对“伯乐”的依存关系显得特别突出。爱才若渴的明君贤相被人们比喻为“伯乐”，人们希望有“伯乐”来发现自己，为自己提供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做一番大事业。“千里马”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在现代崇尚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千里马”则有可能选择和寻找到“伯乐”，享有更多的自由发挥才能的机会。但是，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人们都存在选择和被选择的问题，致使一些人才得不到有效的挖掘。你去选择他人之时，你要问问自己是否有一双识别“千里马”的慧眼，你是否“伯乐”；你被别人选择之时，你自认是“千里马”，当然希望选择者是公正的“伯乐”，自己才不会被埋没。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想，即使是伯乐固然会发现一些人才，但是，在相马方面也未必不会走了眼。如诸葛亮错选马谡，致使“败失街亭”，致使整个计划功败垂成；何况，靠伯乐相马的方式，只顾及少数甚至几个人，不能解决目前社会急需大量的人才问题。

那么，怎样的选拔设计最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呢？应该说，有伯乐，必会识得大批良马，但倘有疏忽，错用坏人、庸人、懒人，是打不开局面，反而把事情搞糟。其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人民群众的眼力，不但不比圣贤哲人差，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恐怕比圣贤哲人还要高明。在人才的选拔方面，来个公开赛马将更好些，让一匹匹待选的“马”在群众的眼皮下，表现自己各方面的才能。是马是骡，就拉出来溜溜，让群众去评价其优劣。公平竞争，能让具有实力和特长的人才充分发挥，利于组织部门发现人才，选拔到有发展潜质的人才。选拔制度一旦达到公正、公平竞争，那么就能形成了你追我赶的新局面，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心就会随之消失，代之为是光明正大的竞争上岗。让一些具备当干部的人选拔出来。这种方法在战争年代用过，那时军队干部极为缺乏，通过这种方法能大量解决我军的基层指战员少的问题。实践也证明，这种选拔方法是可取的，除了极个别的外，所选出大部分是好的，也能胜任。

相马不如赛马中国历来把人才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清官和好皇帝身上，“伯乐”的故事千古流传就是这种传统心态的体现。张瑞敏指出：“伯乐相马”

在封建社会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马”作为一种人事制度，不规范，不可靠，这种把命运挂在别人身上的机制出人才的效率是很低的。要做到用人的公平、公正、公开，“赛马”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好制度，它能激发人的活力，让人才真正体现出实力。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你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人才，今天看看培养张三，明天考虑一下李四，如果这样你就本末倒置了。你的职责应该是建立一个可以出人才的机制。这个人才机制自身就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人才。这样，优秀人才可以源源不断地填补空缺。

当然，我们不是一味贬低伯乐相马，在新的条件下采用新的方式，即我们就是采取先民主，后集中的方法，这种人才选拔机制方法恐怕更为科学吧。即两者结合，就能有效减少失误，用赛马制又能从中选出大量合格的人才，充实到社会各个角落，而对高素质的人才的选拔，这与当事人的知识和修养等有关，就往往需要有“慧眼”的伯乐来识别，还需要组织考察的办法，有了这个选好人的基础和方法，就能从中遴选出少数优秀人才，给人委以重任，充实到各个层次和各行各业，让他们都在各自重要岗位中大展宏图，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利益。通过组织选人，体现在重用什么人，提拔什么人上面，如果重用的，提拔的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其他人就会努力往这个方向走。

人才是创新之本，一个国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和能量，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如果人才涌现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甚至产生人才断层，那么任何地方的发展战略，最终都会落空。那何以谈求国之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