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研讨会概述.doc

“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研讨会概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研讨会概述2008年10月23 26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湖北省政治学会协办、襄樊学院承办的中国政治学会2008年年会暨回顾与展望：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

21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与会学者围绕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这一主题，研讨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学与政治发展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一、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杨海蛟研究员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第一，恢复和重建阶段(1978 1985年);第二，飞速发展阶段(1986 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阶段(1989 1991年);第四，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30年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二是开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全面研究，明确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探索了中国民主模式，比较了民主形式，对精英民主论、协商民主论、草根民主论、混合民主论等理论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三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四是中国政治学界在理论创新、思想启蒙、政策设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对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作出了具体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邓大才教授对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总结。

他们认为，要将实证方法的研究推进到更高阶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从权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从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从空间政治向时间政治延伸;从质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学科延伸。

杨海蛟研究员认为，3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经验有：首先，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再次，始终坚持在汲取人类政治学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

他认为，目前我国政治学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仍然不够雄厚;第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缺乏共鸣，重大基本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第三，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仍有待系统化。

本次年会也指出了中国政治学努力的方向：一是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二是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三是在创新思想、理论、观点的同时，要注意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使其能更多地为各级决策者所重视和采纳;四是要努力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既要争得在国际政治学界的话语权，也要在和国内其他学科的并行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继续推进政治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人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桂琳教授提出两个继续保持：一是继续保持政治学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与人民的火热情怀;二是继续保持政治学界一贯的团结、和谐、学术包容之风。

二、中国政治30年的发展与会代表认为，中国政治发展30年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时期以及党的十七大后启动新一轮政治建设时期等五个时期。

30年的政治发展取得了十个方面的主要成就：一是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政治理念;二是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三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四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五是六次政府改革与创新，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建立起现代公务员制度体系;六是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监督体系和相对健全的廉政制度;七是一国两制构想在港澳地区成功实践，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经验;八是政治治理技术逐渐成熟;九是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十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世界上显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红太教授认为，30年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就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_政治理论论文知性思维②、旧唯物主义、”意识哲学范式“下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再是一种”发展史“,而成为了一种”倒退史“.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方式的解读方案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样一条”解读模式“下，我们看到的不是把马克思哲学真正解读成一个以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毕生志业的革命者，而被装扮为一个以社会批判理论为哲学创造的经院学者。

这是否是这种转型被确认为进步的时候，应该展现给世人的理论承诺呢？难道把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等的互文本阅读中，马克思的意图就可以真正从”他者“之中得以显现吗？在这样一个以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为自诩的”最高深的学问“中，有些学者似乎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之所在。

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再加上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早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动摇了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

③这都导致了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原则和立场的主动放逐，当然更谈不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开放性不是以牺牲掉自己内在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为代价的。

撤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质性差异和原则界限的”栅栏“,把解构理论、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概念和语境在非批判地挪移成包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排除”西文本“自身作为西方现实制度本身的观念补充不说，但就哲学层面来讲，这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弘扬其批判精神，而是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品格并使之融合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中去，从而成为了思辨哲学的附庸。

困惑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实质是”进步说“抑或”倒退论“范式转型成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就哲学界这几年所讨论的问题域来讲主要有”五大哲学范式“:生存论哲学范式、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活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④。

而学术界为何乐此不疲地建构各色哲学范式呢？其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那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范式转型。

基于此种转型的合法性依据，一批主流学者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它和现代西方哲学一起走向了一种”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哲学”进步“.理由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那里被阐释为”四个超越“”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

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

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两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

“”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

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

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

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

“”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由此，该学者指认：”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

“”与近代西方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①现在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种”哲学范式转型“能否是哲学的进步？转型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型很难认定为”进步“.首先，这种哲学转型的思维方式超越”二元论“是以悬置”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为支援背景获得”根基“的。

在”进步说“的学者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把物质或精神实体当做世界的基础和本质，主客、思有关系问题的谈论也由这种实体本体论出发的。

而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大都主张撇开实体本体论来谈论主客、思有关系问题。

而认为主体和客体只有互为对方、只有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有意义。

至于作为自在地存在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如果是处于主客关系之外，对主客关系就不发生影响，则可以借现象学的方法”悬置“起来。

浅层上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近代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哲学走向是完全奠基在哲学唯心主义基础上实现的形式上的转变。

因为真正客观维度上的存在问题已被悬置起来，就是说”本体论“被从哲学上完全抛掷以至于沦丧到单向度的主体一面。

其次、在寻求”主客统一“的”存在“中消解”主客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过程中，有学者在分析实践这一概念时曾指出”不能说思维和存在的媒介是实践或感性活动，而是实践或感性活动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属’，是思维与存在未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揭示人之为人的本原性存在。

意识、思维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或思维不能还原的源始性。

因此，要分析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不仅仅是将被思维包裹的存在释放为源始的生命活动，而且把这源始的生命活动看作思维与存在原初的统一。

“②这是目前学界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曾在批评施蒂纳不承认客体只承认主体时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和性爱的关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