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制度与科举考试

一、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1.从其性质看，书院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官学和私学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完全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首先，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书院是面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官学，是以官家子弟作为教育对象，主要是面向上层社会的。

所以，从书院的创办、招收对象来看来，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为孔子所创办。

它和书院都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向下层社会开放。

但另一方面，私学一般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而书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因此，书院不是官学，但有一些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借鉴了私学的某些做法。

书院通过对两者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并贯穿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

2.从教育体系看，书院是一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包含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的衔接。

教育层次单一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严重脱节。

历代王朝对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发展高等教育而压制基础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多是由民间自发创办的，其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

然而，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书院也正是顺应潮流而出现的。

它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脱节的局面，形成了包括两者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合理的发展，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3.从教育职能来看，书院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相连，二者相得益彰。

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书院一开始是图书的收藏之所，后来由于官方的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教学职能明显增长。

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书院成为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后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传统，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中心。

书院教学的特色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教授为辅，名师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出许多读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学生要做读书日记，记录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并且要善于质疑，鼓励争辩。

同时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

在明代，形成了讲学制度。

在讲会中强调平等论学，由此提高学问修养，到达互相学习提升的目的，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教学方法非常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与修炼，另一方面，讲会制度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融各家之长，所以，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

”[1]4.从管理上，书院采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显了一种“人性化”的精神.首先，作为书院组织管理者的山长，通常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专家或主讲教师，脱离教学的管理人员比较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学术之间的交流。

其次，从宋代书院开始，就实行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5.从师生关系上来看，书院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相处融洽，相互促进.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一种良好的学习榜样。

书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书院大多采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书院教师言传身教，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间情深意笃。

这种良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又能够发展学生的个性。

朱熹就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和学生相处融洽，生前深受学生的尊敬，谢世后，学生仍对他长久追念不忘，为了继承师业，他的弟子们自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广招学生，以此继承先生。

二、古代书院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1.开展多元化主体的办学模式.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社会、企业、团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支持。

民办教育是完善的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繁荣教育文化事业，为公办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

2.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是升学率，而高等教育关心的是优秀人才的选拔，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脱节。

古代的书院制度对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官学和私学，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分家格局的变革，给了当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镜。

[2]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做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与平衡发展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

一是确立两大教育系统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衔接两者的办学理念育人观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学地安排教育教学内容，高等教育要体现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选择和个性彰显。

3.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个基本职能。

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3]教学成为高等学校活动的附庸，教学作为一种很难实证和测量的隐性的东西，往往被忽视，但教学永远是学校工作的主旋律。

正如纽曼所言：“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

”[4]因此，我们应从书院的模式中有所启发，明确两者的关系。

（1）必须把教学作为高校的中心活动，同时把科研置于重要地位。

（2）高校应根据教师个性、年龄、学科的不同，对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

（3）应建立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评价机制，以此来影响学校的办学与教师的行为。

4.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书院的教学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疑点进行讲解。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识宝库因为社会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地更新知识。

[5]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怎样迅速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

[6]书院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我们今天高校的学生自身能力培养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5.发扬自由、民主、开放式精神.书院的讲会制度蕴涵看一种“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与朝气，就必须对外开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间的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国际开放，同时还应当对教育对象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讲会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气氛，对教授的教学过程也有借鉴意义。

6.努力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近年来，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学生不够尊敬老师，有的老师业缺乏对学生的关爱，甚至出现了“你教你的书，我上我的课”然而，教师在一所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高校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师生协调一致，团体合作。

（2）师生平等民主，教学相长。

（3）尊师爱生，关系融洽。

但是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甚少，更谈不上对每位学生的特点有所了解，发展学生的个性了。

因此，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像古代书院一样多安排师生共处的机会，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

7.采取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现行高校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严重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场所，高校的管理工作应该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行民主管理，通过选举推荐一小部分学生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

同时参与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师也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多融入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

书院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是我国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人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

今天的高等教育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存在着许多现实的问题，必须从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书院的宝贵经验以新的生命力，对高等教育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

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

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

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

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

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

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

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

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

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

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

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

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

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

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

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

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

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