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该文为云南红河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培育先进政治文化，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项目编号：XSS05018）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贺良林（红河学院社会科学部云南蒙自661100）摘要：从家长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

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正朝这一方向不懈努力着。

政治文化；民主；法治；公民关键词：“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

”[1]（P21）从概念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现实，同时又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演进。

政治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在社会、历史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文化千差万别。

千差万别的政治文化犹如条条支流汇聚成人类文化长河，每条支流固然具有其个性特征，但它必定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吸引和影响，从而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人类文化的共同特征，否则它将会变作死水一潭，直至最终消亡。

政治文化的这一特征，决定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也正沿着这一方向发展。

具体的说，就是从家长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

1.从家长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家长制可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组织的核心精神，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政治生活的缩影。

家长制从其最初意义看，是一种伦理性家庭、家族的组织结构，后来由于治国安邦的需要而发展成为国家的组织形态。

家长的政治文化在训练和诱导国人的人格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家长制政治文化的阴影下，人格的塑造完全按照统治阶级规划好的模式发展。

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意无意表现出的奴性仆从、阿谀奉迎、虚饰欺骗等心理与行为都可说是与家长制政治文化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以言代法、以人代法、官大于法，所体现的也正是家长制的政治价值意识。

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

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2]（P63）民主即“人民统治”，说明民主政府不是由某一个人、一个阶级、特权阶层或某个团体所掌控，而是一个人民作为整体并以自己名义来行使权力的政府，其基本原则包括政府必须服务于人民、政府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被统治者的意志通过选举来表达、多数统治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等方面。

有人说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有民主之意。

这种说法首先应予肯定，但这远远不够。

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君民关系而言，从来就是君本而不是民本。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也重“民”，但“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是被怜悯的对象。

这种重民思想培育的只能是对“官”与“皇权”的肯定。

近代民主归功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其民主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有所局限。

当我们对西方社会民主的缺陷加以批判时，并不意味着是对它的全盘否定。

人类文明是有继承性的，过去总是今天的基础，今天总是过去的发展。

中国既然是在人类发展至今的全部文明基础上进行建设，它就不能排斥其中有价值的遗产，就不能不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有益成果。

具体到制度模式，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宪政原则，包括自然权利、人民主权、权力制衡、依法行政、程序原则等等，都已经逐渐成为与家长政治相抗衡、为世界人民所认同的政治选择。

它们并非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专利，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当有人讲“资产阶级民主的不真实”时，并不是说上述一系列根本原则的虚假，而是说这些原则的实施还有余地；当有人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更完善的形式”时，也并不意味它应断然抛弃上述原则，而是说这个民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众基础之上。

以民主制代替家长制，培育和造就民主政治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2.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法治，从形式上讲是指国家不仅通过法来管理社会，而且它本身也为法所支配。

具有普遍、公开、确定性特征的法律规则是衡量国家行为的标准，国家行为的选择及其方式都取决于法的认可与否；从实体上讲，法治是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理想化的拟制，是人类文明的尺度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1]（P337）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主与专制是根本对立的。

君主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国家权力视为个人权力。

这样，个人的人格就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治人格，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基础。

君主专制无处不折射着人治的痕迹。

我们不能说封建专制时期没有法律或法律制度，但我们绝对可以说它没有“法治”。

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皇帝出口为宪，其诏、旨、策、谕等皆为法，这种法律不是为了治理国家，而是使它成为绝对的“人治”工具，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就集中概括了专制统治下法律的局限性。

法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亚里士多德在回答“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这一问题时，明确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3]（P167）到了资产阶级时代，“法治至上”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的普遍准则。

恩格斯由此认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法学世界观”。

在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的支配下，各种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尤其是由于预付的信贷制度）复杂的契约关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的公认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准则……”。

[4]（P546）从这个意义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实行全面的法治，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标志着传统的专制和人治时代受到了根本的冲击和动摇。

中国需要法治，而且需要比资产阶级更彻底的法治。

“中国人主张中庸，所以恶趋极端，因为恶趋极端，所以不信一切机械式的法律制度。

”[5]（P11）所以历史上，法治在中国是失败的。

商鞅变法而遭车裂身殉；秦始皇严法却种下亡国祸根。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用人治。

而正是由于人治，德政之国、专制之国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

可以说，古代中国治乱循环、近代中国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治的专制制度。

中国若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实现由人治专制走向民主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6]（P146）3.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建筑在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现代文化，它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逐渐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

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它表现为自主自律、自由自觉的主体价值要求，强调权利本位、主体价值和自由理性精神；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个性、参与、创造、开拓；在共同体生活中，表现为高度的角色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公共精神。

臣民文化与公民文化是相对应的概念，并分别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适应。

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政治的一统天下，君权绝对至上，“普（下转第100页）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上接第98页）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主政治下，民主政治根本无从产生。

偶有圣贤明君重视人民，也只是民本思想的流露。

专制统治下的国民无需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无需做自己的主人，只需做一个安分的守法主体、一个顺从的义务主体即可。

另外，强烈的封建等级制严格固定了所有人的身份，公民文化更是无从产生。

中国古代社会，一贯奉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奴婢、奴才、臣子、臣民等等都遵循严格的等级界限，每一等级不可逾越。

三纲五常的长期教化侵蚀了人的心灵，使得民众安于这种等级划分，并习惯成为顺民。

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心理，这种心理集中表现为权力至上、权力崇拜，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为就是“学而优则仕”；圣人掌权、清官心理，把公平、正义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上，没有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裙带之风盛行，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重视编织人际关系网，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造成人们的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

上述臣民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必须用公民文化取而代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向这一终极方向不懈努力，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与重建、政治价值取向在个体与集体之间调适”。

[7]（P8-13）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文化已经发展到现代政治文化的全新状态，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换需要一个相当的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传统的负面作用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每一位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加强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积极推动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1]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转引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5]《林语堂评说中国文化》第一集[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7]李月军《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分析》[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贺良林：（1972—）男，河南信阳人，云南红河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行政特许的方式进行。

因此，理论上有倾向将公用企业纳入行政主体，认为如此有利于使公用企业有效承担公益保障的责任，承担相应的公法义务，避免政府通过民营化方式规避其传统的公法义务。

假设公用企业具有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那么相应的公法义务和责任的承受主体范围就会扩大。

比如民营企业从事特定公用事业经营，其基础是其与行政授权机关签订的特许协议。

关于相关公用事业单位行政管理权的附条件、附期限的让与，政府保留在企业违约的条件下，即采取措施收回相应管理权的弹性。

⑨这种情况下，公用企业在法律诉讼中的地位将会出现争议，因为这种弹性，实质上仍然可以为政府规避公法义务提供途径。

这种弹性规则，类似于美国各州关于州立大学法律地位在诉讼争议时能否得到宪法第11修正案有关政府豁免诉讼的保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