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NHS制度的理念嬗变及对我国新医改的启示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以提高人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而英国作为世界上医疗卫生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经验对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本文将从英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发展历程、体制构建、医改经验等方面分析，探究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英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发展历程。
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英国政府开始介入并提供对医疗卫生的支持和监管。
20世纪初，英国推出了第一份全国性的医疗卫生计划，建立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医疗保障体系。
NHS实行国家资助和财政拨款，并提供全民医疗保障服务，这一体制的建立为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奠定了基础。
我们来看一下英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体制构建。
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主要由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私人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机构组成。
NHS作为国家提供全民医疗保障的主体，其服务范围覆盖整个国家。
私人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机构则为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提供更高级别的医疗服务。
这种体制构建充分发挥了国家和市场的作用，为不同层次和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医疗卫生保障。
我们来探讨一下英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医改经验。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一直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其中最突出的改革经验之一就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英国政府通过推行全民医疗保障、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监管等举措，不断提高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
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相对应的是，英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医改经验可以为中国提供重要的启示，即要坚持全民医保的基本方向，积极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监管，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NHS信息化变革对我国医药卫生信息化的启示_栾国春
体系还不够完善，部分标准与产业相脱 子健康档案，推动医保、医疗、公共卫生、
节，无法在实际应用中推广。由于标准 医药信息整合为重点的区域医药卫生信
应用的不同，已形成了大量的“信息孤 岛”或“烟囱数据”，给后续的区域医药 卫生信息共享和部门业务协同带来障 碍，并削弱了信息化提高资源配置效能 的作用。
三是投入渠道单一问题。目前，我国 医药卫生信息化的投资、建设、营运主体 主要是各级政府，缺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建设的运行机制。信息化建设具有长期 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特点，需要持续不 断地大量资金投入。从近期看，这种资金 支持体制，会因财政负担而难以为继；从 长远看，公共资源垄断、缺乏有效竞争、没 有创新动力的运行机制，也难以形成贴近 百姓需求、具有专业水准的公共服务。
成本，造成大量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又 建立全国性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已是当
制约了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普遍存在 务之急。该系统应以广覆盖、具高效、可
协作效率不高、设施和资源共享不足、社 共享和可交互为目的，让中国城市和农
会化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
村的医院和诊所都能够充分使用和分享
二是“信息孤岛”问题。标准化是 到该系统所带来的好处。在全面开始整
对我国医药卫生信息化的启示
我国现有情况 我国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起步， 经历了 ３０ 余年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局，从 医院向其他各个业务领域不断延伸，逐渐成为医药卫生系统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化。据卫生部对全国 ３７６５ 所 医院信息化现状调查结果，８０％ 的医院已经形成以费用和管 理为中心的信息系统。目前，这些信息系统开始向以病人信 息为中心的临床业务支持和电子病历应用方向转化。 二是医疗卫生业务的信息化。近年来，医疗卫生相关部 门在疾病控制与突发事件应对、妇幼卫生保健、卫生监督、 医疗救治、药品监管、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型合作医疗等 领域建设各类信息系统，全国性的行业纵向系统超过十个。 三是区域医疗卫生的信息化。一些地区开始进行以人的 健康为中心，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为重点，实现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英国的公立医疗体系为中国的医改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方向。
英国的医疗体系以国民健康服务（NHS）为基础，提供国民免费的公立医疗服务。
这样的体系保证了公平、公正的医疗权益，将医疗服务从市场价值中分离出来，使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相对平等的医疗服务。
相比之下，中国的医疗体系仍然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和医疗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
中国可以借鉴英国的公立医疗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平衡公益和市场机制的关系。
英国的综合医院管理经验对中国的医改也是有益的启示。
英国的医院管理由政府、医院管理委员会和医生组成的三方共同负责。
政府负责制定政策、监管医院管理体制，医院管理委员会则负责制定医院经营策略、确保医院运作顺利，而医生则负责医疗技术和病人护理。
这种三方共同管理的体制保证了医院运作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也实现了医生的自主权和病人的权益保护。
相比之下，中国的医院管理由政府垄断，医生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医院运作也存在着许多效率低下的问题。
中国可以从英国的综合医院管理经验中借鉴，探索出一种公平、透明、高效的医院管理模式。
英国注重医疗服务质量，为中国的医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包括临床效果评估、患者满意度评估、医院质量指标评估等，并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
这种评估体系促使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同时也提高了患者对医疗服务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相比之下，中国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估体系相对薄弱，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质量了解不足。
中国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建立起科学、全面、公正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估体系，提高医疗服务的透明度和质量。
英国的医保制度为中国医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NHS）由政府全额投资并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同时社会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也有一定的医保功能。
这种医保体系保障了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使医疗服务真正惠及全民。
相比之下，中国的医保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基金缺口、医保待遇参差不齐等。
英国NHS医疗模式及对我国医改的启示
中国劳动保障报/2010年/12月/24日/第003版声音・观察吸取市场化教训保障民众有病可医英国NHS医疗模式及对我国医改的启示吴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医疗改革是世界性难题，目前全世界尚没有一种理想的模式。
英国、北欧、南欧以及众多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国民健康服务”，也被称为“英国模式”，对我国的医疗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NHS成立于1948年，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资助医疗体系，旨在为英国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是在市场化的负面教训下建立起来的。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致使很多穷人根本看不起病。
于是，医疗保险金成为“伦敦的发明”，一些慈善家捐款给医院，为穷人免费治疗。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医疗体系组织有效，给战后英国NHS的建立提供了示范作用。
战后不久，工党政府颁布《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
凡英国公民，包括在英国合法居住的外国人，都可享受国家的免费医疗服务。
1951年，英国政府对免费医疗制度进行微调，引入处方费制度。
NHS的资金只有11%来自国民保险税，81%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其他来自于医药处方费和慈善捐赠等。
社区诊所和大医院分工明确NHS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基础医疗和医院医疗两级服务制。
基础医疗是主体，负责居民的非急诊类的看病，75%的NHS资金用于此。
在英国，每位居民或外国人都要在住地附近的社区诊所登记注册，工作人员会指定一名家庭医师(GP)负责，患者就医必须先到社区诊所就诊。
诊所的电脑与社区和有关医疗部门联网，只备常用药，类似于中国一些单位的医务室。
居民凭医生处方到NHS药店“买药”，只付处方费。
家庭医师的角色类似我国的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和单位医务室的保健医生。
医院医疗包括地区医院和教学医院的医疗。
地区医院通常是该地区的医疗中心，接诊从第一级机构转诊来的患者；教学医院以急救和诊疗重大疑难病症为主。
如果居民有大病或需要进一步诊治，则由家庭医师替病人预约医院专科医生，由基础医疗服务转入医院医疗服务，住院治疗则享受全额免费医疗。
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经验，并深入剖析这些经验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文章首先概述了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沿革和主要特点，然后详细分析了近年来英国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通过对英国改革经验的总结，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这些经验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包括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政府主导、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多元参与等方面。
文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改革建议，以期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历史悠久，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改革和发展。
其最初的形态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慈善医疗和公共卫生措施。
然而，真正的现代医疗保障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当时的社会变革和工业化进程使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开始介入医疗保障领域。
20世纪初，英国政府逐步建立了一套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保障制度，这被视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开端。
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侧重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确保了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
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也不断完善。
政府加大了对医疗保障的投入，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
英国还引入了国家卫生服务（NHS）制度，为全民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包括预防、治疗、康复等各个方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财政压力和医疗服务的质量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加强医疗服务的区域化管理等。
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虽然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但也导致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服务质量的差异。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英国医疗卫生体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医疗体系之一，对中国医疗卫生改革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具有“全民医疗”的基本特征，它包括国民健康服务（NHS）和私人医疗服务两个主要部分。
首先，英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全民医疗”特点可以为中国提供重要的借鉴。
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深入人心，它包括了大量的医疗机构和医生，针对所有人提供基本医疗和药物物流服务，涵盖了从预防保健到急救、住院治疗以及长期护理的全方位医疗服务。
这一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可以有效地保护贫困人口的健康，让他们能够收到相对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为中国现阶段的医改提供重要的参考。
其次，英国医疗卫生体制的“门诊医生负责制”可以为中国的基层医疗体系提供启示。
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中，每个居民都被分配到一个固定的本地医生门诊，并且可以选择其他医生。
在中国，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较弱，医疗资源缺乏和流动性大，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可以学习英国的门诊医生负责制，纵向整合目前零散的基层医疗资源，让基层医疗机构拥有更高的治疗效率和专业性。
最后，英国的“廉价药品政策”可为中国开展药品安全和流通监督提供重要借鉴。
英国政府实行“药物国民服务”计划，将大量医疗资源投入到医药研究和药品质量控制之中，针对不同药品，政府给予不同的补贴。
此外，英国还建立了药品价格审批机构和药品评价机构，对药品品质和价格进行严格的把控。
中国医改和药物安全方面一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从英国的立法、监管、评估等方面进行借鉴。
总之，英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进行医改时，应该充分发挥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作用，优化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加强药品安全和流通监管，加快推动医疗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对中国医改的启示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保障基本医疗权益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准。
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NHS）是该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全面医疗保健服务，包括门诊就诊、住院治疗、药品配给等。
这种模式确保了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论其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如何。
这为中国的医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即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基本的医疗权益。
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注重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
英国政府通过不断宣传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等方式，鼓励人们加强健康意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从而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
中国可以从英国的健康教育经验中学习，积极推动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有效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实施了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英国通过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网络，合理规划医疗机构的布局和医疗资源的分配，确保每个地区都能够获得公平的医疗服务。
英国倡导家庭医生制度，鼓励居民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初级保健和疾病预防，从而减轻了医院的就诊压力，有效降低了医疗费用的支出。
中国可以在医改过程中，借鉴英国的医疗资源配置经验，建立合理的医疗服务网络，通过家庭医生制度，推动分级诊疗，减轻医院的就诊压力，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还注重医疗质量的提升和监管。
英国通过建立医疗质量评估机制、强化医疗服务的监管和审查，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这为中国医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即加强医疗服务的质量监管，建立健全的医疗服务评估机制，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水平，保障居民的健康权益。
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为中国医改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教训。
英国的医疗卫生体制面临着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等因素，英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医疗资源较为匮乏，医疗服务水平较低。
中国可以从中学习，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确保各地区都能够享有公平的医疗服务。
NHS信息化变革对我国医药卫生信息化的启示
NHS信息化变革对我国医药卫生信息化的启示总结英国NHS的信息化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资源整合、信息共享、服务集约、监管有效。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借鉴英国NHS的信息化发展经验，需要多措并举地促进我国医疗信息化的发展。
首先，医疗资源整合，提高医患之间的互动和对相关信息的掌控力。
将不同部门和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全国性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已是当务之急。
该系统应以广覆盖、具高效、可共享和可交互为目的，让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医院和诊所都能够充分使用和分享到该系统所带来的好处。
在全面开始整合前，需利用现有资源和已开展的相关工作，按照地方组织申报、先行组织试点、国家实行后补助的方式，开展试点工作。
一方面，建议选取东、中、西部各2个城市，开展以推行电子病历和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推动医保、医疗、公共卫生、医药信息整合为重点的区域医药卫生信息化试点城市工作。
同时，建议开展以电子病历和药品、医疗器械管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以城市中心医院与社区医院、乡镇医院以及边远地区县级医院网络医疗合作为重点的远程医疗服务等试点工程。
其次，信息共享，统一标准。
国家医药卫生主管部门要从国家层面以制度和规章的形式要求医疗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标准统一，而且要符合通用标准，如HL7 3.0等，这样可避免“信息孤岛”和“烟囱数据”的发生，提高医药卫生信息共享和部门业务协同的能力，有效地发挥信息化提高资源配置效能的作用。
第三，服务集约化，建立身份识别代码。
由于中国有众多的人口，而且大部分人口来自农村，患者身份确定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
因此，以推进医保“一卡通”为契机建立身份识别代码，一卡通的信息除了姓名、身份证号码、医保号码以外，还要增加唯一的身份识别代码，最终将其运用于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健康管理的一体化体系当中，连续协调、方便可及地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坚实的信息支撑。
第四，加强监管，务求成效。
医药卫生部门每年应组织专家对医疗信息系统进行抽查，从信息记录、信息价值等多方面进行考评，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确保信息是真实有效且能为广大医患更好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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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ＮＨＳ制度的理念嬗变及对我国新医改的启示笪龚文君１，２（１．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２．宜宾学院，四川宜宾６４４０００）[摘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英国在卫生保健方面，建立的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 ），即“贝弗里奇”模式的医疗保障制度。
该模式以高度的公平性和福利性闻名于世，在为国民提供全方位的免费医疗服务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从而成为当今世界典型的医疗保障模式之一。
研究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制度理念的嬗变及其对实践的影响，能为我国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启示。
[关键词]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理念；启示；新医改[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2）09-0056-052012年9月第34卷第9期当代经济管理CONTEMPORARY ECONOMY &MANAGEMENTSep.2012Vol.34No.9收稿日期：2012-06-14网络出版网址：/kcms/detail/13.1356.F.20121011.0909.01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2-10-1109:09:02AM 作者简介：龚文君（1982-），女，四川宜宾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作为福利国家的代表，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采取的是当今世界上被效仿最多的典型模式之一———“贝弗里奇”模式①。
在此模式下，国家调控和医疗服务各个环节的高度公共化是最为核心的特征。
从该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制度理念的变化及其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作用，也能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医改提供启示。
一、前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时期：从“惩戒”思想到国家责任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强调通过惩治懒惰的贫民来根治贫穷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特别是贫困与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化，英国民众的健康状况也不断恶化，健康问题逐渐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又一重要的社会问题。
这时，英国仍然依据济贫法制度的规定，主要通过济贫医院对那些收入较少、无力支付其他医院较高费用以及接受院内救济的贫民提供医疗服务。
由济贫法“惩戒”的基调思想所决定，政府以及当时各个教区对就诊人员的个人品行、医药供应、医疗设备购置以及医疗人员数量和工资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济贫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
另外，早在17世纪~18世纪，英国就已经出现了私人医疗保险和工人医疗互助制度，他们成立了“友谊社”、“工人俱乐部”以及“共济会”等民间组织来应对疾病风险的挑战。
到19世纪末，这些民间组织已经逐渐发展成地区自愿性包括健康在内的民间自愿健康保险机构，但覆盖规模还极为有限。
所以，当时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力量都难以满足英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在这个时期，大量学者对英国的贫困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各方面社会思潮的涌动，有力地促进了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
自由主义者主张不要政府干预解决贫困等问题，而让个人和市场去调节。
亚当·斯密认为，“他（市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自己出于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往往更有效地促进社会效益”[1]；马尔萨斯则以其人口论说明对穷人的救济只能导致人口增加，从而加剧失业和贫困。
与自由主义者相反，有的学者逐渐认识到，完全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贫困不完全是个人的懒惰所致，而是由于国家的经济状态和政治组织的缺陷，解决贫困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责任。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劳动公社，通过改革实验来构造理想的社会模式，并主张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实现按劳分配乃至按需分配[2]。
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贫困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最大威胁，也是对社会的威胁，政府必须摆脱无为而治的传统，通过立法来干预贫困问题。
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则提出“个人的命运是一个社会问题，国家对个人的命运承担着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英国原有的济贫制度的真正缺陷在于它破坏了人的劳动本能，济贫必须由政府统一进行管理，停止一切院外救济，将一切院外救济活动集中于济贫院进行[3]。
此外，费边社的代表人物萧伯纳、韦伯夫妇等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老弱病残者的需要都应该由公共福利来承担，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那些在健康的时候以及在整个成年时期曾经诚实劳动的人们，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以及整个晚年都应该享受到劳动报酬，主张政府设立市医院，提供良好的国民健康服务。
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是霍布豪斯和霍布森，他们主张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来解决贫困和疾病等社会问题，既承认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也反对老自由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观点。
在以上种种学派观点的影响下，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疾病健康保险在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中的重要性和通过立法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紧迫性。
1911年12月16日，在执政的自由党人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等人的努力下，“全民义务健康保险法案”得以通过。
法案规定，因疾病、生育不能工作者，给予现金补贴和医疗照顾，政府承诺国家在国民健康保障中的责任，标志着英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开始，原有的私人医疗保险和工人医疗互助制度等民间自愿健康保险逐渐被社会医疗保障所替代。
二、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建立：贝弗里奇报告的应有之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社会要求建立有效的国民保健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
工党也公开宣布，建立一种针对全体民众的统一的国民保健制度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重要事情。
这一时期，英国政府成立了健康部，大力发展医疗服务，积极改善医疗条件，使得英国民众的健康状况明显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英国工党执政时期，是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
英国政府为了鼓舞全民一致抗战，承诺要将“战时国家”变为“福利国家”。
1942年11月，以贝弗里奇勋爵本人署名的《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报告得以通过，成为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
在报告中，贝弗里奇将医疗保障看作保护和维持人们的工作与收入能力的手段，倾向用国家补贴加上固定比例社保缴费而非一般税来偿付[4]。
考虑到不同的筹资方式和医疗服务供给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成本，他主张同时从保健筹资和提供两方面入手考虑医疗保险的问题；强调国家和个人均有义务使得患病之人恢复健康。
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其反应并不一致，但由于普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英国政府不得不对报告采取接受和支持态度，使之成为一份官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文件，并开始制定各项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有1944年2月发表的《关于健康服务的白皮书》。
到1946年秋，英国议院通过了《国民医疗服务法》（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并于1948年7月正式实施。
根据法律规定，英国实行惠及乡村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中央政府进行卫生规划，使医生在全国各地区均匀分布，地方政府则负责规划医院和分配预算的经费，保险经费来源于税收。
至此，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在英国建立起来。
该体系具有五大原则：国家对国民负责的集体原则；三层医疗（即由全科医生提供初级医疗服务，专科医生在医院承担专科和住院等二、三级医疗服务，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和社保部门提供公共卫生保健和社区医疗服务）提供的综合性原则；医疗覆盖不以收入而以需要为基础的广泛性原则；医疗服务标准对所有患者均一致的公正性原则；医疗专业人员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私人营运的专业自主原则[5]。
应该看到的是，尽管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具有高度的福利性和公平性，实施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运行也基本顺利，但却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国民医疗服务法实施后第一年，英国医疗保健的支出就以未曾预料的速度增长，之后每年持续攀升。
在过于强调覆盖的广泛性和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同时，缺乏对患者的制约和激励，从而产生道德风险等问题，患者没有遏止费用上涨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加重了财政的负担。
由于实行计划管理模式，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和对信号判断的失真，使得医生积极性不高、医院运行效率低下。
患者不得已转向私人医院就诊又导致了国家医疗卫生经费流失、医疗费用变相增长，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
因此，不可避免地，这一体系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三、保守党激进改革：新保守主义的崛起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后，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英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福利国家的筹资基础被动摇。
由于福利国家政策带来的社会保障费用大大上涨，政府被迫提高税赋，税收挤占了私人投资和消费，进而遏制了经济的增长。
在高赤字、高通胀、高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之下，英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医疗费用控制和医疗质量与体系的效率问题。
1979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后，撒切尔政府针对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其后的梅杰政府的改革措施也与之一脉相承。
作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撒切尔的改革主张体现出鲜明的新保守主义特点。
英国新保守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当中都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社会保障思想，顺应了当时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在医疗保障方面，哈耶克认为实行强制健康保险是合理且必要的，但坚决反对实行单一的国家健康保险制度，而积极倡导发挥市场作用和个人责任。
受到哈耶克主张的影响，并结合当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者的观点，撒切尔认为，福利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源泉，英国的经济问题不是出自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出在供方。
因为过高的、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各项政府开支严重超支，导致税赋过高；这又和不断上升的雇员工资等交织在一起，变相提高了投资成本，降低了雇主经济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造成经济停滞、失业增加；而工资不断上涨，加上政府的赤字财政又带来了成本推动等形式的高通胀。
因此，必须压低，至少遏止社会福利和工人工资的上涨速度，减少税收，降低政府过多的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好转和就业增加[6]。
她强调，要减轻英国经济所受的沉重社会保障负担，合理弱化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与地位，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中应该承担更加积极的义务与责任，努力做到国家责任和义务与个人责任和义务的基本平衡。
在医疗保障领域，撒切尔政府和1990年上台执政的梅杰政府主要实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第一，采取总额预算控制费用，将卫生支出的比例控制在GDP的6%左右；第二，精简机构，提高管理集中度；第三，引入综合管理制度，提高效率；第四，引入内部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医疗服务购买者和提供者的分离，并重组了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各级管理机构。
改革突出了对医疗保障制度实施私营化和市场化，转向了以市场调节为主，利用市场机制的竞争作用既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也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并使得公众对医疗服务体系的满意度有所提高。